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刘淑芬，今年六十三。每天傍晚，我都会雷打不动地去小区后面的河边公园走上五千步。当我揣着一身薄汗往家走时，总能看见老头子陈卫东已经把轮椅停在了单元门口，手里抱着一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像一尊沉默的望妻石。
我叫刘淑芬，今年六十三。每天傍晚，我都会雷打不动地去小区后面的河边公园走上五千步。当我揣着一身薄汗往家走时，总能看见老头子陈卫东已经把轮椅停在了单元门口，手里抱着一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像一尊沉默的望妻石。
“回来了？”他看见我，脸上那几道深刻的皱纹便会舒展开，像被熨斗烫过一样。
“嗯。”我走过去，自然地接过他手里的保温杯，拧开盖子，温热的水汽扑面而来，水温不烫不凉，正好润喉。
邻居张姐提着菜篮子路过，笑着打趣：“老陈，又来接你家淑芬啊？你们俩这几十年，真是一天都分不开。”
陈卫东嘿嘿地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也不答话，只是用那双明亮的眼睛看着我。我心里暖烘烘的，嘴上却嗔怪道：“楼门口风大，你跑出来干啥，万一着凉了呢？”
他这才慢悠悠地说：“屋里闷，出来透透气，顺便等你。”
我推着他的轮椅往电梯走，他那条萎缩的左腿安静地搭在脚踏板上，右腿则一下一下地辅助着轮子，发出轻微而规律的摩擦声。这声音，我听了四十多年，早就成了我生命里的背景音。有时候夜里醒来，听不见这声音，心还会猛地空一下。
很多人都羡慕我，说我找了个体贴的好男人，说陈卫东脾气好，把我当宝。每当这时，我只是笑笑。他们哪里知道，四十多年前，我嫁给陈卫东，不是为了爱，甚至连喜欢都谈不上。我只是为了一个进国营纺织厂当工人的名额。
那是一九八零年，我二十岁，高中毕业在村里待业。我们那个小县城，最好的出路就是进厂当工人，端上铁饭碗。可我家里没门路，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急得嘴上起了燎泡。
就在这时，媒人踏破了我家的门槛。她说县纺织厂有个叫陈卫东的青工，三年前在车间出了事故，左腿给废了，厂里照顾他，不仅让他留岗做了相对清闲的仓库保管员，还额外给了一个招工指标，条件是结婚成家。
媒人嘴里的唾沫星子喷得老远：“淑芬啊，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你想想，你嫁过去，立马就能进厂上班，吃上商品粮！卫东那孩子我见过，长得一表人才，就是腿脚不方便，可他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家里条件也好，他爸是厂里的老技术员呢！”
我妈听得两眼放光，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我爹蹲在墙角，一口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我心里像被一块大石头堵着，闷得喘不过气。
二十岁的姑娘，谁不怀春？我也偷偷想过，未来的丈夫要是个高大挺拔、能说会道的男人，能骑着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带我去看电影。可陈卫东……他是个残疾人。
我咬着嘴唇，半天没说话。媒人看我犹豫，又加了一把火：“傻姑娘，这年头，脸面能当饭吃吗？工作才是实打实的！再说了，腿脚不方便怕啥，只要心眼好，能疼人，比那些四肢健全却打老婆的强多了！”
那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哭了一宿。我恨自己的命，也怨父母的现实。可第二天，看着母亲又添了几缕白发，父亲的脊背更弯了，我把所有不甘和委屈都咽了下去。我说：“我嫁。”
婚礼办得很简单。我穿着一身的确良红衬衫，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机械地跟着陈卫东给亲戚敬酒。他那天也穿了新衣服，蓝色的中山装显得他肩膀很宽，只是他走路时一瘸一拐的姿势，像一根针，不停地扎着我的眼睛。整个婚宴，我没笑过一次，脸上的肌肉都是僵的。
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刘家的闺女真狠心，为了个工作，把自己卖了。”“嫁给个瘸子，这辈子算完了，守活寡呢。”“你看她那张脸，跟谁欠了她八百吊钱似的。”
这些话，我都听见了，字字句句都像刀子，剜着我的心。新婚之夜，我们分住在婚床的两头，中间隔着一条楚河汉界。我背对着他，眼泪无声地淌进枕头里。我感觉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就只剩下灰暗和忍耐了。
如我所愿，婚后第三天，我就拿着介绍信去纺织厂报到了。穿上崭新的蓝色工装，听着车间里轰鸣的机器声，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脚踏实地的安稳。这份工作，是我用婚姻换来的，我必须牢牢抓住它。
我和陈卫东的生活，就像两根平行线，在同一个屋檐下延伸，却很少有交集。我每天三班倒，下班回来累得只想睡觉。他呢，每天按时去仓库上班，下班后就坐在窗边看书，或者捣鼓一些半导体收音机。我们说话很少，通常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
“吃饭了吗？”
“吃了。”
“今天厂里有啥事？”
“没啥事。”
日子就像一杯白开水，平淡，甚至有些冰冷。我尽着一个妻子的本分，给他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他也很自觉，从不给我添麻烦，能自己做的事绝不让我动手。他甚至学会了单腿站着炒菜，只是动作很慢，厨房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油烟味和他的汗味。
我以为，我们这辈子就会这样不咸不淡地过下去，像两个合租的室友。直到那件事的发生，才让我对他的看法有了彻底的改变。
那是我进厂第二年的冬天，我们县城下了几十年不遇的暴雪。我那天上夜班，凌晨一点下班，雪已经没过了脚脖子。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心里又冷又怕。走到一半，自行车链条掉了，我蹲在雪地里弄了半天，两只手冻得像胡萝卜，又红又肿，可链条就是挂不上去。
就在我快要急哭的时候，远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淑芬！淑芬！”
我抬头一看，风雪中，一个身影正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朝我走来，手里还提着一盏马灯。是陈卫东。昏黄的灯光在他身前投下一小片光晕，他走得很艰难，每一步都在雪地里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和一个圆圆的拐杖印。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也分不清是冻的还是感动的。他走到我跟前，额头上全是汗，嘴里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我就知道你得晚，怕你害怕，出来接你。”
他把马灯递给我，然后吃力地蹲下身子，借着灯光，用他那双冻得通红的手去摆弄油腻腻的链条。他的手指因为使不上力而微微颤抖，但他一遍又一遍地尝试。过了好久，只听“咔哒”一声，链条挂上了。
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油污，对我笑了笑：“好了，快回家吧，别冻坏了。”
那一刻，我看着他被风雪吹得发白的眉毛，看着他真诚而朴实的笑容，心里那块冰封了两年多的坚冰，悄然裂开了一道缝。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被我当成工具和累赘的男人，原来也有一颗会疼人的心。
从那以后，我开始试着去了解他。我发现他虽然话少，但心思特别细腻。我喜欢吃甜食，他会偷偷托人从省城给我带大白兔奶糖；我来例假肚子疼，他会笨拙地给我熬红糖姜水，虽然味道总是怪怪的；我跟车间的同事闹了别扭，回家发脾气，他也不跟我吵，就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旁，等我气消了，再递给我一杯热水。
我们的儿子小杰出生后，家里更热闹了。陈卫东简直把儿子当成了眼珠子。他不能像别的父亲一样把孩子高高举起，也不能陪着孩子满院子疯跑，但他用自己的方式，给了小杰全部的父爱。他会花一整天的时间，用木头给儿子雕刻小手枪、小汽车；他会耐心地教儿子认字、算术；他会在夏天的夜晚，摇着蒲扇，给儿子讲那些他从书上看来的历史故事。
小杰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被同学嘲笑，说他爸爸是“陈瘸子”。小杰哭着跑回家，把书包狠狠地摔在地上。我气得要去学校找老师，却被陈卫东拦住了。
他把儿子拉到身边，平静地说：“小杰，告诉爸爸，腿瘸了，丢人吗？”
小杰抽噎着，不说话。
陈卫东摸着儿子的头，说：“爸爸的腿是工伤，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才受的伤，这是光荣的。别人笑话我们，是因为他们不懂。但我们自己要明白，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腿能不能跑，而在于他的脑子有没有知识，他的心是不是善良，他的手能不能创造价值。”
然后，他拿起小杰摔坏的文具盒，拿出工具，叮叮当当地修了半个多小时，一个破旧的文具盒，被他修得跟新的一样，甚至还在上面用小铁片加固了一个更结实的卡扣。
他把文具盒递给儿子：“你看，只要肯动脑筋，坏了的东西也能修好。人也一样，身体有点缺陷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坏了，那就修不好了。”
那天下午，我看着他们父子俩的背影，一个高大，一个瘦小，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们身上，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我忽然觉得，我嫁给的这个男人，他的灵魂是站立的，甚至比很多四肢健全的人都要高大。
日子就在这不紧不慢的节奏里，一天天滑过。我从一个青涩的姑娘，变成了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儿子也考上了大学，留在了大城市工作，娶妻生子。我和陈卫东，又回到了最初的二人世界。
只是，现在这个世界里，不再是冰冷的沉默，而是充满了温情和默契。我们一起去菜市场买菜，我负责挑选，他负责坐在轮椅上帮我拉着菜篮子；我们一起看电视，他喜欢看新闻和历史纪录片，我喜欢看家庭伦理剧，我们会为了抢遥控器像孩子一样斗嘴，但最后总是我赢；我们一起侍弄阳台上的花草，他负责修剪，我负责浇水，看着那些花花草草长得郁郁葱葱，我们俩心里都美滋滋的。
几年前，我退休了，时间一下子多了起来。我开始有点不适应，整天在家里唉声叹气。陈卫东看出了我的失落，有一天，他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落满灰尘的木箱子。
打开一看，里面全是他这些年给我做的东西。有我刚进厂时，他用废旧零件做的精致发卡；有我三十岁生日时，他用木头雕刻的我的侧脸像；有我生病时，他给我做的可以靠在床上吃饭的小桌板；还有一大沓他用硬纸壳剪出来的鞋样，每一双都标着日期，从我二十岁到六十岁，我的脚型变化，他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他指着那些东西，笑着说：“你看，你这辈子，哪样东西离得了我？现在退休了，正好，我给你做个更好的轮椅扶手，省得你推我时间长了手疼。”
我看着满箱子的“破烂”，那些被我忽略了几十年的细节，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我再也忍不住，抱着他嚎啕大哭。我哭我当年的不懂事，哭我曾经的委屈和抱怨，也哭我如今满心的幸福和感恩。
他有些手足无措，只是用他那粗糙的大手，一遍又一遍地拍着我的背，嘴里笨拙地念叨着：“不哭，不哭，都过去了，现在不是挺好的嘛。”
是啊，现在挺好的。
我推着他的轮椅回到家，帮他换上拖鞋，然后走进厨房准备晚饭。儿子刚刚打来电话，说周末要带孙子回来看我们。我一边洗菜，一边盘算着给他们做什么好吃的。
陈卫东坐在客厅里，打开了电视，新闻联播的声音传了出来。我从厨房的门缝里看过去，他戴着老花镜，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显得那么安详。
四十多年前，我为了一个冰冷的工作名额，嫁给了一个身体有残疾的男人。我以为我的人生会是一场漫长的煎熬和妥协。可我没想到，这场看似不公平的交易，却让我收获了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
他没有给我轰轰烈烈的爱情，却给了我细水长流的守护；他没有给我富裕的物质生活，却给了我一个安稳踏实的家。他用他残缺的身体，为我撑起了一片最完整的天。
我今年六十三岁了，当年为了参加工作，嫁给了残疾的老公，如今日子越过越明白，越过越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占了大便宜的人。我用一份工作，换来了一个男人一辈子的深情和安稳，这笔买卖，是我这辈子做得最划算的一笔。
我端着切好的菜，走出厨房，对他喊道：“卫东，今晚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他回过头，冲我笑了一下，那笑容，和四十多年前那个雪夜里的一模一样，温暖了我所有的岁月。
来源：仙女情感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