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 要〕“转型过渡期”不仅是对国际关系现状的描述，更是对现代国际关系本质特征的深刻概括，其已成为理解全球化时代和多极化世界中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核心概念，内涵较之以往更为深刻。从历史维度看，“转型过渡期”具有国际权力格局调整、国际利益分配调整、国际秩序复杂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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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转型过渡期”不仅是对国际关系现状的描述，更是对现代国际关系本质特征的深刻概括，其已成为理解全球化时代和多极化世界中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核心概念，内涵较之以往更为深刻。从历史维度看，“转型过渡期”具有国际权力格局调整、国际利益分配调整、国际秩序复杂演变、危机变革交织加速等规律特征。21世纪百年大变局下的“转型过渡期”将会对国际体系变革产生更大范围的颠覆性影响，不确定性也更为突出，将会催生国际社会治理体系的新思路与新模式。

〔关 键 词〕转型过渡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81, 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5）2期0039-26

20世纪以来的国际政治格局历经三次演变：一战后形成“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二战使“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彻底崩溃，形成“雅尔塔体系”，即美苏两极格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美苏对立的两极格局终结，“一超多强”局面出现。进入21世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最基本的时代特征。国际政治动荡持续演变：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性挑战凸显，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式微，国际政治与世界秩序在此影响下进入“转型过渡期”。在此过程中，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其发展趋势成为国际政治“转型过渡期”变革动荡的关键。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明确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概念。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国际局势“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出“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 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的论断更是直观反映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社会面临更多风险与挑战，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交织，给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造成巨大冲击，“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全面把握“转型过渡期”的规律特征，有助于我们立足现实，统筹谋划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同时和平推进过渡期国际关系持续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关于“转型过渡期”的研究综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任何一次体系范围内的重大历史变革，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期，这也是引起国际政治转型的根本原因。国外学者在国际政治转型相关问题的研究中较多关注霸权兴衰、领导者更替的问题，国内学者则更多关注世界转型、多极化转向以及中国在“转型过渡期”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政治转型的相关研究兴起，西方国家尤为关注国际政治“转型过渡期”霸权兴衰与领导权更替的相关问题。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世界强国建立全球性的政治体系，并制定规则和提供安全等公共产品，体系中其他国家免费消耗这些公共产品，在经历一定周期后这个体系终会衰落崩溃，新的世界体系由新的世界强国建立。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某中心国家实际上只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可以同时在生产、销售和金融方面优于所有其他中心强国，这种暂时的顶点就是我们所说的霸权。 此外，他还根据长波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扩张将耗尽其调整能量的必然性和世界体系转型的可能性。吉尔平提出世界政治的变革总是通过一场接着另一场的霸权战争所实现的，认为国际体系的过程是：平衡—不平衡—平衡，霸权始终遵循建立、成熟、衰落的模式，且霸权的衰落必然会被另一个霸权所取代。

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学者在国际政治“转型过渡期”的研究中较多关注世界向多极化格局转型。陈启懋提出世界进入了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两极对立的格局向新的多极格局转变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世界基本矛盾是东西南北问题。 黄庭炜、杨明杰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斗争被提上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的中心日程，90年代将成为新旧秩序转换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斗争基本态势是西强东弱，反霸贯穿其中。 袁正清提出过渡时期国际政治的新特征是全球化趋势，政治经济化，东西力量对比的西方化和国际政治主体多元化，认为亚洲价值的兴起与国际政治的转型相呼应。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大国权力关系的调整愈发明显，学界对国际政治转型过渡的研究更加深入，美国霸权的兴衰依然是美国学者最核心的关切。2004年美国学者在《大趋势：2020年的世界》的报告中探讨了世界转型的本质及特点，提出全球化不可逆转，美国即便在经济、技术、军事上继续保持其单一的最强国地位，也有可能会失去某些领域的领先优势。 2008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的《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指出“世界转型”的趋势，认为到2025年，美国实力相对衰落，不再享有超级大国地位，而只是“平辈中的第一”；多极格局最终形成；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二强国。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论述了世界格局将迎来大洗牌，各国或者各地区奉行着各自的秩序规则，地区之间的不同秩序观导致的冲突成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国际问题。 黄柏农（Pak Nung Wong）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生产力的进步，国际社会迟早会出现多极化、多元化的世界新秩序。 阿尔文·苏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则认为2030年不会形成美国衰落后的多极或单极格局，极有可能形成中国主导的单极格局。 马克·耶斯利（Mark O. Yeisley）在比较了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这四个金砖国家后认为只有中国最有可能成长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进而成为国际体系中新两极中的一极。 亚当·沃德更加强调“转型过渡期”的复杂多变性，认为国际环境将无序发展，会让所有参与者在可预见的未来面临更大的风险。

国内学者一方面肯定了国际政治转型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也不断对新的权力格局展开探讨。时殷弘认为变动与稳定、更改与延续结合在一起，将使21世纪、至少是其前期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大过渡时代，全球国际体系基本性质的继续与其重大变更趋势将两相并存。 门洪华认为G20崛起是世界转型的集中体现，并提出冷战结束后世界转型主要体现为权力转移、问题转移和范式转移。 蔡拓认为国际秩序转型体现在权力与地位的消长及由此导致的权力与利益重新分配的要求，关涉国际事务主导权的相应规则、制度、机制的调整与重塑。 基于“转型过渡期”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唐晚霞认为，单极化和多极化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态势既激烈又曲折，还需要很长的过渡期，“单极多元”状态将长期存在 。叶江认为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不仅阻止了两极国际格局之后的单极世界的形成，也决定了传统多极国际格局的风光不会再现，国际体系结构向“无极多元化”发展。 新华社《从全球南方崛起看国际格局演变》中指出，新旧秩序在转换变革，发达国家不再占据世界贸易的主导地位、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发言权代表权增加、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旧秩序内部紧张。全球南方的政治自主、经济自主、发展自主、精神自主正在觉醒，世界将更趋多极化。

国内学者也关注国际政治转型进程中中国的地位和角色问题。胡键提出“世界转型”是西方学者的一种“意象”：以中国等新兴大国崛起的客观事实为“象”，产生“世界转型”之“意”。其实质是指中国等国家的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权力转移会破坏现有国际体系，新兴国家的崛起是以挑战者的身份而崛起的，进而引申出另一个判断：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是“非和平崛起”。但他认为中国等国家的崛起事实上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改变国际体系发展的方向，而只是对国际体系的发展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 阎学通认为中国崛起产生的权力转移不仅会改变国际格局，而且可能带来世界中心向东亚转移，中国崛起面临的体系压力呈上升趋势，但这并不必然伴随国际体系的质变。 陈明琨认为国际秩序愈加呈现出复合型态势。未来单边权力结构向多边权力结构游移，新型多元世界格局渐进塑造，中国将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确定性。

近年来有学者讨论了“转型过渡期”与大变局的异同。这一种观点认为大变局是“转型过渡期”的主要特征，当今大变局虽然具体内容呈现与历史上的变局有所不同，但其性质都是世界经济格局之变、世界文明格局之变、世界政治格局之变、世界秩序之变和全球治理之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是世界秩序的重塑，体现为大国力量对比均衡化、经济全球化遭遇“反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充满变数、文化多样化催生“模式之争”、国际行为体多元化、国际危机常态化。

总体来说，国际政治学者很少直接阐述“转型过渡期”的内涵机理，更多专注于国际权力格局演变、国际秩序变革的研究，以具体的东西方实力变化、新兴国家崛起等印证国际政治处于“转型过渡期”，且众多学者在国际政治体系转型与国际政治格局转型研究方面的论述有一定的雷同。国内学界多将国际政治“转型过渡期”作为研究某个议题的大环境或主体背景，或将“转型过渡期”大而化之，以国际力量不断加速调整侧面证实其客观存在。关于其本身概念定义的论述相对较少，对其历时范围也没有明确统一的划分。国外学者则多聚焦于国际政治“转型过渡期”现状与国际格局未来发展趋势演变层面，同时西方学者出于对西方霸权与自由主义秩序相对衰落和领导者更替的战略焦虑，关于新兴崛起国家研究尤其是中美关系的走向研究较多。关于国际政治“转型过渡期”的研究，国内学界普遍认可当前“大变局”正在进行并仍将深化，“东升西降”伴随着“全球南方”兴起，国际政治格局剧烈演变，目前尚未实现国际体系的质变。

从历史维度看，“转型过渡期”是指国际格局出现结构性变化之后，始终没有相对定型和固化，而是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与调整之中。旧的力量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力量平衡尚未形成，世界继续向着不确定的方向变化发展。

二、“转型过渡期”的共性与特性

20世纪以来的国际体系转型过渡与三次国际政治格局演变有关：一战颠覆了19世纪维也纳体系形成的“欧洲协调”机制，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二战使“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彻底崩溃，形成“雅尔塔体系”；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进入新的动荡期，21世纪随着美国霸权的式微，国际体系的转型过渡快速推进。

（一）从19世纪末至一战结束

欧洲大国在世界体系中长期处于核心地位，也正由于此，欧洲列强之间的联合与分裂、矛盾与冲突、战争与和平，就必将带有体系全局的性质。19世纪的欧洲长期维持着维也纳五极均势体系，在英国的主导下，为防止因任何一个大国称霸欧洲大陆而爆发大规模战争，这些国家在其相互关系中开始用“会议外交”的方法，通过五大国定期举行国际会议，对列强各自的利益和矛盾进行仲裁与协商解决，从而保持欧洲的协调，维护大国的利益、和平与均势。这一体制也被称为“欧洲协调”，亦称“共管均势体制”。但到了19世纪末这一均势体系开始进入“转型过渡期”。列强间矛盾重重，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大国的主导地位不断受到挑战。

随着体系内各个地区事态的演进，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受到多方面的挑战：美国、日本等非欧国家正在崛起，开始挑战欧洲对世界的支配地位；社会主义思想已在俄国生根发芽，饱受殖民主义之苦的亚洲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正在觉醒，各种思潮汇集逐渐成为否定欧洲霸权统治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西欧诸国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也在发生巨大变化。随着意大利与德国的统一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朝向垄断的过渡，西欧列强的实力对比终于发生了巨大变化，集团化局面开始形成。到20世纪初，欧洲便形成了以德奥意为一方的“三国同盟”和以英法俄为另一方的“三国协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在集团对峙下，欧洲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暗杀皇族事件演变成了一场大战。 这一“转型过渡期”的主要特征包括：

1.殖民争夺成为大国利益调整的主要方式

19世纪末，大国主要通过殖民争夺的方式增强本国实力、拓展国际影响、攫取地区霸权等，这既是出于大国权力竞争的需要，也是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各国进行资本输出和抢占海外市场。换而言之，实力的变化与殖民地的扩大成正比，哪个国家攫取了更多殖民地，其在“转型过渡期”内就能够赢得更多崛起壮大的先机。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的殖民扩张浪潮，如英法争夺埃及、法意争夺突尼斯、大国角逐刚果、英俄争夺中东和西亚等。同时，殖民地交换也成为各大国利益协调的重要手段，如1878年柏林会议期间，德国为转移法国的注意力，英国为换取法国承认其占领塞浦路斯，均同意法国独自占领突尼斯；1884年柏林会议上，各国就刚果问题达成协议，确立了“有效占领”的原则；1904年，英法通过“埃及—摩洛哥利益”的互换方案达成殖民谅解。

2.国际社会未建立有效的国际制度

新国际格局的固化一般以一套新的国际制度建立为标志，但这一轮“转型过渡期”最终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国际制度。这主要体现在未建立起一套足够有效的大国协调机制。作为世界首强的美国长期游离在凡尔赛体系之外，苏联则长期被英法排斥，无法有效发挥其大国作用。因此，新的国际制度仍以英法仲裁和秘密外交为基础，而英法恰恰缺少有效管理国际秩序的能力。

新的国际制度还以强压的方式处理战败国问题，试图通过苛刻的和平协议限制战败国的发展，而缺乏适应新力量态势变化的弹性。因此，一旦国际权力格局重新发生变化，旧的力量平衡会马上被打破，国际制度的有效性也会随之下降。此外，新的国际制度承认殖民统治的合法性，默许各大国进行殖民交换，并未改变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奴役的状况，这也注定了一战后建立的国际制度具有落后性。

3.霸权国与第二挑战国的矛盾最为突出

霸权国并非总是与第一挑战国矛盾尖锐，反而有可能与第二或第三挑战国形成更大冲突。霸权国与挑战国矛盾是否激烈，取决于挑战国和霸权国的对外战略选择。19世纪末的美国可以被称为“第一挑战国”，因为美国在1895年经济实力就已经超过英德，位居世界第一，并具备了发展军事力量和推行海外扩张的基础。但这一时期英美矛盾却远不如英德矛盾尖锐。原因在于：一方面，德国在追求经济崛起的同时也积极追求军事崛起和政治崛起，再加上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外交和更为临近霸权国的地缘位置，英德在海军建设和海外殖民地上的矛盾迅速激化。英国也逐渐把德国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并通过拉拢法俄日等国遏制德国崛起。另一方面，实现经济崛起后的美国并没有急于发展军事力量，其军队人数远远少于英德等国，军费支出在非战争时期也一直低于英德等国。同时，美国依旧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只是在英德等国力量薄弱的亚太地区进行扩张。1896 年，英美还在委内瑞拉边界问题上达成了协议，顺利解决了两国的领土主权争端。 因此，英国感知到的美国威胁远不如德国。

（二）从一战后至二战结束

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未能有效稳定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处于新的“转型过渡期”，直至二战结束，最终建立了美苏主导的雅尔塔体系。归纳起来，这一“转型过渡期”具有如下特点：

1.战争成为大国利益调整的主要方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德国的扩张主义和欧洲对其进行抵抗而形成的冲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受到了凡尔赛体系的约束，但是纳粹在德国执政后，挑战英法为代表的战胜国，以冒险性不断扩张侵占小国扩充实力，通过重整军备和占领莱茵非军事区否定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 然后德国开始了战争扩张的进程。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纳粹德国基本控制了整个欧洲大陆。

2.集团对立现象突出

由于大国之间的战争准备和战略博弈加剧，形成集团化的阵营以补强自身力量成为主要大国的首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和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在主要战区展开了权力竞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和法国的外交政策，是围绕着孤立对方、防范对方和打击对方来制定的。在一战后形成的两大军事同盟，也是在法、德的特别努力下形成的。一战后法国削弱德国的政策加剧了法德矛盾，德法领土之争既是霸权之争也是生存空间之争。在二战前，欧洲事实上形成了两个对立集团：以德国和德国控制的国家为一方；以英、法等国为一方。这一对立集团演变发展为二战时的反法西斯同盟国和法西斯轴心国。对立集团之间的零和竞争，极大地增加了管控难度，管控一旦失败往往就会演变为战争。

3.均势结构不断变迁

均势结构并不是稳定的保障，反而可能成为引发不确定冲突的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层次的原因是均势结构的变迁和国内政治结构的特定变化。如德国的崛起和两极力量的出现。再有，均势格局往往有一个外在的第三方，力图控制均势朝更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演变。比如，对英国来讲一旦欧陆被一方霸权统一则意味着致命的威胁，因此英国在欧洲的传统政策是大陆均势，其主要目的是确保欧陆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既避免深度介入欧陆事务，又要避免欧陆国家联合起来对付英国的局面。在这种力量平衡中相互制衡，从而形成单一国家无法单独挑战英国霸权地位的地缘政治格局。二战前英国认为德国力量的崛起挑战了英国的霸权地位，但是大力发展军备遏制德国则会对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负担，于是英国希望祸水东引，让苏德相互对抗，英国坐收渔利。 英国并未控制欧洲，而是使得欧洲的力量达到均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对德国的遏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德国的安抚加速了均势结构的变迁。

（三）冷战结束至今

冷战结束后，虽然曾经短暂地出现过所谓美国的单极时刻，但由于美国自身对实力的滥用，接连发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并陷入困境，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不断下降，单极霸权地位出现动摇。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向全球蔓延，美国经济地位跌下神坛，国际体系的转型过渡快速演进。在这一时期内，有以下突出特点。

1.国际行为体日益多元化

行为体多元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行为体的种类和数量增多，不仅包括传统的国家行为体，还有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跨国政党等非国家行为体；二是国际秩序变革不仅要考虑大国的力量对比，还需要考虑非国家行为体如欧盟、东盟、超大型跨国公司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重要影响；三是非国家行为体在促进国际制度改革及全球治理上发挥重要作用，如国际组织可以利用自身权威制定国际规则和制度，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大量存在及其功能的广泛性有利于提高全球治理效能。

2.国际权力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

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是权力转移的突出特征，崛起国和霸权国相对实力对比的变化导致世界权力中心发生转移，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及其导致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是影响当今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因素。就现阶段而言，美国仍是国际权力的主要中心地带，但中国崛起在权力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国际权力中心和地缘政治重心在亚太地区。

3.国际权力转移的复杂性

除了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大国权力转移也越来越复杂。首先，霸权国家不再无所不能，其影响力出现结构性削弱。如美国在军事科技等领域存在相对优势，但发挥全球政治安全作用的意愿和效果都出现下降，其他新兴大国或国家集团可能在某个领域超过或取代美国的领先地位，由此形成不同领域交叉的多极体系。其次，地区大国在其所在地区保持足够的影响力，塑造该地区国际秩序的演进。最后，由于网络化传播方式，非国家行为体的全球影响力也在空前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国家行为体的政策选择。 这些力量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国际权力转移的复杂性。

4.“泛安全化”成为大国竞争的新内容

“安全”的概念不断扩展，“泛安全化”成为新的议题。“泛安全化”是指国家对传统安全概念的边界进行过度扩大的主客体互构进程。 传统安全问题往往专指军事力量的使用及威胁。冷战后，随着高政治和低政治领域的传统边界被打破，安全问题联动性导致“泛安全化”倾向日益显著。经济安全、制度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环境安全、生物安全、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陆续被纳入国家安全议事日程，并成为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内容。

5.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利益调整的主要方式

二战之后，美国放弃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做法，首创制度霸权，通过制度规则的制定和主导来保障其利益最大化。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动力，崛起国寻求提升在制度体系内的物质利益和规则的平等分享权，守成国则试图利用制度体系内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维护既得利益。国际制度本身就是大国利益分配的一部分。

三、“转型过渡期”的规律与特征

“转型过渡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间概念，与结构的稳定期都属于体系发展的一部分，在形而上层面，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哲学层面，“转型过渡期”的概念范畴具有反结构主义的特征，原有的理性规律被解构，原有的话语范式被摒弃。在国际政治的实践层面，它表现为原有的权力利益结构被动摇和打破，原有的国际制度网络被区隔和消解，原有的秩序规范结构被解构和颠覆，国际体系中矛盾不断叠加累积，危机频发，国家间关系经历一个不断调整重塑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在论述人类社会转型时所指出的，“一切等级制的和停滞的东西都消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一）国际权力格局调整

国际权力格局通常是指国际主要力量的实力结构和战略关系，是较长历史时期世界主要力量相对稳定的结构和态势。从国际权力格局调整来看，首先，国家间的权力对比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中。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变化，国际社会始终未形成完全稳定的力量平衡。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德实力上升和英法实力下降基本同步进行，各国实力对比很难保持绝对稳定。其次，多组国家间的权力对比一直处于变化流动的状态。除了霸权国和第一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变化，在国际权力分散的背景下，其他各种类型国家间的权力对比也在发生调整，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新兴大国间美德权力对比的变化；区域强国间权力关系也不断调整，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中日两国权力对比的此消彼长。

“转型过渡期”各议题领域的国际权力转移不同步。从历史经验来看，新技术和经济领域的权力转移大多快于政治和安全领域。例如，19世纪末，美德两国通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率先在新技术和经济领域实现了对英法的超越，但英国仍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了海军优势地位和国际领导地位，美国直到二战后才全面取代英国成为体系的新霸权国。

“转型过渡期”权力新格局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新生产力和新生产方式的兴起。从16世纪到19世纪，西欧诸国先后发生了科学革命和两次工业革命。这三大革命赋予欧洲资产阶级巨大的推动力和内聚力，为19世纪欧洲的世界霸权地位提供了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基础。正是基于新的生产方式，欧洲维持了几乎持续整个19世纪的相对和平状态，也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提供了国际环境。

在经济上，欧洲对世界经济的支配与控制仍然清晰可见。它提供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工业产品和近四分之三的世界贸易，以及几乎所有的资本输出。到1914年欧洲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和世界银行家，欧洲的产品、资本和技术的大量输出，使全球的经济生活空前统一，给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以强有力的推动。在政治上，欧洲的政治影响在广度和深度上也大大加强，这不仅表现在大片的地区，诸如美国、拉丁美洲和英国的各自治领已经欧化，俄国和日本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且表现在亚洲和非洲陆续变成了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思想文化上，与欧洲的经济、政治和领土扩张同步发展的是其19世纪的思想文化——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向全球的广泛传播，到19世纪末，这三大主义已经成为西欧和北美事务中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这三大主义也随着列强的炮舰向亚洲各国广泛传播。

（二）国际利益分配调整

利益分配是国际秩序的核心维度，也是国际格局的外在表现。 从国际利益分配调整来看，“转型过渡期”的特征有如下几点：

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频繁，大国关系呈趋势性紧张。在“转型过渡期”，大国之间几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如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德都将对方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和争夺欧陆霸权的障碍；英法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英德在海军建设、海外殖民地、欧陆均势上的矛盾；法意在地中海和北非问题上的矛盾；俄奥在巴尔干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分歧等。一战结束后，欧洲主要大国在生存空间上展开激烈争夺。当前，中美战略博弈、美俄对抗、美国联盟体系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南北矛盾等错综复杂。

在这个过程中，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的矛盾是最主要的一组矛盾。这组矛盾决定着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国际秩序主导权在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的转移，也是国际秩序转型成功的标志之一。同时，挑战国之间也存在矛盾和冲突，例如，19世纪末英国实力的衰落刺激了新兴大国对权力的诉求，美德均希望抓住机遇改变国际力量的对比态势，替代英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双方在海外殖民地、商业利益上存在分歧。当今，中印两国同为新兴大国，但在领土主权、贸易保护、亚太秩序等问题上也存在不少矛盾。

在这个过程中，大国利益诉求变动不居，加大了协调合作的难度。这既是因为大国实力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也是由于不同时期国家对战略任务的轻重缓急有不同判断。对于单个国家而言，实力提升或多或少使其扩大对自身利益的界定范围，增强其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反过来，实力下降会削弱其维持原有利益范围的能力，从而导致利益需求的缩减。以德国为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德国一度将战略重点放在欧陆，而有意放缓海外殖民扩张的步伐，但随着德国经济超越英国，以及德国构建联盟体系以孤立法国的任务基本完成，德国再也无法忽视殖民扩张带来的巨大利益，1897年“世界政策”出台后，德国相继通过两个海军建设法案，正式大规模扩建海军，并趁英国忙于布尔战争之时，趁机独占西萨摩亚，强化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德国利益的不断扩展使得英德合作的战略空间急剧减少。

大国实力以及利益诉求的变化往往伴随着联盟关系的调整。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强实力，形成对竞争对手的集聚优势，大国都将拉拢盟伴视为利益博弈的主要手段。 19世纪末，各种联盟的交叉重叠和分化重组十分普遍，一方面，各种联盟交叉重叠，如意大利不仅加入了德国主导的三国同盟，还与法国签署了中立条约；另一方面，联盟的分化重组十分频繁，如俄国在1891年与法国结盟，实现了阵营转换。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大国相继形成了协约国和同盟国、法西斯集团和反法西斯阵营。当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强化以本国为中心的联盟体系，积极推行全方位、高关联、多层次、深度性、横向打通的全球联盟战略，曾经一度陷入漂流状态的联盟得到转型发展。

（三）国际秩序观复杂演变

在“转型过渡期”，国际秩序观复杂多样。国际秩序观是关于国际秩序的看法，以及应该建立怎样的国际秩序的主张。作为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起点，国家需要对国际环境作出明确判断，明晰自身的角色定位，以形成国家战略。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国际秩序观为其参与构建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指导。随着国际权力对比的变化，国家间传统的秩序共识式微，新兴国家群体普遍希望形成新的国际共识，以改变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国际制度，最终建立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和反映国际新格局发展趋势的国际制度。只有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在国际秩序观上实现了协调一致，并在国际秩序的原则和理念上形成某种共识，“转型过渡期”才能结束。而这一过程需要各国的反复博弈和艰苦谈判，一个被各方都可接受的国际秩序理念的形成过程往往漫长复杂。

秦亚青教授提出了四种典型的当代国际秩序观：霸权秩序观、均势秩序观、法治秩序观、文化秩序观。 在每个“转型过渡期”，这四种国际秩序观及其变体都能在各大国得到体现。以19世纪末为例，英国构建了以本国为核心的世界殖民体系，并通过让欧陆各国相互制衡，遏制欧陆强国的崛起以维护自己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霸主地位。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也信奉只有均势才能保持比较稳定的国际秩序，并通过构建联盟体系来维持欧陆均势，而在威廉二世时期，这种均势秩序观逐渐被霸权秩序观所取代，德国希望以建立霸权的方式来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同时，不少区域大国也对区域秩序的构建提出了看法，如日本灵活地调整政策，试图从一个国际秩序转入到另一个国际秩序，而这个国际秩序是符合当时日本的政治要求，它是由日本建立，使日本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福泽谕吉以“欧洲一元文明论”为思想基础，对东亚国家进行定位和排序，并以日本为“东洋文明之魁”，对中国、朝鲜充满蔑视，并认为日本应在必要时通过武力对待落后的中国、朝鲜，以“文明战胜野蛮”的名义使其对外侵略战争合理化。

围绕最终国际制度的博弈，是“转型过渡期”大国秩序博弈的主线。转型的最终结果是国家权力对比、利益分配、角色关系的固化，而这种固化必然离不开一套系统的国际制度规划。事实上，从三十年战争开始，各国都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国际制度战略来合法化自身诉求、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战后国际秩序、推迟下一轮“转型过渡期”出现的时间。所谓国际制度是指“在国际关系特定领域里行为主体愿望汇集而成的整套明示或暗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 ，这在一战之前更多表现为和平协议，一战之后则体现为现代国际组织。伊肯伯里曾指出，在二战后的关头，美国有三个战略选项：权力战略，运用超强实力主导弱国和战败国；退出战略，退回本国专注自身发展；制度战略，运用强大的实力地位，构建一套类似于国内宪政的国际制度。相对于历史上其他大国，美国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制度战略。

（四）危机变革交织加速

在“转型过渡期”，国家内部转型与外部转型同步，相互影响，激荡发展。“转型过渡期”的变化涉及各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新的社会经济转型和变革，国内转型引发的矛盾很可能外溢到国际转型进程中，增加国际转型的复杂性。当前，从各国国内形势看，都面临同样的解决就业和贫富分化普遍加大的问题。美国为了解决内部贫富差距问题，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加征关税和重新谈判贸易协定，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国际经济体系的不稳定。

在“转型过渡期”进程中，国内政治思潮复杂多样。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于欧美古典自由主义危机，世界涌现的主要政治思潮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及其相应的变种、苏联式社会主义以及英美的改良式自由主义。一战结束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带来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开始迅速在国际社会传播。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混合了军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各种反动社会思潮，在德国形成了法西斯主义思潮。 这些思潮在各国的国内政治中均有所体现，并引起了国内各种政治派别、社会团体之间的对立。当前转型进程中，民粹主义、单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普遍抬头，“民主VS专制”二元对立论导致的极端政治显现，严重恶化了各国的国内外政治生态，激化了社会对立和矛盾冲突。

究其原因，一方面，这是因为“转型过渡期”权力竞争背景下，各国均想最大限度地完善国内体制、解决社会问题和增强本国实力，各种社会思潮和政策立场之间的对立会更为突出。例如，特朗普政府基于重塑美国竞争力、获取绝对合作收益的目的，在国内推行税制改革，在国外随意加征他国进口商品关税，施压跨国公司回国办厂，并在“美国优先”的指导下“退群”“毁约”，肆意对他国进行贸易制裁，这引起了不少精英阶层的强烈反对，加剧了美国国内不同群体之间的意识形态、政治观念、政策立场的对立。另一方面，“转型过渡期”往往意味着旧秩序运行出现危机，这为新思潮产生创造了条件。19世纪末，古典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社会秩序既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也暴露出了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竞争无法调和等问题，这为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当前，各种逆全球化思潮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受阻有关。

“转型过渡期”内，国际秩序变化过程中的“意外”因素呈增长趋势，“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频发 。危机事件的催化作用表现在：

一是容易成为国际冲突的导火索。在各国权力竞争加剧、利益冲突激烈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为国家挑起冲突和发动战争提供借口。如1875年至1878年的近东危机直接引起了第十次俄土战争；1918年的萨拉热窝事件直接导致了一战爆发。

二是加深国家间利益分歧。危机事件的产生既源于国家核心利益的分歧，危机事件本身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直接利益的分歧和矛盾。即使危机事件本身得到和平解决，国家间的利益分歧也往往无法彻底消除，甚至可能继续成为下一次危机事件的导火索。一方面，这是因为谈判过程和解决方案本身存在缺陷，未照顾到部分国家合理诉求，国家出于利益协调达成的暂时性妥协不具有稳定性；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国家在核心利益上的不可妥协性，且很难通过利益协调得到解决。例如，1878年柏林会议虽然就近东问题达成了协议，但使沙俄几乎丧失了《圣斯特凡诺条约》规定的所有特权，俄土战争的胜果几近殆尽，这极大地加深了沙俄与其他列强，特别是德奥的矛盾，也为几年后的保加利亚危机埋下了伏笔。乌克兰危机反映了在新的“转型过渡期”大国间权力关系的深刻调整，标志着国际政治安全体系的又一重大变化。

三是促进大国根本性的战略调整。危机事件为大国重新评估战略效果、调整战略目标、分配战略资源、重塑战略手段提供了机遇。如果大国在危机事件中获利，其原有战略路线会进一步得到巩固，决策者甚至会将更多资源用于战略实施，如1878年柏林会议使德国取得了空前的外交胜利，进一步坚定了俾斯麦利用联盟体系维持欧陆均势、扮演欧陆事务仲裁者、孤立法国的信心；莱茵兰事件、慕尼黑事件、“九一八”事变等均扩大了法西斯国家侵略扩张的野心。如果大国在危机事件中失利，其很有可能进行战略调整，如近东危机和保加利亚危机推动沙俄与法国结盟；法绍达事件为英法殖民和解提供了条件等。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欧洲民粹主义盛行、特朗普现象、新冠疫情暴发、乌克兰危机等事件深刻改变了国际局势，促进大国战略向对立性方向加速转变，逐渐引发更多的危机。

四、百年大变局下“转型过渡期”的发展演变

任何一个“转型过渡期”都有共性，也有独有的特征。虽然每个“转型过渡期”都可能形成新的国际格局，但不同的“转型过渡期”面临着不同的历史背景。百年变局与“转型过渡期”的叠加，是历史长周期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国际形势阶段性转型的相互叠加。百年大变局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在此背景下，翻天覆地或者颠覆性变化的可能性比其他“转型过渡期”更大，不确定性也更突出。

本轮“转型过渡期”持续时间长，已经超过三十年，仍未有结束的迹象。20世纪90年代是这一轮国际转型的初期阶段，21世纪初是进一步积累和酝酿的阶段，进入21世纪20年代后，国际“转型过渡期”已步入矛盾日益尖锐和危机高发期，危机冲突频发、大国关系持续紧张的新阶段。

百年大变局下国际“转型过渡期”的发展演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维度观察，人类社会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爆发的前夜，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世界经济呈现脆弱性与无序性特征。其二，就国际权力格局而言，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传统“核心—边缘”格局面临重大变革，其间交织着复杂的矛盾冲突与利益博弈。其三，从危机维度审视，人类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复合型危机，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形成了多维度的挑战。其四，着眼于“转型过渡期”的未来走向，这场变革必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实现范式转换，催生新的全球治理模式。

（一）世界经济的脆弱无序

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爆发的门槛上，这场革命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为标志，其深度和广度或将超越以往任何一次工业革命。在新旧技术革命的交接之际，世界经济正在经历“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艰难时刻，不仅包括周期性衰落的市场压力，也包括人为撕裂的风险。全球经济呈现出脆弱性、无序性、混乱性、不确定性，国际大市场碎片化、网格化，供应链、产业链有可能全链条、全领域的断裂和重构。超级全球化的高潮已经结束，很有可能向有限的全球化转变。未来的、新型的全球化有可能被各组区域化分割、替代。

世界经济正在人为分裂为平行集团和平行市场。这是拥有不同贸易和技术标准、支付体系和储备货币的地缘政治集团。现有的供应链、研发和生产网络将被打破并重新组团。美国开始倡导“友岸外包”，试图确保供应链区域生产而非全球采购，主要在贸易集团中进行商品交换。美国对其他国家发动的贸易制裁也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生产供应网络的碎片化和国际贸易投资的阵营化。金融工具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新型武器。金融制裁将对美元的信用造成影响，“去美元化”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治理规则体系可能陷入失效和混乱困境。

（二）权力格局的结构性调整

从地理范围上看，一战前“转型过渡期”矛盾的核心主要集中在欧洲内部，二战前的“转型过渡期”矛盾的核心主要集中在大西洋两岸的美欧之间，当前第三波“百年大变局”下的“转型过渡期”矛盾的核心主要集中为太平洋两岸的中美之争，这也是一场体系的“东西之争”“南北之争”“发达与新兴国家之争”。这本质上是体系内部传统的“核心—边缘”格局的结构性调整。

从历史上看，“转型过渡期”通常伴随着大国关系紧张和热点升温。从大国竞争的主体来看，中美博弈和竞争被称为世纪竞争，也成为“转型过渡期”大国竞争的主线。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对手苏联消失，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打压，从早期的“中国威胁论”发展到将中国认定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和系统性挑战。

美国国内转型引发的矛盾很可能外溢到国际转型进程中，增加国际转型的复杂性。美国的政党政治已经陷入新的混乱期，特朗普再次当选，将可能引发全球范围新的裂变与冲突。欧盟内部受到乌克兰危机、自身发展乏力，以及能源粮食危机的冲击。在乌克兰危机的下半场以及“后乌克兰危机时期”，欧洲的战略选择也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核心区的政治战略调整将不断蔓延到体系的边缘区，这包括中东、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广大地区。

（三）国际危机的多重复合型

“转型过渡期”是人类历史的特殊阶段，突变性大于持续性。“转型过渡期”的突变常常是非逻辑、非理性、非对称的，不确定性大于稳定性，不可预测性较强。危机频发易发，隐性危机转变为显性，一个危机可能引发更多危机等。

危机的频发性表现在不同区域的危机此起彼伏。危机虽然呈现团块化的特征，但热点在不断游移，由中东转向欧亚，由危机转向战争。危机点多发散发并不断外溢，欧亚大陆为集中区域，中东欧巴尔干地区传统热点在沉寂多年之后重新激活。阿富汗压力缓解，中东地区再次呈现新的危机，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也可能出现新的危机爆发点。战争带来的巨大和潜在影响将会长期存在。

除了传统危机外，人类社会正经历罕见的多重危机。这一波的“转型调整”从经济危机开始，不断蔓延到政治危机，甚至到社会危机。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大国博弈加深、国际安全局势恶化、地区冲突加剧、国际秩序调整加速，和平与发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世界经济进入低迷时期，产业链供应链紊乱、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能源和粮食安全风险交织。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信息战和网络攻击成为国家安全中的新焦点。水、矿产和可耕地等重要资源的短缺已加剧了部分地区的冲突和移民问题，贫穷问题和饥饿问题将会成为点燃第三世界部分地区战争冲突的“导火索”。

（四）“转型过渡期”的未来：治理体系的新模式

未来十年将是“转型过渡期”的决定性时段。从时间上来看，2022年拜登政府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未来十年是关键。同年，普京也提出未来十年是关键十年的时间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2035年要把中国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中美关系中，未来十年也是美国构建排除中国的供应链，形成新的与中国脱钩的平行市场的时间周期。

这一“转型过渡期”将以何种方式结束？中美之间出现美英的“历史禅让”并不具有可能性。因为美中两国是不同类型的大国，中国对于所谓霸权没有任何意愿，美国也不愿意退出主导世界的历史舞台。美国曾提出G2、中美共治等倡议，以实现两国共治。中国基于国际责任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利益无法接受这一构想。中美之间发生世界性大战的可能性也不高。在学理分析上，中美之间可能呈现新的格局，一种是中国等国建立一种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可以包容美国在内，但是更加合理更加公平，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群的完善和变革的国际秩序。这将是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进程，是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和演进，这也将是近几百年来西方主导的世界首次面临转换的态势。另一种可能就是美国另起炉灶建立一套排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一套保守的政治经济秩序，这也可能是“转型过渡期”的结束标志。

尽管中美关系充满曲折，但基于全球事务的多元性、复杂性、关联性、模糊性、不确定性，中美将在新的互动模式中找到竞争合作之道，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将逐渐形成。它突出表现在全球公域规则体系即“全球治理”体系的出现，这是以往任何一种国际体系转型所没有的。全球公域是指以往国家主权没有覆盖、当代人类活动所必需的空间治理。在这些领域，大国之间，包括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秩序竞争并不如此激烈，甚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协调、彼此磋商地共建新秩序、改革旧秩序。例如，在海上通道安全、全球反恐、极地开发、外太空开发、网络治理、气候变化谈判、贸易自由化机制改革、联合国改革等领域，大国之间，包括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合作远多于对抗。 新的治理空间和治理挑战，将会催生出国际社会治理体系的新思路与新模式。

五、中国的应对

“转型过渡期”成为认识全球化时代和多极化世界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最重要概念，它比以往具有更深刻的含义，不仅是对国际关系状态的描述，更是现代国际关系本质特征的总结。它包含前所未有的多元性、多样性、相互关联性、模糊性、不确定性和未知因素。在“转型过渡期”中，权力格局深刻调整，大国关系矛盾加剧，制度秩序竞争不断，热点危机频发高发。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认识到的较长时期的现实。“转型过渡期”具有多义性、多可能性和分叉性，把握过程才能引导结果，把握当今才能主导未来。

在“转型过渡期”，中国外交任重道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新的历史使命所在。百年大变局必将带来未来国际格局重塑、体系变革和治理模式新转型。人类处在新的十字路口，历史将继续分叉还是会重新凝聚共识而融合，取决于多数国家的选择。忽视时代背景或时代背景缺失而沿用非“转型过渡期”的外交方针或只是应对型外交，是难以准确把握和有效适应“转型过渡期”的时代特征的。中国外交要引导“转型过渡期”向着确定性和正确性转变，合力推进人类进步方为正道。

首先，要以开放带改革，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壮大自身实力，不犯颠覆性错误，坚持和平、合作、共赢的发展之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新的战略规划，这是应对百年变局的重大举措，坚持改革开放，以开放促改革。基于共同安全，以发展带安全，以发展促安全、以发展解决安全问题。更加明确坚定促进公平正义，引导国际舆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网络，统筹安全与发展，坚持高水平开放，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要素。

其次，解决好战略自主性与对外依存的新平衡，进一步强化和提升自主发展的能力。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编制的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在贸易、科技和资本三个重点维度上，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降低。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重点已逐步转回国内消费市场。

再次，保持战略定力。“转型过渡期”外部威胁挑战很多，错综复杂，要抓主要矛盾，不是基于外部威胁，而是基于自身实力、国家利益来制定对外政策，推进体制机制变革进度。

最后，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转型过渡期”的一个阶段性结果，但不是终极结果。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会引发新的矛盾冲突。中国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

兵以静胜，国以专胜。未来，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竞争空前激烈。中国仍应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当前，西方正在人为制造集团对立、平行市场。中国要以全方位的新型伙伴关系破解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要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经济全球化，坚持发展的合作化，坚持合作的多边化，坚持全球治理的国际化，推动国际体制的变革与完善。坚持对外开放的全面性。历史上封闭一定打不赢开放，小圈子一定会输给大合作。只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时间就在代表正义的国家一边。

中国是国际秩序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但中国并不是力图建设一个全新的格局，而是强调对现有秩序的完善与变革。“中国主张对国际秩序和体系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不是推倒重来，也非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总的方向是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治理法治化，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从而使世界更平等、更和谐、更安全。”

中国追求正义与公平，追求共同发展，致力于扩大共同发展的范围，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为“转型过渡期”平稳过渡提出的创新方案，是国际转型朝向正确方向的重启，也是向着更加合理有序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全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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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长安街读书会干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