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10月16日，俄罗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国际文学奖评委会的一则公告，为中国文学界投下了一颗“争议性石子”——中国作家莫言凭借长篇小说《檀香刑》斩获该奖项外国文学奖。这本该是中国文学走向国际的又一佐证，却因国内舆论场的反常反应引发更深层次的讨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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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生前住过的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2025年10月16日，俄罗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国际文学奖评委会的一则公告，为中国文学界投下了一颗“争议性石子”——中国作家莫言凭借长篇小说《檀香刑》斩获该奖项外国文学奖。这本该是中国文学走向国际的又一佐证，却因国内舆论场的反常反应引发更深层次的讨论：2022年余华凭《兄弟》获同一奖项时，《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央媒第一时间报道并肯定其文学价值；而此次莫言获奖，主流央媒却集体保持沉默，仅中国作家网、扬子晚报等地方平台发布了措辞谨慎的简讯，未作任何深度评价。这种鲜明反差，并非偶然的媒体选择，而是中国文学国际传播中政治文化因素、舆论环境与作品争议交织的必然结果，折射出文学在特殊语境下的复杂生存状态。
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奖：并非小众的文学标尺
要理解国内舆论反应的反常，首先需认清“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的分量——它绝非普通的国际文学奖项，而是俄罗斯文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奖项之一，其地位被业内比作“诺贝尔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结合体。这份权威性，根植于奖项的历史基因与评选标准，也让莫言获奖的“被沉默”更显特殊。
该奖项创立于2003年，由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与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共同发起，以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的故居命名——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早已成为世界文学的不朽经典，这一命名本身就赋予了奖项传承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象征意义，使其从诞生之初就自带“文化厚重感”。更具分量的是评委会构成：主席由托尔斯泰的玄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托尔斯泰担任，他同时是俄罗斯总统文化顾问，成员还包括知名作家帕维尔·巴辛斯基等，这种“官方背景+文学权威”的组合，让奖项的评选兼具公信力与专业性。
从评选实践看，奖项的权威性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国际认可度极高，以往获奖者涵盖朱利安·巴恩斯、奥尔罕·帕慕克、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世界文学大家——这些作家或已获诺贝尔文学奖，或为当代文学领域的标杆人物，他们的获奖履历为“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奖积累了足够的国际声誉。其二，评选标准聚焦“文学本质”，评委会既看重作品的艺术性，也强调人文精神的表达，如余华《兄弟》的获奖理由就明确指出，作品“艺术地融合了喜剧与悲剧元素，呈现出全球化时代的生存困境”，这种标准避开了功利化的文学评价，更贴近托尔斯泰所倡导的“文学忠于人性”的理念。其三，奖项的象征意义远超奖金本身，最佳外语作品奖120万卢布（约合1.6万美元）的奖金虽不及诺奖丰厚，但在俄罗斯文学界，它代表着对“传承经典并彰显现代趋势”作品的最高认可，是连接传统文学精神与当代创作的桥梁。
如此具有分量的奖项，为何在莫言获奖后遭遇国内央媒的“集体失声”？答案或许藏在莫言作品本身的争议，以及当下国内特殊的舆论环境中。
二、《檀香刑》的争议：历史叙事与标签化困境
莫言的作品从不缺少关注，也从不缺少争议。《檀香刑》作为此次获奖的核心作品，其内容与主题从诞生之初就处于舆论的“漩涡中心”，这种争议性为此次媒体沉默埋下了伏笔。
这部2001年3月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以清末酷刑“檀香刑”为叙事核心，串联起多重历史线索：德国人在山东修建铁路时欺诈中国民众，茂腔戏班班主孙丙因反抗加入义和团，带领农民起义却遭残酷镇压，最终死于檀香刑之下。莫言以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将封建王权的残酷性、殖民压迫的屈辱感与个体命运的悲剧性交织在一起，通过孙丙的挣扎与死亡，折射出专制权力赖以为生的“黑色土壤和阴暗法则”。在俄罗斯评委会看来，这部作品“触及了真正的中国文化，以文学的力量展现了民族历史中的苦难与精神韧性”，但在国内部分舆论场中，它却被贴上了一系列争议性标签。
最核心的争议在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质疑。自出版以来，《檀香刑》就被部分声音指责为“抹黑历史”“暴力猎奇”——2005年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它仅以一票之差落选，据称正是因“过度渲染酷刑细节，放大历史阴暗面”的争议。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这类质疑进一步升级，批评者认为其作品“以洋为尊”“唯洋是从”，通过展现历史苦难迎合西方视角，甚至被扣上“去历史化”“去价值化”的帽子。这种争议并非孤例，莫言的其他作品如《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也因类似原因引发讨论，形成了“莫言式争议”的独特现象。
更值得玩味的是与余华《兄弟》的对比。《兄弟》同样涉及敏感历史时期，讲述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的社会变迁与人性挣扎，却未遭遇类似的“历史虚无主义”指控，反而得到央媒的正面评价。这种差异并非源于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而是源于叙事视角的不同：《兄弟》更侧重通过个体命运折射时代变迁，基调中带有对人性温暖的坚守；而《檀香刑》则以更尖锐、更直接的方式揭露历史中的暴力与黑暗，这种“直面阴暗”的叙事风格，在强调“正面历史叙事”的舆论环境中，更容易触发争议神经。
三、沉默的逻辑：政治风险与舆论两难的双重挤压
央媒的沉默，本质上是对多重压力的“战略性规避”，背后是政治风险、舆论矛盾与官方态度延续性共同构成的复杂网络。
首先，当前国内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舆论环境，为媒体报道划定了清晰的“红线”。近年来，官方文件多次强调“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警惕其对青年思想的负面影响；国家网信办曾开展“清朗·整治网上历史虚无主义”专项行动，处置了一批散布有害信息的账号。在这种背景下，央媒作为舆论引导者，必须避免因报道争议作品引发“传播历史虚无主义”的指控。《檀香刑》因长期被贴上“抹黑历史”的标签，自然成为媒体报道的“高风险对象”——若对其获奖进行正面报道，可能被解读为对作品价值观的认可；若进行负面评价，又会与俄罗斯奖项的权威性产生冲突，损害中俄文化交流的氛围。沉默，成为最安全的“中间路线”。
其次，舆论群体的矛盾性让媒体陷入“两难困境”。有分析指出，国内批评莫言的“毛星火”群体与支持俄罗斯的“挺俄”群体高度重合——这一群体既对莫言作品持否定态度，又因中俄友好关系而认同俄罗斯的文化权威。当莫言获得俄罗斯奖项时，这一群体面临逻辑冲突：若认可俄罗斯的颁奖决定，就需承认莫言作品的价值，与其批评立场相悖；若坚持否定莫言，又会否定俄罗斯奖项的权威性，与“挺俄”立场矛盾。这种矛盾传导至媒体层面，形成了“报则引发争议，不报则维持平衡”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了沉默的选择。
再者，官方对莫言的谨慎态度具有延续性。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官方虽未明确否定，但态度始终谨慎——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一个政权的垮台首先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强调思想领域斗争的重要性；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明确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抵制歪曲党史国史的行为。中国作协虽在莫言获诺奖时表示祝贺，但近年来对其作品的争议始终保持沉默，这种“不表态”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信号。此次获奖虽来自俄罗斯而非西方，却未改变官方对莫言作品“争议性”的认知，央媒的沉默正是对这种态度的延续。
最后，莫言个人争议的“长尾效应”也不容忽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莫言的演讲被部分媒体解读为“借着怀念母亲，大肆渲染人民公社的贫穷、饥饿以及人性丑陋”，这与官方对人民公社历史的正面评价形成对比；此外，他在某些场合关于历史的言论，也被批评为“全盘否定前三十年”。这些争议并未随时间消散，反而成为每次其获得国际奖项时的“背景板”，让媒体在报道时不得不更加谨慎，避免触碰敏感话题。
四、沉默的代价：文学交流与价值认知的双重损耗
央媒的沉默看似是“规避风险”，却在无形中造成了多重损耗，既影响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也让公众对文学价值的认知陷入误区。
对中国文学国际交流而言，这种沉默削弱了“官方背书”的力量。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主流媒体的态度往往被视为国家对文化作品的认可信号——余华获奖时央媒的积极报道，不仅提升了《兄弟》的国际影响力，也让更多外国读者关注中国当代文学；而莫言获奖后的沉默，让国际界难以判断中国对其作品的真实态度，可能误将“媒体沉默”等同于“官方否定”，进而质疑中国文学自由表达的开放程度。更严重的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奖本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契机，奖项创立的初衷之一就是推动不同国家文学的对话与互鉴，而媒体的沉默让这一契机被浪费，不利于中国文学在俄罗斯乃至俄语地区的传播，也为后续中国作家参与国际奖项设置了隐性障碍。
对莫言个人而言，沉默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国际奖项的认可进一步巩固了其世界级作家的地位——俄罗斯评委会对《檀香刑》的高度评价，让更多国际读者关注这部作品，其文学价值并未因国内沉默而减损；另一方面，国内争议的持续让他始终处于“争议作家”的标签之下，部分公众仍以政治标签而非文学标准评价其作品，忽略了《檀香刑》在叙事艺术、语言风格上的创新。值得欣慰的是，沉默也促使部分理性公众重新审视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有评论指出：“《檀香刑》的再次获奖证明，真正的文学作品无论经过多少年，依然能震撼人心，其文学成就不应被政治标签所掩盖。”这种反思，或许是沉默带来的少数积极效应。
更深层的损耗在于对文学价值认知的扭曲。文学的本质是对人性、历史与社会的多元呈现，既可以歌颂光明，也可以揭露黑暗；既可以书写温暖，也可以直面苦难。但在“非黑即白”的舆论环境中，文学作品往往被简化为“正面”或“负面”的政治符号，忽略了其艺术价值与人文精神。莫言的《檀香刑》并非为了渲染黑暗而书写黑暗，而是通过黑暗反思人性与权力，这种反思本身就是文学的重要功能。央媒的沉默，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文学必须符合正面叙事”的单一标准，不利于文学创作的多元发展。
五、结语：文学的尊严在于超越标签
莫言获“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奖后的媒体沉默，是中国文学国际传播中的一个缩影，它揭示了文学与政治、文化与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表面看，这是一次媒体报道的“缺席”；从深层看，这是对“如何平衡文学价值与政治敏感”“如何在国际交流中展现真实中国文学”的考验。
俄罗斯评委会在颁奖词中提到：“真正的文学只忠于人性，无关乎政治立场与地域边界。”这句话或许是解开困境的钥匙。文学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属品”，也不应被贴上单一的标签——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无论是“迎合西方”还是“坚守本土”，都不应成为评判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对于媒体而言，需要在坚持正确历史观的同时，保持对文学多样性的尊重，避免因“风险规避”而放弃文化传播的责任；对于公众而言，需要跳出“非此即彼”的争议思维，以更开放的心态理解文学作品中的多元叙事；对于文学界而言，需要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坚守创作本心，以高质量的作品回应时代与人性的命题。
莫言此次获奖，本质上是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的又一证明，也是中俄文化交流的积极成果。无论国内媒体如何反应，《檀香刑》所承载的文学价值不会因沉默而减损，正如托尔斯泰的作品不会因时代变迁而失去光芒。未来，中国文学要在国际舞台上真正立足，不仅需要更多优秀作家与作品，更需要一个包容多元、尊重文学独立性的舆论环境——唯有如此，文学才能真正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桥梁，展现出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来源：玉宇清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