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作家的海外接受度始终与文化交流、历史认知及国际政治语境深度绑定。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自2012年获奖以来，始终是韩国主流媒体关注的核心中国作家之一。韩国媒体对莫言的评价并非单一的“肯定”或“争议”，而是呈现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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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作家的海外接受度始终与文化交流、历史认知及国际政治语境深度绑定。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自2012年获奖以来，始终是韩国主流媒体关注的核心中国作家之一。韩国媒体对莫言的评价并非单一的“肯定”或“争议”，而是呈现出“文学成就认可与文化立场争议并存、学术热捧与大众冷遇交织”的多层次特征。这种评价模式不仅折射出韩国媒体对中国诺奖得主的特殊审视视角，更暗含了中韩文化交流中历史记忆、民族认同与文学传播的复杂互动关系。

一、莫言获奖时的韩国媒体反应：从争议铺垫到诺奖后的立场强化

2012年10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宣布将当年奖项授予莫言，以表彰其“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一消息迅速打破了韩国媒体的文化报道常态——彼时韩国本土尚未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韩国作家韩江于2016年获奖），因此亚洲范围内的诺奖得主自然成为韩国媒体的核心关注对象。韩联社、《朝鲜日报》《中央日报》等主流媒体在消息发布后1小时内均发布了专题报道，其中《朝鲜日报》更是将莫言获奖新闻置于国际版头条，标题直接标注“中国‘知韩派’作家莫言获诺奖”，提前为其评价定下“文化立场优先”的基调。

（一）“知韩派”标签的形成：言论与私人关系的双重支撑

韩国媒体对莫言“知韩派”身份的塑造，并非始于2012年获奖，而是源于2005年5月莫言的首次韩国之行。当时，莫言受邀参加首尔国际文学论坛，在记者提问环节被问及“中韩因‘东北工程’引发的文化纠纷”（注：“东北工程”全称为“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旨在梳理中国东北边疆历史，其中涉及高句丽政权历史归属问题，引发韩国学界与民众的强烈反应）时，明确表示“高句丽文化分明属于韩国文化”，并补充称“若该问题演变为重大外交纠纷，高句丽史最终可能被记载为韩国历史”。这一言论被韩国《东亚日报》全文引用，且后续多年被韩媒反复提及，成为认定莫言“理解韩国文化立场”的核心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媒体还通过强调莫言与韩国文学界的私人关系，进一步强化其“知韩”形象。韩国诗人郭孝桓在莫言获奖后接受《京乡新闻》采访时透露，莫言在2005年访韩期间与他及韩国小说家黄晰暎结为“义兄弟”——黄晰暎是韩国现代文学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其作品《客地》《首尔，1964》以批判韩国军政府时期的社会现实闻名，在韩国文学界具有极高声望。韩媒指出，莫言此后曾多次携妻子访问韩国，不仅参与黄晰暎的私人文学沙龙，还曾在首尔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及“从黄晰暎作品中读懂了韩国人的生存困境”，这种深度文化互动被视为莫言“亲近韩国文化”的直接证据。

（二）争议平衡术：承认中国国内批评，凸显“作家风骨”

韩国媒体在塑造莫言“知韩派”形象的同时，并未回避其言论在中国国内引发的争议。《中央日报》在专题报道中专门开辟“争议栏”，引用中国《环球时报》2005年的评论文章——“莫言作为中国作家，应尊重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政权，其历史归属需以考古与文献为依据，而非个人主观判断”，同时提及当时中国网络上对莫言“迎合韩国”的批评声音。

但韩媒对这一争议的解读并非“莫言言论有误”，而是将其转化为“作家独立性”的证明。《朝鲜日报》在评论中称：“莫言在中韩文化争议中未选择‘迎合本国舆论’，而是基于自己的认知表达立场，这恰恰体现了他作为作家的谨慎、正值与信念——文学不应被政治或民族情绪绑架，对文化归属的判断应源于对历史细节的尊重。”这种解读既避免了因忽视中国国内意见而显得片面，又巧妙地将争议转化为对莫言“文学人格”的肯定，进一步巩固了其“知韩派”与“有风骨作家”的双重形象。

二、莫言作品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学术热与大众冷的两极分化

莫言作品在韩国的译介历史已超过30年，但其传播过程始终呈现“学术研究热度高、大众读者接受度低”的鲜明反差。这种反差既与莫言作品的文学风格相关，也受译介策略、传播媒介等多重因素影响。

（一）译介起点：电影带动文学，汉学家主导翻译

莫言作品在韩国的译介始于1988年——当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在韩国首尔国际电影节上映，以浓烈的乡土色彩、悲壮的抗日叙事与视觉冲击力，成为韩国观众认知“中国乡土文学”的起点。尽管《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但当时韩国读者对莫言本人的认知几乎为零。直到1989年，韩国成均馆大学中文系洪熙教授（注：洪熙是韩国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资深汉学家，主攻中国乡土文学与魔幻现实主义流派）将《红高粱家族》全文译为韩文，并由韩国文学翻译院资助出版，莫言作品才正式进入韩国文学市场。

此后，莫言作品的译介逐渐形成“汉学家团队主导”的模式。其中，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朴明爱贡献最为突出——她自1996年翻译《丰乳肥臀》开始，累计翻译莫言作品8部，包括《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核心代表作。朴明爱曾在采访中表示，莫言作品的翻译难点在于“乡土词汇的转化”与“魔幻元素的文化适配”，例如将莫言笔下的“高粱酒”译为“거친양조주”（粗犷的酿造酒），既保留原作的质感，又让韩国读者理解其象征意义。此外，韩国延世大学朴宰雨、梨花女子大学李旭渊等汉学家也参与翻译，形成了“学术化翻译”的鲜明特征——译本中往往附带详细的注释，解释中国的历史背景（如计划生育政策、人民公社制度）与文化符号（如民间故事中的“狐仙”“阎王”），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但也增加了普通读者的阅读门槛。

（二）传播分化：学术研究的“显学”与大众市场的“冷门”

根据韩国学术研究情报网（RISS）的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韩国学界关于莫言的研究论文、学位论文等条目达209条，仅次于王蒙（418条），远超余华（41条）、苏童（10条）等其他中国当代作家。从研究主题来看，韩国学界对莫言的关注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民间故事的融合”，如首尔大学金敏贞的论文《莫言〈生死疲劳〉中的轮回叙事与中国民间信仰》；二是“莫言作品中的历史记忆书写”，重点分析《檀香刑》《丰乳肥臀》对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的反思；三是“莫言与韩国作家的比较研究”，常见将莫言与黄晰暎、韩江对比，探讨东亚作家对“苦难”主题的不同表达。这种高度集中的学术关注，使得莫言成为韩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

与学术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莫言作品在韩国大众市场的接受度始终偏低。韩国最大书店教保文库2023年发布的“中国小说畅销榜”显示，余华的《活着》《文城》分别位列第五、第六名，年销量均超过5万册；而莫言的《蛙》仅位列第九，年销量不足1.2万册。即使在2012年诺奖效应的带动下，莫言作品的销量激增也只是短期现象——获奖后第二天，韩国最大在线书店YES24的数据显示，《红高粱家族》《蛙》等5部作品全部售罄，出版社紧急加印《红高粱家族》《红高粱》各5000册，但这种热度仅持续了3个月，2013年起销量便回落至获奖前水平。

韩国学界将这种“大众冷”归因于两点：一是“阅读门槛高”——莫言作品多采用非线性叙事（如《生死疲劳》的“六道轮回”结构），且充满中国特有的历史与文化元素，即使有注释，普通读者也难以完全理解；二是“购买动机错位”——首尔大学李旭渊教授在《中国当代小说在韩国的接受》一文中指出，购买莫言作品的韩国读者中，约60%是“为提升汉语水平”或“了解中国社会”，而非出于文学欣赏，“他们更关注作品中的社会细节，而非文学手法”。

三、韩国媒体对莫言文化立场的争议性评价：历史敏感点与文学价值的割裂

韩国媒体对莫言的评价始终存在一个“特殊维度”——高句丽文化归属问题。这一历史敏感点不仅让莫言的“知韩派”标签被反复强化，也使得其文学价值的评价时常被政治化解读，形成“文学评价客观化”与“文化立场争议化”的割裂局面。

（一）高句丽争议的“选择性报道”：强化立场，忽视学术

高句丽政权的历史归属是中韩文化争端的核心议题之一。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高句丽是公元前37年至公元668年在中国东北建立的古代民族政权，其疆域主要位于今中国辽宁、吉林及朝鲜半岛北部，与公元918年在朝鲜半岛建立的“高丽王朝”并非同一政权；而韩国学界与民众普遍认为，高句丽是韩国历史的“正统王朝”，其文化是韩国文化的重要源头。这一争议自2002年中国启动“东北工程”后逐渐升温，成为影响中韩文化交流的敏感问题。

韩国媒体在报道莫言时，始终对其2005年关于高句丽的言论进行“选择性引用”。例如，2025年韩国政府举办“韩国国家形象展”，公开将高句丽、渤海国纳入“5000年韩国文明史”展区，引发中国网友的强烈反对。在此背景下，《朝鲜日报》发布专题报道《谁理解韩国？——从莫言看中国作家的历史认知》，再次全文引用莫言2005年的言论，并评论称“莫言是少数能正视韩国历史的中国作家，他的立场为中韩文化和解提供了可能”。但该报道完全未提及中国学界对高句丽历史的主流研究成果，也未引用莫言后续关于“历史研究应尊重学术共识”的表态（莫言在2013年的采访中曾补充称“高句丽历史归属需由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共同论证，作家的观点仅代表个人认知”），这种“片面引用”进一步固化了莫言“支持韩国文化立场”的标签。

（二）文学价值的客观评价：从作品出发，认可国际地位

尽管在文化立场上存在争议，但韩国媒体对莫言的文学价值评价相对客观，尤其注重从“作品本身”与“国际影响力”两个角度展开。例如，《中央日报》在2023年莫言新作《晚熟的人》韩文版出版时，发布书评《莫言：用故事记录中国的作家》，称“《晚熟的人》中的短篇故事，如同中国乡村的‘浮世绘’，既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刻画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坚守，这种对‘小人物’的关注，与韩国文学中的‘平民叙事’有共通之处”。

对于《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代表作，韩媒也多从文学手法角度进行解读。《京乡新闻》在介绍《檀香刑》时指出，“莫言用‘檀香刑’这一残酷的刑罚作为核心意象，既批判了清末封建专制的残暴，也反思了人性中的暴力本能，这种‘以极端场景揭示深刻主题’的手法，与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一脉相承，也让他的作品具有了超越国界的感染力”。此外，韩媒还频繁提及莫言的诺奖身份，将其视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认为莫言的获奖“打破了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刻板印象，让更多人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

（三）翻译质量的争议：影响大众接受的“隐形障碍”

除历史争议与文学风格外，翻译质量也是影响韩国媒体评价莫言的重要因素。韩国汉阳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美兰在《中国文学在韩国的译介困境》一文中指出，莫言作品的韩译本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朴明爱翻译的《蛙》因注释详细、语言流畅，被韩国文学翻译院评为“2020年度优秀翻译作品”；但另一版《丰乳肥臀》的译本（2001年出版）却因“乡土词汇翻译不准确”“情节删减过多”遭到批评——例如将“母亲抱着孩子逃荒”译为“어머니가아이를안고떠돌다”（母亲抱着孩子流浪），丢失了“逃荒”背后的“饥荒背景”；将描写抗日战争的部分情节删减约1/3，导致故事逻辑不连贯。

韩国媒体对翻译质量的批评直接指向大众接受度。《东亚日报》在2022年的“中国文学阅读调查”报道中称，“约45%的韩国读者表示‘读不懂莫言的作品’，其中30%认为‘翻译生硬，像是逐字翻译’，15%认为‘注释不足，不理解历史背景’。相比之下，余华作品的译本更注重‘故事流畅性’，即使删减部分文化细节，也能让读者快速进入情节，这也是余华更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四、韩国媒体对莫言与其他中国当代作家的评价差异：基于作家特质与传播语境的分层

韩国媒体对中国当代作家的评价并非“一刀切”，而是根据作家的作品风格、传播路径、文化立场形成差异化模式。这种差异在莫言、余华、苏童、王蒙四位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也折射出韩国媒体对中国文学的“选择性接受”逻辑。

（一）余华：故事力量驱动的“大众宠儿”

在韩国大众读者中，余华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当代作家，其作品的传播呈现“销量高、受众广、争议少”的特征。根据韩国出版协会2024年的数据，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韩文版销量已突破25万册，《活着》突破10万册，均位列“韩国翻译文学销量榜”前十，远超其他中国作家。

韩国媒体对余华的评价核心是“故事力量”与“情感共鸣”。《朝鲜日报》称余华“用坦率、简洁的叙事方式，将中国普通人的苦难转化为能跨越文化的故事——《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他们的挣扎与坚守，让韩国读者想起自己祖辈经历的战争与贫困，这种‘苦难共情’是余华受欢迎的关键”。此外，余华的“大众亲和力”也被韩媒反复提及：2023年余华赴韩国举办“踏入文坛40周年”签售会时，现场吸引超过2000名读者，其中不乏“头发五颜六色的年轻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读《文城》哭了好几次”“余华的故事让我理解了父母辈的辛苦”，这种自发传播进一步扩大了余华的影响力。

（二）苏童：电影带动知名度，学术关注有限

苏童在韩国的传播路径与莫言相似——均由电影改编带动文学作品的关注，但后续影响力远不及莫言。1991年，张艺谋根据苏童《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韩国上映，引发“中国封建家庭题材”的讨论热潮，随后《妻妾成群》韩文版出版，首印5000册迅速售罄。但此后，苏童作品的传播便陷入停滞，截至2024年，其在韩国译介的作品仅5部，RISS数据库中相关研究条目仅10条，远少于莫言的209条。

韩国媒体对苏童的评价集中在“批判现实与幻想元素的结合”。《中央日报》在介绍《妻妾成群》时称，“苏童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封建家庭中女性的悲剧，既批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也通过‘灯笼’‘捶脚’等意象营造出压抑的氛围，这种‘现实与象征结合’的手法极具感染力”。但韩媒也指出，苏童作品的“题材局限”是其传播受限的原因——“他的作品多聚焦于家庭、女性与乡土，主题相对集中，而莫言的题材涵盖历史、社会、民间故事，学术讨论空间更广阔；同时，苏童后续作品如《河岸》《黄雀记》的韩译本出版滞后（比中文版晚5-8年），也错失了传播时机”。

（三）王蒙：学术研究的“重镇”，大众市场的“陌生人”

王蒙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元老级”作家，在韩国学界的关注度最高——RISS数据库中相关研究条目达418条，远超莫言，但在大众市场的知名度却最低。韩国国会图书馆的数据显示，王蒙作品的韩文版馆藏仅89册，少于莫言的106册；教保文库的“中国小说畅销榜”中，王蒙作品从未进入前20名。

韩国媒体对王蒙的评价呈现“学术化”特征，主要关注其作品中的“中国社会变迁”与“知识分子形象”。《京乡新闻》在学术专栏中称，“王蒙的《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化，尤其是《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堪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他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为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提供了重要样本”。但韩媒也承认，王蒙作品的“语言风格”与“题材沉重”是大众接受度低的原因：“王蒙擅长使用‘意识流’手法，语言复杂且充满政治隐喻，普通读者难以理解；同时，他的作品多涉及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如‘反右’‘文革’），需要深厚的历史背景知识，这进一步限制了其大众传播。”

（四）莫言：诺奖光环、学术肯定与大众模糊的“三重叠加”

与其他三位作家相比，莫言在韩国媒体的评价中呈现出最复杂的“三重性”：一是“诺奖光环带来的国际关注度”——韩媒始终将莫言视为“中国文学的国际代表”，频繁提及其诺奖身份；二是“学术研究的高度认可”——209条RISS研究条目，涵盖叙事手法、历史书写、文化符号等多个领域；三是“大众市场的模糊认知”——销量偏低、读者购买动机错位、阅读门槛高。

更特殊的是，莫言是唯一因“历史立场”被韩国媒体标签化的中国作家。如前所述，高句丽文化归属问题让莫言成为韩国媒体“文化立场讨论”的焦点，这种标签化评价在余华、苏童、王蒙身上均未出现——余华作品不涉及历史争议，苏童、王蒙的作品虽涉及历史，但多聚焦中国内部历史，未触及中韩文化争端的敏感点。这种特殊性使得莫言在韩国媒体的视野中，既是“文学大师”，也是“文化立场的象征”，进一步加剧了评价的复杂性。

五、评价差异的深层原因：文化、政治与传播的多重交织

韩国媒体对莫言与其他中国当代作家的评价差异，并非偶然，而是文化亲近感、诺贝尔奖的政治象征意义、译介策略与传播媒介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形成了韩国媒体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选择性接受”逻辑。

（一）文化亲近感与历史敏感点的双重影响

韩国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历史上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这种“文化亲近感”让韩国读者对中国文学产生天然的兴趣——他们更容易理解中国文学中的家庭观念、伦理道德与乡土情感，这也是余华、莫言作品能在韩国传播的基础。但这种亲近感也伴随着“历史敏感点”的碰撞——高句丽问题、渤海国问题等历史争议，让韩国媒体对涉及这些议题的作家（如莫言）格外关注，甚至将其言论政治化解读。

相比之下，余华、苏童的作品更多聚焦于“中国内部的社会现实与人性探索”，不涉及中韩历史争议，因此韩国媒体对他们的评价更集中于文学价值本身。例如，余华的“苦难叙事”与韩国读者自身的历史记忆（如朝鲜战争、经济危机带来的苦难）形成共鸣，这种共鸣不涉及政治立场，仅停留在情感层面，因此争议更少，接受度更高。

（二）诺贝尔奖的“政治象征意义”加持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个人文学成就的认可，也被韩国媒体视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标志”。在韩国媒体看来，莫言的获奖意味着“西方世界开始重视中国当代文学”，而中国作为韩国的近邻与重要合作伙伴，其文化影响力的变化自然会引发韩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因此，韩媒对莫言的评价往往超越文学本身，融入对“中韩文化关系”“中国国际地位”的思考——这种“政治象征意义”是未获诺奖的余华、苏童、王蒙所不具备的。

例如，《朝鲜日报》在2012年莫言获奖后发表社论称，“莫言获奖不仅是中国文学的胜利，也是东亚文学的胜利。中韩作为东亚文化的重要代表，应以莫言为桥梁，加强文学交流，化解历史争议”。这种将作家与“国家文化关系”绑定的评价，在其他中国作家身上极为罕见。

（三）译介策略与传播媒介的路径差异

译介策略与传播媒介的不同，也直接导致了韩国媒体对中国作家的评价差异。莫言作品的译介以“学术化”为核心，译者多为汉学家，译本注重历史背景注释与文学手法还原，但也增加了普通读者的阅读门槛；而余华作品的译介更侧重“大众化”，译者多为文学翻译家，注重故事流畅性与情感传递，即使删减部分文化细节，也能让读者快速理解情节。例如，《活着》的韩文译本删除了部分关于“人民公社”的细节描述，转而强化福贵与家人的情感互动，这种调整更符合韩国大众的阅读习惯。

传播媒介的差异也至关重要：莫言的传播始于电影《红高粱》，电影的视觉冲击虽能快速吸引关注，但也让读者对莫言的认知局限于“乡土题材”；而余华的传播始于文学本身——《许三观卖血记》因“故事直白、情感真挚”被韩国中学选为“课外读物”，通过学校教育实现了“全民传播”。此外，余华频繁赴韩参加签售会、文学论坛，与读者直接互动，这种“面对面传播”也提升了其大众知名度，而莫言自2012年后仅赴韩一次（2018年参加首尔国际书展），公众曝光度相对较低。

六、结论：韩国媒体评价的双重性与文化传播的启示

综合来看，韩国主流媒体对莫言的评价呈现出典型的“双重性”：一方面，从文学价值与国际影响力出发，肯定莫言的创作成就，将其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另一方面，从历史认知与文化立场出发，通过选择性引用与解读，将其塑造为“知韩派”作家，赋予其超出文学范畴的政治意义。这种双重性既反映了韩国媒体对中国文学的“多元审视”，也揭示了中韩文化交流中“历史争议与文学共鸣并存”的复杂现状。

从更广泛的文化传播视角来看，莫言在韩国的接受情况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重要启示：

1.译介需兼顾“学术性”与“大众化”：汉学家主导的学术化翻译虽能为研究提供支撑，但普通读者更需要“流畅、易懂”的译本。未来的译介应建立“分层翻译”模式——学术版保留细节与注释，大众版注重故事性与情感传递，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2.传播需注重“文化适配”与“互动性”：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不应仅依赖“作品输出”，还需通过作家访谈、文学沙龙、读者互动等方式，帮助目标受众理解作品背后的文化背景；同时，可借鉴余华的经验，选择与目标受众“情感共鸣”的主题（如苦难、家庭），降低文化隔阂。

3.理性看待“争议性评价”：海外媒体对中国作家的评价往往与当地的历史认知、政治语境相关，对于争议性评价，应保持理性态度——既不回避文化差异，也不夸大争议，通过学术交流、文化对话等方式，促进相互理解。

在全球化时代，文学不仅是“审美对象”，更是“文化对话的桥梁”。莫言在韩国的接受情况表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既面临挑战，也充满机遇——唯有兼顾文学价值与文化适配，才能让中国故事真正被世界读懂、接受与共鸣。

来源：玉宇清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