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核威慑造就的“大国无战争”时代，经济制裁得到西方国家越来越频繁的运用，并替代武力成为其在常规外交手段失效后的首选工具。与此同时，经济制裁也成为西方学界讨论的热点。围绕“经济制裁作为外交政策工具是否有效（effective）”，以及“评估标准是什么”，西方学界
西方学界对经济制裁有效性及其评估标准的讨论
引言
在核威慑造就的“大国无战争”时代，经济制裁得到西方国家越来越频繁的运用，并替代武力成为其在常规外交手段失效后的首选工具。与此同时，经济制裁也成为西方学界讨论的热点。围绕“经济制裁作为外交政策工具是否有效（effective）”，以及“评估标准是什么”，西方学界分为两派。根据是否认同制裁有效，学者们将持不同立场的两派分别称为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在制裁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并对评估标准持结果论的观点，认为单凭经济制裁难以获得成功的政策结果；乐观主义者则持资源论观点，认为经济制裁总归是有效的。
秉持结果论的悲观主义者
在评估标准上，悲观主义者认为，被制裁国的政治行为是否向符合发起国意愿的方向改变，是制裁有效性的唯一评判标准，其他标准只起到辅助作用。基于这一理论预设，早期悲观主义者进行了大量的个案分析，并从政治哲学出发，论证制裁无效。
加尔通（Johan Galtung，1967）是最早尝试建构经济制裁的一般理论的学者。通过分析联合国对罗得西亚的制裁案例，加尔通批评了经济制裁的朴素理论，即早期乐观主义者的观点。他认为，朴素理论的假设——经济成本正线性相关于政治瓦解，存在谬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他认为，在对被制裁国民众施加经济痛苦的同时，制裁也强化了被制裁国民众的政治身份认同，进而导致政治整合。同时，被制裁国民众常表现出一种对经济痛苦的适应性。两者的出现，都将导致制裁不仅未能塑造成功的政策结果，反而强化了被制裁国民众对制裁发起国的敌视。因此，他认为，经济制裁是无效的，而且可能会起到反作用。同时，他提出，制裁有效性的评估标准，应当立基于结果，即将被制裁国的政治立场是否逆转作为核心指标。加尔通关于制裁有效性的论断，及其评估标准，在西方学界得到了广泛地传播与认同。他的研究也被视为早期悲观主义的经典著作。
但是，由于早期的悲观主义经典著作在论证时全部采用案例研究法，而案例研究通常难以外推。这就造成，虽然早期悲观主义者的观点已经得到多数研究的同意，但始终存在证明上的漏洞。
为了补足方法学的缺陷，后期悲观主义者开始定量地研究有效性问题。哈夫鲍尔、肖特和艾略特（Gary Hufbauer, Jeffrey Schott, Kimberly Elliott，1990）是最早将定量方法引入到制裁研究中的学者，西方学界通常把三人构造的制裁数据库称为HSE数据集。从悲观主义的评估标准出发，他们首先构建了一个由政策结果指数与制裁贡献指数构成的双重指标体系。在他们的研究中，政治结果指数衡量制裁目标是否实现，从完全成功到完全失败有1-4分四个取值；制裁贡献指数衡量制裁本身对结果的贡献程度，从显著到无关同样有1-4分四个取值。根据政治结果指数与制裁贡献指数的乘积，他们将制裁案例分为四类：1、完全失败（1-3分）；2、有限失败（4分，6分，8分）；3、有限成功（9分）；4、较大成功（12或16分）。他们发现204个经济制裁案例中，即使是有限成功案例与较大成功案例的加和，也仅仅只占34%。他们的实证结果证明，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经济制裁，无疑是失败的。可即便测算出的成功率已经低至34%，仍有学者认为，哈夫鲍尔等人高估了经济制裁的成功率。佩普（Robert Pape，1997）指出，在HSE数据集的所有案例中，事实上仅有5起能通过严格审查，其真实成功率应当不足5%。
总的来说，早期悲观主义者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制裁无效的论断与结果论的评估标准；后期悲观主义者则通过定量研究方法，补充了早期悲观主义研究的论证缺陷。
秉持资源论的乐观主义者
乐观主义者秉持一种资源论的观点。该派别的学者认为，经济制裁将会为被制裁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从而限制其可供使用的政策资源，使其有限执行或无力执行不合发起国意愿的政策，因此制裁几乎不可能完全无效。此外，制裁无效的论断也明显与决策者频繁动用制裁的现实不符。综上，他们主张，制裁总归是有效的，并从方法论漏洞与结果论预设入手，挑战制裁无效的论断。
首先是方法论漏洞。摩根等人（T. Clifton Morgan,Navin Bapat,Yoshiharu Kobayashi，2014）提出威胁阶段说，挑战哈夫鲍尔等人的实证结果。他们认为，学者们的案例选择偏见（selection-bias)，及其对结束于威胁阶段制裁案例的忽视，造成了有效性理论与外交实践之间的悖论。具体而言，相比起成功案例，学者通常更加关注失败或者长期停滞不前的制裁案例，而这助长了“制裁无效”印象的传播与强化。此外，最容易成功的制裁是结束于威胁阶段的制裁，学者们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剔除或忽视该类案例，导致制裁数据集的统计成功率被拉低。虽然摩根等人的批判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实证结果并未给出强有力的支持。在结束于威胁阶段的制裁案例被纳入数据集的情况下，他们构造的TIES数据集的成功率依旧不足50%。
其次结果论预设。乐观主义者都同意，悲观主义文献过于强调“目标国政治行为改变”，进而忽视制裁对发起国外交政策的推动作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分歧。根据是否以经济影响作为主要的评估标准，可以分为朴素派与革新派。朴素派分为早期朴素理论者与后期朴素理论者。早期朴素理论者，即加尔通批判的早期乐观主义者，在此不再赘述。后期朴素理论者与革新派虽然观点不同，但同属制裁有效的阵营，因而都是后期乐观主义者。
朴素派遵循“朴素理论”的预设，认为制裁会给被制裁国施加经济成本，经济成本给被制裁国带来的痛苦，将促使被制裁国让步。虽然他们与早期的朴素理论者一样，以制裁的经济影响作为主要评估标准，但乐观主义者在评估过程中增强了对制裁政治影响的考量。因而在具体操作上，该派学者在评估制裁有效性时，通常着重分析制裁事件前后被制裁国的GDP、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指标，并观察被制裁国的贸易额与贸易模式的变化，兼而考虑制裁对被制裁国政策方向的影响，进而判断经济制裁的有效性。博罗兹纳与科赫切娃（Angela Borozna,Lada Kochtcheeva，2024）在分析2022年西方对俄制裁有效性时，系统地呈现了朴素派的评估标准与方法。他们首先确定评估有效性的两个维度，经济影响、政治影响。经济影响包括制裁前后俄罗斯的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动、主要商品的贸易量变化、主要经济部门受到的冲击强度。政治影响包括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走向变化与精英忠诚度。经过分析，他们发现，制裁未能改变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走向，也未能显著影响俄罗斯精英对普京的忠诚度，而且未能显著冲击俄罗斯的经济。但航空、汽车等主要经济部门已经因为制裁出现萎缩的迹象，他们将之归因于制裁，并以此来论证制裁的部分有效。
革新派则既不认同结果论预设，也不认同“朴素理论”预设，强调在评估时应该综合考虑制裁的政治经济影响，并把制裁有效性置入发起国对被制裁国的外交战略中考量，通过论证制裁在当代外交政策中的无可替代性，来肯定制裁的有效性。吉梅利（Francesco Giumelli，2024）指出，结果论预设最大的问题在于，将制裁视为影响目标国让步的独立变量，但事实上制裁并不能决定外交政策的结果，而只是诸多变量中的一个。基于此，他认为，单凭结果来判断制裁有效性只会造成谬误，并提出一个更为综合的评估框架。该综合框架由六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判断经济制裁在发起国外交战略中的权重。第二阶段，判断发起国的制裁目的。具体的说，研究者需要判断发起国是出于胁迫目的、遏制目的、象征目的，还是其他目的。第三阶段，评估制裁的影响。第四阶段，评估制裁是否达成预期目标。第五阶段，评估制裁成本。第六阶段，做反事实假设，判断其他外交政策工具是否综合上优于制裁政策。
六阶段理论是乐观主义者推翻结果论的重要尝试，但该理论不仅过于复杂，而且较为缺乏可操作性。首先，权重判断上存在困难。如他所言，制裁事件中发起国常常采用多种外交政策工具，并且伴随制裁事件的发展，发起国可能强化原有的制裁政策，或者采用其他外交工具。两个重要的操作问题接踵而至。第一，怎样把制裁从混合的外交战略中分离，并单独确定权重。第二，如何判断确定权重的最佳时点。其次，影响判断存在困难。无论是经济损失等制裁直接影响，还是声誉成本等制裁间接影响，都难以通过有意义的方式衡量。再次，目的识别上存在困难。发起国政府常常通过虚假的言辞来粉饰其制裁目的，例如人权制裁；并且，它一般不会公开承认其制裁目的。最后，发起国成本判断存在困难。与制裁影响类似，发起国成本是多维度成本的叠加产物，包括声誉成本、经济成本等等。仅从经济成本来看，由于企业级制裁数据的缺失，难以有意义地判断制裁的经济成本。
结合上述分析，相比早期乐观主义者，后期乐观主义者在评估时更为重视制裁的政治影响，但总体上并未脱离早期乐观主义者的经济评估框架。
结语
总的来说，制裁有效性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但学界尚未就该问题达成共识，在评估标准上也存在分歧。在有效性问题上，乐观主义者坚持制裁绝非无效；悲观主义者则主张制裁无效。在评估标准上，乐观主义者把制裁的经济影响作为首要标准；悲观主义者则将政治结果作为首要标准。在研究方法上，早期的制裁文献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以个案分析为主。在后期，悲观主义者转向定量研究方法，乐观主义者则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正如金伯利·艾略特（Kimberly Elliott，1998）所言，制裁有效性是半杯水问题，难以得出定论。西方学界之所以热衷于讨论制裁有效性；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政策需要。经济制裁可能导致高昂的发起成本。制裁有效的观点，能够为西方政客的制裁决定提供辩护，以说服西方民众支持制裁的发起、维持以及强化。第二，现实需要。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是最大的制裁发起者。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西方国家优化其制裁政策，更好地判断制裁收益最大化的条件。也正是出于如上原因，西方学者主要从发起国视角研究该问题，制裁有效性的被制裁国视角有待丰富。
参考文献：
[1] Johan Galtung.On 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With Examples from the Case of Rhodesia[J].World Politics,1967,19(3):378-416.
[2] Gary Hufbauer, Jeffrey Schott, Kimberly Elliott.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2nd ed.)[M].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0.
[3] Robert Pape.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J].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7,22(2):90–136.
[4] T. Clifton Morgan,Navin Bapat,Yoshiharu Kobayashi.Threat and imposi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s 1945–2005: Updating the TIES dataset[J].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2014,31(5):541–558.
[5] Angela Borozna,Lada Kochtcheeva.War by Other Means.Palgrave Macmillangiumeli[M].2024.
[6] Francesco Giumelli.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Sanctions Effectiveness: Lessons Learned from Sanctions on Russia [J].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2024,30:211–228.
[7] Kimberly Elliott.The Sanctions Glass: Half Full or Completely Empty?[J].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8,23 (1): 50–65.
[8] Elizabeth Rosenberg, Daniel Drezner, Julia Solomon-Strauss，et al..The New Tools of Economic Warfare：Effects and Effectiveness of Contemporary U.S. Financial Sanctions[EB/OL].[2016-04-15](2025-09-26).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the-new-tools-of-economic-warfare-effects-and-effectiveness-of-contemporary-u-s-financial-sanctions
[9] Abbas Aminifard. The Effect of Sanctions on Iran’s Economy: Solutions and Prospects[R]. Seoul：The Asa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13.
[10] Daniel P. Ahn，Rodney Ludema. Measuring Smartness: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argeted Sanctions[EB/OL].(2025-09-26). https://2017-2021. 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8/12/Measuring-Smartness-Understanding-the-Economic-Impact-of-Targeted-Sanctions-1.pdf
[11] Abdulkareem Alhassan,Anoush Shabani,Amjad issa Taha. et al..Sanc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Do sanction diversity and level of development matter? [J].Heliyon,2023,9(9):e19571.
[12] Elena V. McLean, Taehee Whang. Friends or foe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and the success of economic sanction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010,54(2): 427-447.
[13] Michael Brzoska.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before and beyond UN sanctions[J].International Affairs，2015，91(6): 1339-1349.
[14] 刘建伟.对象国国家能力与经济制裁效果[J].当代亚太,2024,(04):139-165+168.
[15] 杨祥银.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制裁政策还能走多远——从冷战后的经济制裁走向谈起[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05):56-60.
[16] 万书.试论经济制裁[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09):26-31+5.
[17] 阮建平.国际经济制裁的效率与外部性分析——兼析冷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发展[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361-365.
[18] 石斌.有效制裁与“正义制裁”——论国际经济制裁的政治动因与伦理维度[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08):24-47+156-157.
[19] 伍山林,盛晓宙.美西方经济制裁何以低效——基于理论机制与现实案例的分析[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5(05):105-115.
[20] 阮建平.国际经济制裁的效率与外部性分析——兼析冷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发展[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361-365.
[21] 阮建平.二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D].武汉：武汉大学,2004.
作者：张泽宇，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兴趣为美国经济制裁。
排版 | 崔梓玥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来源：国政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