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朝建立后，经历多年战乱的中国终于迎来了稳定与统一。隋政府开凿大运河、整合南北经济，让贸易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到了唐朝，这种政策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国家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农业发展迅速，百姓生活安定。

隋朝建立后，经历多年战乱的中国终于迎来了稳定与统一。隋政府开凿大运河、整合南北经济，让贸易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到了唐朝，这种政策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国家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农业发展迅速，百姓生活安定。

这种社会繁荣为思想文化的活跃提供了肥沃土壤，也让“医易相通”的观念有了现实基础。可以说，没有这一时期政治的安定和经济的昌盛，就不会有中医思想与《周易》哲学的深度融合。

在思想领域上，隋唐时期的统治者对经学极为重视。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被看作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政府不仅组织学者整理、注释经典，还形成了系统的官方义理体系。《周易正义》和《周易集解》这两部巨著，正是那个时代学术繁荣的象征。虽然许多其他易学著作散佚，但从保留下来的资料中，依然能看到当时学者们对《周易》哲学思想的深入挖掘。这种象、理并重的思维方式，为后来中医学将《周易》引入医学体系提供了哲学基础。

与此同时，隋唐两代文化政策的宽广与包容，也为“援易入医”创造了契机。

经历长期的战乱后，国家初定，统治者开始重视文教建设。唐高祖李渊提倡以儒家为治国核心，强调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并在国子监设立六学，确立以儒家经典为根基的教育体系。孔颖达奉诏编撰《五经正义》，在其中的《周易正义》里系统整理了义理易学的思想，使《周易》成为解释天地人伦的核心经典。这种注经、解经的风气，也深刻影响了医学典籍的研究与整理。

学术的繁荣不只体现在经学上，中医领域同样受益匪浅。

隋唐时期的医学家纷纷注解经典，如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和王冰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都是当时的重要成果。他们在注释中融入了义理思维，尝试用哲学的方式诠释医理，既解释字句，又阐明原理。这种重视“理”的风气，与《周易》的义理学一脉相通，标志着医学研究开始从经验走向理论的深化阶段。

事实上，《黄帝内经》中早已有《周易》哲学的影子，只是早期更多停留在象数层面，比如用五行、八卦来解释脏腑、气血、阴阳的变化。《素问》所言“肝其数八”“心其数七”，以及《灵枢》中的“九宫八风”，都反映出易理思维的影响。然而，这时的中医学更多是借助易的象数结构，而非义理精神。《周易》的“形而上”思想尚未完全融入医学理论的核心，只是为理解自然与人体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

到了魏晋时期，易学发生了重要转折。

王弼以“贵义轻象”为宗，将《周易》从象数迷信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以义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这种转变，为隋唐时期“义理易学”的兴盛打下基础。唐代以后，象数派逐渐式微，义理派成为主流。《周易》的地位被重新确立，不再是预测吉凶的工具，而是解释宇宙规律、政治伦理、生命本源的思想体系。这种哲学化的转变，使《周易》思想能更自然地融入医学理论之中。

义理易学的兴起，使《周易》不再局限于经学领域，而成为儒、释、道各家共同吸收的思想源泉。佛教以《易》解《华严》，道教以卦象说明天地生成，甚至政治家、文学家都借《易》阐述人生与社会秩序。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医学家同样受到启发，开始尝试以《周易》解释生命的阴阳变化、气血流转与疾病转化的规律。于是，“援易入医”便成为时代的必然结果。

隋唐时期的文化景象，是中医思想与《周易》哲理融合的重要转折点。经济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学术的兴盛带来了思想准备，而义理易学的发展，则为中医学的理论提升提供了哲学支撑。中医从观察自然、总结经验，逐渐过渡到以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的理论体系来解释生命与疾病。这种变化，不只是医学史的一次革新，更是中国哲学智慧在生命科学领域的一次深度绽放。

来源：言身医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