摘要：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众多珍品中，清康熙郎窑红釉穿带直口瓶以其深邃艳丽的红色釉彩，被誉为“故宫十大镇馆之宝”之一。这件高20.8厘米的瓷器，不仅代表了康熙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的最高工艺水平，更是中国陶瓷史上红釉烧制的里程碑之作。

二十厘米高的瓶身，

凝聚着三百年来的审美追求与技术探索，

是中国颜色釉瓷器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众多珍品中，清康熙郎窑红釉穿带直口瓶以其深邃艳丽的红色釉彩，被誉为“故宫十大镇馆之宝”之一。这件高20.8厘米的瓷器，不仅代表了康熙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的最高工艺水平，更是中国陶瓷史上红釉烧制的里程碑之作。

01 郎窑红的诞生：一场美丽的意外

18世纪初，江西巡抚郎廷极奉康熙皇帝之命，到景德镇主持御窑厂务。他的首要任务是尝试复烧失传数百年的明代祭红釉。

祭红釉是明代宣德时期的一种著名红釉，但其配方在明末已经失传。郎廷极召集景德镇最优秀的工匠，经过反复试验，虽未成功复原祭红，却意外创烧出了一种更为鲜亮的红釉。

这种新型红釉色彩绚丽，红艳鲜明，有“明如镜、润如玉、赤如血”的美誉。人们以郎廷极的姓氏命名这一釉色，称为“郎窑红”，这也是陶瓷史上唯一一个以督窑官员姓氏命名的瓷器品种。

02 工艺奇迹：“脱口垂足郎不流”的技术巅峰

郎窑红的烧制技术极为复杂，其特点可概括为“脱口、垂足、郎不流”。

“脱口”指器物口沿部分釉层较薄，露出白色胎体或呈现淡青色，俗称“灯草边”。“垂足”是指釉料在高温下自然流淌，器物下部釉层厚实，色彩浓重。“郎不流”则是因为工匠在圈足外侧刮出一个二层台，阻挡釉汁流下底足，这是郎窑红瓷器独特的施釉技法。

郎窑红釉属高温铜红釉，需要在1300℃以上的还原焰中一次烧成。铜分子在高温下的呈色对窑内气氛和温度变化极为敏感，成品率极低，以致景德镇流传“若要穷，烧郎红”的民谚。

03 形制与功能：实用与审美的完美结合

穿带直口瓶的造型为直口、长颈、垂腹、圈足外撇。足外墙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穿孔，可穿系绳带，便于提拿和固定。

这种设计源于古人对于无梁、无系、无扳手器物的使用智慧。明代高廉在《遵生八笺》中记载：“故官哥古瓶，下有二方眼者，为穿皮条，缚于几足，不令失损”。

瓶身通体施红釉，因釉质在高温烧造时垂流而使口部显露出白色胎体，底部红釉凝聚，釉色浓重。这种自上而下的颜色渐变，赋予了器物独特的韵律感和动态美。

04 乾隆皇帝的青睐：御题诗中的艺术评价

此瓶最特别之处在于瓶底镌刻有乾隆皇帝的御制诗：

“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炙工。

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

插花应使花羞色，比尽翻嗤画是空。

数典宣窑斯最古，谁知皇祜德尤崇。

乾隆乙未仲春月御题。”

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乾隆对郎窑红釉瓷器的喜爱和推崇，更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件刻有乾隆御题诗的康熙官窑瓷器。诗中，乾隆将郎窑红的釉色比作雨后的红霞，认为连西方的宝石也难以媲美，足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05 文化寓意：中国红的精神象征

郎窑红釉穿带直口瓶选择红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在中国文化里，红色一直被视为表示喜庆的正色，寓意着庄严、幸福、吉祥。

清代康熙皇帝尤其喜爱红釉瓷器，在当时，红釉器是皇家御用，存世皆为珍品。收藏界有“家有郎红，吃穿不愁”之说，可见其珍贵程度。

红色是中国的“国色”，自古以来就承载着吉庆、福禄、富足的寓意。郎窑红的那种深艳的红色，被称为“牛血红”，它不仅是一种颜色，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红色的特殊情感。

06 艺术价值：颜色釉的巅峰之作

郎窑红釉穿带直口瓶被誉为“千窑一宝万红之冠”，在收藏界享有崇高地位。它与宋汝窑、元青花比肩，被学界认为是明清颜色釉的里程碑。

这件作品展现了康熙时期景德镇窑工们高超的技艺水平和艺术修养。其釉色鲜艳浓烈，具有强烈的玻璃质光泽，釉面除大片纹外还有不规则的牛毛纹，体现了自然天成的美感。

郎窑红的烧制成功，标志着中国铜红釉烧造技术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为后世红釉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中国古代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

今天，当我们站在故宫博物院的展柜前，凝视这件郎窑红釉穿带直口瓶，依然能被那抹历经三百年不褪的红色所震撼。它不再是简单的瓷器，而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见证。

这件作品告诉我们，最美的艺术创造往往源于不断的探索和实验，甚至来自“失败”中的意外收获。郎窑红釉穿带直口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其影响远播海外，成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

在当今社会，它提醒我们珍视传统工艺的价值，以及在创新中传承文化的重要性。正如那抹绚丽的郎窑红，真正的美，能够穿越时空，永远闪耀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

来源：湘灵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