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事情是这样发生的：1941年12月18日，三艘袖珍潜艇载着六个意大利突击队员，悄悄潜入了亚历山大港。先用常规潜艇把这些小艇送到外海，然后在没有月光、几乎无风的黑夜里放下它们。每艇两个人，最后十来公里靠电力慢慢滑行，速度不快但声音小得像猫走路。到了目标船只下面，

那一夜，两个英国主力战舰被炸得无法服役，地中海的一段制海权瞬间变了样。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1941年12月18日，三艘袖珍潜艇载着六个意大利突击队员，悄悄潜入了亚历山大港。先用常规潜艇把这些小艇送到外海，然后在没有月光、几乎无风的黑夜里放下它们。每艇两个人，最后十来公里靠电力慢慢滑行，速度不快但声音小得像猫走路。到了目标船只下面，艇员从艇上钻出来，穿着改良的潜水服，手把手把可拆卸的炸头用磁钳固定在舰底。这炸药大概三百公斤，不像鱼雷那样侧面撞击，更像是把炸弹“贴”在船底，安好定时器就撤退。引爆后船体被撕开，两艘战舰被迫退出战列，局势立刻有了变化。

在那之前，这套工具已经在直布罗陀试过手。1940年9月，一队人用同样办法溜进港口，塞沉了两艘商船，还把港口设施闹坏。整场战争里，意大利大概出动了三十多次这种小艇，累计造成的击沉或重创吨位超过十五万吨。通常选在无月夜，以常规潜艇运到外海再放下，这套打法对付大舰很有一套：省钱、出手准、见效快。但操作到底是不容易，冷、缺氧、设备点小毛病都能把任务变成灾难。

具体看这玩意儿长啥样——艇身约6.7米，直径0.53米，两个座位，靠电推，最大潜深三十米。以保持二点五节航速算，续航能到十五海里。艇头是个可拆卸的炸头，正面装磁性固定器。转向很不灵，操纵起来像骑一头不愿听话的牲口，艇员们干脆给它起了外号，叫“猪”。工作时两个人得把沉甸甸的雷头抬起来，潜到军舰底下，把炸头手工卡好，然后把机械式引信调好。整个过程都在冰冷的海水里做，手脚冻得没劲儿，但动作必须利落干净，否则炸药固定不上去就白费功夫。

实战把这些危险暴露得一清二楚。1942年对马耳他的那次行动里，就有四名突击队员因为二氧化碳中毒丧命。原因很现实：艇里面空间极小，空气流通差，长时间在密闭的电池旁工作，CO2上去了人就会晕。还有次去直布罗陀时，因潮汐和激流把雷头震松了，结果半数炸药没能按时爆炸。机械故障、低温冻伤、操纵失误，都可能把一次周密计划变成悲剧。这些失败反过来逼着工程师们改良设计。

改进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但动作很快。先给乘员配了呼吸器，这样在水下工作的时间能延长；把雷头的引信结构改得更牢靠，提高在湍流里不脱落的可能；还尝试给突击队员配小型水下推进器，减少靠人划扇子的体力消耗。经验一点点积累起来，不光影响当时战果，战后也被盟军拿去研究。1946年，盟军缴获的一艘SLC被彻底拆开检查，成了英美早期蛙人输送艇（SDV）设计的重要参照。英国后面搞的那种“睡美人”式潜艇输送方案，以及苏联后来的有人潜航器，也能看到这条技术线。现在海里能干活的无人艇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把这份“低成本、精打细算”的想法数字化了。

回溯到它为什么会出现，得说回意大利海军的思路。上世纪三十年代，面对英国在地中海的海上优势，意大利不想整天靠大舰正面硬碰硬。1935年，工程师泰塞伊（Teseo Tesei）和托斯基（Elios Toschi）搭出SLC的雏形。他们的想法很直白：花大钱造新舰队不现实，训练一小撮人偷近敌营，把炸弹粘到敌舰下面，同样能改变局面。两个人一艇，成本低，但对人的要求高。训练内容很具体：夜航、潜水操作、在狭小密闭空间里协同、雷头安装、在低温缺氧条件下保持冷静。任何一个环节出点问题，任务就可能失败。

在一次次任务里，操作流程也被琢磨得更细。常规潜艇先把SLC带到发射点，夜里放下后，SLC靠近目标沿水面潜行，靠近舰底时两人脱离艇身，潜下去固定炸头，然后回到事先约定的撤离点等待引爆。整个动作耗时可能长达六小时，艇内条件极差，乘员要忍受冷、湿、窒息感，还得随时处理小毛病。成功靠的不仅是设备，更多的是训练、默契和心理承受力。把人当成武器的一部分，这就是SLC的本质。

后来的博物馆里还能看到它的残骸。拉斯佩齐亚海军博物馆藏着一只锈迹斑斑的SLC，上面还能看出艇员刻下的一句话：我们不是去送死，而是去证明有些人值得活着。2018年那次八十周年纪念展，把这段历史摆在公众面前，策展人提到这东西在战术上是一次跳跃。也有人算了笔账，说单艇造价大概只相当于一架战斗机的十分之一，这种投入产出差别让它在那会儿看起来非常划算。

把这事儿放在一起看，你会觉得挺矛盾的：东西很朴素，几根电线、一个磁头和几百公斤炸药，但背后要靠人的胆量和技能去把它变成能改天换地的工具。它的发明、实战、失败、改进，再被敌人研究变成后续技术的养分，这条脉络并不长，但每一步都写着明明白白的操作细节和代价。艇上刻的那句话，一半是激励，一半像镜子，把操作者的影子照出来。

来源：多才花猫mCjAq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