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古代水文版图上，“江、河、淮、济”并称“四渎”，作为唯一发源于中原腹地的古渎，济水曾承载着先民对“圣河”的敬畏，而它的源头——如今的济源市，却藏着一串少有人能说全的“曾用名”。
在中国古代水文版图上，“江、河、淮、济”并称“四渎”，作为唯一发源于中原腹地的古渎，济水曾承载着先民对“圣河”的敬畏，而它的源头——如今的济源市，却藏着一串少有人能说全的“曾用名”。
当我们今天提起济源，多数人想到的是它作为河南直管市的现代身份，或是王屋山、小浪底的自然景观，却鲜少有人知晓，这片土地上曾先后刻下轵邑、波县、沁水县、济源县等数十个名称，每一个名字的更迭，都是一次时代的烙印，每一段称谓的背后，都藏着一段被忽略的历史细节。从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都城，到隋唐时期因水得名的县域，济源的“名字史”，实则是中原地区行政区划、地理文化、政治格局变迁的微观缩影。解开这些“名字密码”，才能真正读懂这座城远超“济水源头”之外的厚重。
若要追溯济源最具分量的旧称，“轵邑”必然是绕不开的起点。在战国纷乱的地图上，济源地处韩国与魏国的交界地带，而“轵邑”不仅是两国争夺的战略要地，更在一段时期内成为韩国的都城，被《史记·货殖列传》称为“天下名都”——这一称谓，足以颠覆多数人对“济源早期只是小县城”的认知。
“轵”字本义为“车轴末端”，因轵邑地处太行山南麓的交通要道，是连接晋豫两地的“车辙枢纽”而得名。当时的轵邑，西临王屋山，东接沁水，北靠太行，南望黄河，既是军事要塞，又是商业重镇。考古发现，轵国故城遗址现存城墙周长约10公里，分内城、外城两部分，外城面积达16平方公里，城内不仅有宫殿遗址、手工业作坊，还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货币、青铜器与陶器，印证了《战国策》中“轵邑富冠天下”的记载。相传，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曾在此地“窃符救赵”后避祸；韩国迁都轵邑期间，更是在此推行新政，使轵邑成为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
秦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轵邑”被改为“轵县”，隶属于三川郡，这一名称延续至汉代。即便失去了都城地位，轵县仍是中原重镇，汉武帝时期，轵县被划归河内郡，因地处黄河以北、太行以东的富庶地带，成为汉代“河内殷富”的代表县域之一。如今，轵国故城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多数游客到访时，仍不知脚下这片土地曾是战国时期的“天下名都”——这份被遗忘的荣光，恰是济源“名字史”中最该被拾起的片段。
从战国到隋唐，济源的名称进入了一段“高频更迭期”，波县、沁水县、苌平县、王屋县等称谓先后出现，每一次改名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既是战乱带来的区划调整，也是统治者治理地方的智慧体现。
秦末汉初，天下战乱，轵县周边地区人口迁徙频繁，行政区划屡有变动。西汉时期，朝廷在轵县东部析置“波县”，因县治所在地临近沁水，河水时常“波动泛滥”而得名——这一名称虽看似朴素，却暗含着古人对自然环境的观察与适应。波县存在约400余年，至西晋时期，因沁水流域人口增加，朝廷又在波县北部析置“沁水县”，直接以“沁水”为名，既明确了县域的地理范围，也便于管理沁水沿岸的农业生产。这一时期，济源地区形成了轵县、波县、沁水县并存的局面，这种“以水为名”的区划方式，成为古代中原地区管理河川流域的典型模式。
南北朝时期，中原陷入长期战乱，政权更迭频繁，济源的名称也随之“动荡”。北魏时期，朝廷在轵县西部设置“苌平县”，因当地有苌平亭（古地名）而得名；东魏时期，又在王屋山附近设置“王屋县”，以山为名，强化对山区的管辖。这一时期的名称更迭，本质上是不同政权为巩固统治、划分势力范围而采取的措施——通过新设县域、更改名称，将地方纳入中央管理体系，同时也反映出济源地区在战乱中仍是“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名称虽在历史长河中逐渐被遗忘，但并非毫无痕迹。如今济源市下辖的“轵城镇”“王屋镇”，便是对“轵县”“王屋县”的历史呼应；沁水虽不再是独立县域，但“沁水”之名仍作为河流名称留存，成为连接古今的纽带。多数人在听到“轵城”“王屋”时，只当是普通乡镇名，却不知这些名称背后，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民生变迁的复杂历史。
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是济源“名字史”的关键节点——这一年，朝廷析轵县北部地区设置“济源县”，因“济水发源地”而得名，这一名称不仅延续至现代（1988年济源撤县设市），更让“济水”与“济源”的关联深深烙印在这片土地上。而除了“济源县”，济源还有一个雅称——“玉川”，这一充满诗意的名称，藏着唐代文人对这片土地的偏爱，却鲜少被现代人知晓。
“济水”作为古四渎之一，在古代被视为“神水”，历代朝廷都对其进行祭祀。隋代设置济源县，既是对济水文化的认可，也是对“源头”地位的强化。唐代时，济源县隶属于怀州，因济水清澈、沿岸风景秀丽，成为文人墨客的游历之地。唐代诗人卢仝，号“玉川子”，虽祖籍范阳（今北京），却长期隐居于济源，写下《茶歌》《月蚀诗》等名篇，其中“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的诗句流传千古。卢仝以“玉川子”为号，既是因济源“济水似玉、川流不息”的景色，也暗含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久而久之，“玉川”便成为济源的雅称。唐代另一位诗人李商隐，曾在济源任职，写下《济源寒食》等诗，诗中“风烟并起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描绘了济源的春日风光，进一步丰富了“玉川”的文化内涵。
北宋时期，济源县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朝廷在此修建“济渎庙”，作为祭祀济水的官方场所，济渎庙规模宏大，被誉为“中原古代建筑的博物馆”，如今仍是济源的重要文化遗产。金代时，济源县曾短暂改称“原州”，但因“济源”之名已深入人心，不久后便恢复原名。从隋唐到明清，“济源县”的名称延续了1300余年，成为济源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名称，而“玉川”的雅称，则在文人的诗词中代代相传，成为济源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当我们走进济源，济渎庙的古柏、卢仝的遗迹仍在，却少有人能将“玉川”与济源联系起来，更不知“济源县”这一名称背后，曾有过朝廷祭祀济水、文人隐居创作的热闹场景。这份“知其名而不知其雅”的陌生，恰是济源文化传播中亟待弥补的痛点。
从战国轵邑的“天下名都”，到秦汉南北朝的名称更迭，再到隋唐济源县的千年延续，济源的“名字史”是一部浓缩的中原地方史。每一个旧称，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次改名，都是一次时代的折射。当我们今天称呼“济源”时，不应只看到它的现代面貌，更该想起它曾是轵国都城、曾是玉川故里，曾有过“天下名都”的荣光，曾藏着文人墨客的诗意。读懂这些旧称，才能真正读懂济源——这座被济水滋养、被历史厚待的城市，远比我们想象中更有故事。
来源：评书小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