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文学诸文体中，散文或许是最易上手却最难臻佳境的一种。它没有小说虚构叙事的腾挪空间，无法借情节与人物遮蔽作者的身影；也缺少诗歌半虚半实的艺术弹性，难以凭意象与韵律消解现实的粗粝。这种对“真实”与“深度”的双重苛求，让真正优秀的散文作品显得尤为珍贵。在此语境下，

在文学诸文体中，散文或许是最易上手却最难臻佳境的一种。它没有小说虚构叙事的腾挪空间，无法借情节与人物遮蔽作者的身影；也缺少诗歌半虚半实的艺术弹性，难以凭意象与韵律消解现实的粗粝。这种对“真实”与“深度”的双重苛求，让真正优秀的散文作品显得尤为珍贵。在此语境下，作家、诗人凸凹的首部散文精选集《不可方物》（百花文艺出版社2025年7月）的出版，便具有了格外的意义——它不仅是作者30余年散文创作的精粹集结，更以扎实的文本实践，回应了散文写作的核心命题。

这部由茅盾文学奖得主、《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作协主席谢有顺，鲁迅文学奖得主、《美文》主编穆涛联袂推荐的作品，以“艺术为唯一归旨”，从400余篇散文中遴选22篇精粹，分“人物”“动植物”“物非物”三卷排布。它并非简单的文本汇编，而是以“时间”为隐秘线索，将历史与现实、个体与万物、记忆与存在编织成一张非虚构图谱。在AI重构文学创作边界的当下，凸凹以亲历性、思辨性的书写，为散文这一文体的真实性与深度性提供了鲜活注脚。

●人物书写：历史时间与个体记忆的双重锚定

凸凹的人物叙事拒绝扁平化的英雄塑造或温情追忆，而是将人物置于“历史时间”与“个体记忆时间”的交叉点上，让史料的严谨与情感的温度相互咬合。在《蜀守冰（三篇）》中，李冰不再是符号化的“治水英雄”，而是被作者以田野调查般的细致，从时间的尘埃中重新打捞。

《章山谒李冰》里，作者站在李冰陵前，不自觉地吟诵出自己在长诗集《水房子》里的诗句：“章山以前没这么高/自从你修理了岷江，降服了绵、洛二水/它就高了//自从你矮下去，倒在这里/长眠不起/它就更高了——//高得生民记住了它。”这段文字将李冰的“历史时间”（战国治水）与作者“探访时间”（2018年早春）折叠：章山的“高”，既是地理空间的海拔，更是历史记忆的刻度——李冰的功绩让自然山体成为精神地标，而作者的亲临，则让这份历史记忆在当下获得了具象化的承载。更具思辨性的是，作者并未回避学界对李冰籍贯的争议，而是引用著名民族史学家任乃强“李冰是蜀族阳平山地区生长的人”的观点，结合《华阳国志》《蜀中名胜记》的史料，在“蜀地说”“山西说”等争议中梳理线索，这种“不回避疑点”的书写，恰恰践行了作者对散文“字字有来源，句句有依凭”的要求。

若说李冰的书写是“大历史时间”的追溯，《我的老师崔世远》则是“个体记忆时间”的留存。作者笔下的崔老师，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以“朗诵”与“诗歌”在少年凸凹心中种下文学的种子：“崔老师擅朗诵，无人不知，崔老师工于诗，却是一项地下活动一宗密级颇高的秘密。但是，现在，才华横溢的崔老师面对即将别离自己的桃李，一激动，终于没能按捺住自己的诗才，把一首自由体长诗展呈了出来。”如此记忆的细节极具画面感——“长袖白衬衣，袖口照例扣得紧紧的”“读一页翻一页”，甚至多年后仍清晰记得诗的“提劲儿”与“霸道”。更动人的是时间的反差：30年后同学聚会，崔老师“忘了那些事，还忘了人”，但作者对“崔老师声音”的记忆却“穿越四十年时光，追了来，追着我不放”。这种“被遗忘的施予者”与“被滋养的记忆者”的对照，让个体记忆超越了私人情感，成为一代人精神成长的缩影，也印证了散文“需要作者站在文字中，望着读者的眼睛现身说法”的本质。

●动植物叙事：生命时间与时代语境的隐性对话

卷二“动植物”的书写，是凸凹对“万物有灵”最朴素的诠释。他不刻意赋予动植物象征意义，而是以“在场者”的视角，记录它们的生命轨迹，并在其中嵌入时代的隐性语境，让“生命时间”与“时代时间”形成对话。

《一根肠子的狗》堪称典范。作者细致描摹老黄狗被主人吊杀的全过程：“老黄狗终于走到终点。它将头颈伸进绳套后，见狗主人不动，它也不动，伸着套了绳索的头，无辜而朴素地望着狗主人。狗主人见老黄狗不动了，就挑逗性地抖了几下绳子。随着绳子的抖动，老黄狗跟着抖动，几抖几不抖，绳子再动，老黄狗不再动。”这里没有刻意的批判，却通过“狗的顺从”与“主人的犹豫”（三次套绳才成功）的细节，暴露了物资匮乏年代“生存需求”对“生命伦理”的碾压。而结尾“萝卜煨狗的肉香，很快从一口幽黑吊锅中飘了来，让人奴相丛生，深呼吸，一下进入饥饿时代的肃杀”，则将个体生命的消亡与那个时代的大背景勾连，让动物叙事超越了“宠物抒情”，成为时代记忆的活化石。

《猕猴桃的中庸江湖》则展现了植物生命的“时间跨度”。作者从都江堰向峨乡的猕猴桃花粉写起，追溯其从“古名苌楚”（《诗经》）到“移民新西兰变奇异果”的历程：“猕猴桃的原乡在中国，据说翻山越岭漂洋过海移民新西兰后，不仅称谓变成了‘奇异果’，其影响的尺度也达到了世界级。”作者勾勒出植物的“地理时间”——从本土到世界的传播，而“人工授粉”的细节（“晒好后收拾起来，以便对漫山遍野的雌猕猴桃花进行人工授粉。偷个懒，不人工授粉也是可以的，交由风雨、虫鸟去随机完成，只是成果不能丰饶、更不能把定”），则体现了人类对植物生命时间的干预。更巧妙的是，作者将个人记忆融入其中：四岁随母迁居万源时见过的“羊桃”（猕猴桃别名），与当下都江堰的“猕猴桃小镇”形成对照，让植物的“自然时间”与个体的“成长时间”相互印证，也呼应了作者所言“植物的背后，是家父家母的工作单位万源县茶果站”的私人底色，让叙事更具真实的厚度。

●物非物叙事：存在时间与文化记忆的深度叩问

卷三“物非物”是全书最具哲学意味的部分。凸凹将书籍、隧道、月亮、雪山等“非生命之物”视为“存在时间”的载体，在对它们的书写中，叩问文化记忆的传承与人类存在的意义。

《请书上座》以“书蛀”为切入点，记录作者与“书虫”的博弈：“我家车库并不潮湿，至少肉眼看不出湿的迹象，但我依然把书蛀归罪于地面的潮湿。如果不这样归罪，又该怎样归罪呢？因为非底层的书好着呢。”看似琐碎的记录，实则是对“文化载体时间损耗”的焦虑。作者从“垫防潮隔板”到“买柏木长凳请书上座”，每一个动作都充满对书籍的珍视——这些“未开包的书”（《甑子场》《大三线》等自购书）不仅是文本，更是作者文学创作的“时间见证”。而“书虫”的出现，象征着时间对文化记忆的侵蚀，作者的“抗争”（扫虫、垫高书籍），则是对“让文化记忆延续”的自觉担当。这种书写让“书籍”超越了“物品”的属性，成为“存在时间”的具象化象征——书籍的留存，即创作时间与文化记忆的留存。

《从陶渊明到卡夫卡》则将“空间穿越”转化为“时间感知”。作者穿过巴朗山隧洞，从“雾霾笼罩的成都”进入“四姑娘山的纯净世界”，写下“穿过巴朗洞，我还看见了桃花——没有开花的桃花。小镇周遭的那些桃树，告诉我，春天一来，我就开给你看”。“桃花”在这里，既是实景，也是隐喻：它连接着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乌托邦时间”（“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与卡夫卡《城堡》的“荒诞时间”（土地测量员K永远无法进入城堡）。作者将巴朗洞比作“山有小口”的桃花源入口，将自己比作“武陵渔人”，却在结尾处揭示：“我想进宫见的是四位清洁的姑娘，土地测量员K想入城见的是那些不清洁的权贵。”这种对照，让“空间穿越”升华为对“存在时间”的思考——人类始终在“追寻纯净”与“直面荒诞”的矛盾中前行，而隧道的“8.8公里”，则成为连接两种存在状态的“时间甬道”。

●时间作为“不可方物”的终极内核

凸凹在后记中写道：“从1999年到2022年，说了半天，什么都是物，只有时间不是。说了半天，什么都不是物，只有时间才是——只有时间才能不可方物。”这句话恰是全书的核心：《不可方物》的“不可方物”，并非指物象的奇特，而是指时间的不可捉摸与无所不在。无论是李冰的历史时间、崔老师的记忆时间，还是狗与猕猴桃的生命时间、书籍与雪山的存在时间，最终都指向“时间”这一终极命题。

在AI创作冲击文学的当下，凸凹的书写更具现实意义。他坚持“作者亲历的、有个性有价值的非虚构作品，或有路可走”，用22篇散文证明：散文的生命力，在于它是“时间的容器”——它承载着个人的记忆、时代的痕迹、文化的传承，这些“不可复制的亲历性”，正是AI无法替代的。《不可方物》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呈现了“人物、动植物、物非物”的多样形态，更在于它让我们看见：在时间的长河中，每一个物象都是时间的碎片，而散文的书写，就是将这些碎片拼接成完整的“存在图谱”，让我们在其中读懂自己、读懂时代、读懂生命的意义。（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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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读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