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35年的越南,顺化皇城里,阮朝的明命皇帝下了一道旨,要建一座全国最顶级的武庙。
这事儿得从一座庙说起。
1835年的越南,顺化皇城里,阮朝的明命皇帝下了一道旨,要建一座全国最顶级的武庙。
按理说,这地方供奉的,都得是自家历史上最能打、最有功的老祖宗。
可等到庙门一开,百官进去上香,所有人都傻眼了。
大殿正中间最尊贵的位置上,坐着的不是越南人,而是个中国人,而且还是三千多年前商周时期的姜子牙。
这还不算完。
跟姜太公一起享受主要香火的,是帮着刘邦打下汉朝天下的张良。
再往两边看,一溜排开十二个神位,好家伙,从写《孙子兵法》的孙武,到帮朱元璋把蒙古人赶回草原的徐达,清一色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战神。
越南自家的英雄呢?
也有,六位。
但他们只能靠边站,跟在后面“从祀”,当个陪衬。
这里面,甚至包括那位三次把蒙古大军打得找不着北,被越南人奉为“民族魂”的陈国峻。
这绝不是摆错了位置,而是明命皇帝一笔一划、深思熟虑定下的规矩。
这座武庙,就跟一面镜子似的,照出了十九世纪的越南,在一个大国身边的生存之道,以及阮朝皇帝内心深处对权力和身份的盘算。
一个主权国家的最高军事圣殿,怎么就把最核心的位置,拱手让给了一群外国人?
这背后藏着的,是一笔精明到骨子里的政治账。
要弄明白这事,得先知道阮朝,特别是明命皇帝,心里憋着一股什么样的劲儿。
阮福映靠着法国人的帮助统一了越南,建立了阮朝,但根基不稳。
到了他儿子明命帝这儿,这位皇帝有个宏大的理想:他要把越南建成一个和北方大清帝国平起平坐的“文明之邦”,一个“南国小中华”。
这不是说他想当中国的藩属,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极高明的“对标”策略。
就好比现在做产品,都得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当时在东亚这片地界儿,中国的典章制度、礼仪文化,就是那个时代的“ISO9001认证”。
所以,明命皇帝在国内搞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从官服、科举到行政区划,几乎是把大清朝的制度原样复制了一遍。
建武庙,就是这盘大棋里至关重要的一步。
他直接拿来了中国唐朝就定下的武庙规制。
在中国那套体系里,姜子牙是“武祖”“兵家之祖”,地位跟文庙里的孔子一样,是不能动的。
姜太公辅佐周武王,建立周朝八百年江山,他代表的不仅仅是打仗厉害,更是一种建立秩序、讲究谋略的“王道”。
阮朝供奉姜太公,就是在向整个东亚世界宣告:瞧见没,我们越南推崇的,是和你们中华上国一样正统的军事思想和治国理念。
我们不是野蛮人,我们是懂规矩的文明人。
这是一种文化上的“碰瓷”,也是一种抬高身价的自信展示。
紧跟着姜太公的张良,则代表了另一种智慧的顶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把这两个人放在主位和次主位,等于给阮朝的军事体系定下了一个基调:我们打仗,靠的是脑子和规矩,不是一身蛮力。
定下了这个总基调,剩下那十二位中国名将的选择,就更像是一部为越南君臣量身定做的“高级干部培训教材”了。
每个人物,都代表着一种必须学习的本领,或者一个需要警惕的教训。
比如孙武,他本人可能没打过几场仗,但一本《孙子兵法》成了后世所有将军的案头必备。
把他请进来,是告诉大家,打仗得先有理论,得讲科学。
而诸葛亮,虽然更多时候被看作是文官,但他六出祁山,治军严谨,赏罚分明,是“文人统军”的完美典范,代表着用纪律和战略来驾驭军队。
再看唐朝的李靖、郭子仪,宋朝的岳飞,明朝的徐达。
这几位的人生剧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国家最危险的时候,他们是站出来力挽狂澜的顶梁柱。
李靖帮大唐扫平四方,开疆拓土;郭子仪在安史之乱后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再造大唐;岳飞顶着巨大的压力抗击金兵,喊出“还我河山”;徐达更是辅佐朱元璋,结束了蒙古人近百年的统治。
把他们供起来,就是给越南的将军们树立了活生生的榜样:什么叫忠诚,什么叫担当。
国家有难,你们就得像他们一样顶上去。
最有意思的是“兵仙”韩信的入选。
他打仗几乎没输过,功劳大到没法封赏,但最后却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韩信的故事,对皇帝和将军来说,都是一则让人后背发凉的政治寓言。
对皇帝,它在说:你怎么用好这些功高盖主的大将,是个要命的学问。
对将军,它在警告:打赢了仗只是开始,怎么在太平日子里保住自己的脑袋,才是真正的考验。
这说明,明命皇帝不仅在学怎么打仗,更在琢磨怎么玩转权力,怎么平衡朝堂。
这一整套“中国全明星阵容”,从军事理论到开国功业,从挽救危局到个人安危,方方面面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对阮朝来说,这不只是一群神像,更是一群可以随时请教、模仿和警醒的“虚拟导师”。
可问题来了,一座庙里全是外国人,那越南自己的英雄怎么办?
这事在当时的朝廷上,引起了不小的议论。
《大南实录》里就记着,名单刚拿出来,就有脑子活络的大臣站出来说话了:皇上,咱们要是连一个自己的祖宗都不供,怎么让底下的兵将服气?
怎么让老百姓有归属感?
长此以往,人心就散了。
这场内部的争论和博弈,最终结果就是六位越南本土英雄的“挤入”名单。
这里面,最响当当的人物,就是陈朝的兴道王陈国峻。
得说说十三世纪的蒙古人有多恐怖。
那时候,蒙古铁骑踏平了半个世界,南宋也已经亡了国。
忽必烈的几十万大军压到越南边境,连越南皇帝都吓得想投降算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陈国峻站了出来,写下那篇流传千古的《檄将士文》,对着动摇的君臣吼出了那句:“想要投降,先砍了我的脑袋!”
他硬是把全国的军心民心拧成了一股绳,用脑子和血性,在白藤江上用插满木桩的河道,三次大破元军,保住了越南的国脉。
把陈国峻这样的人物请进武庙,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说供奉中国名将是向先进文明“看齐”,那供奉陈国峻,就是向自己的内心“扎根”。
它确认了一件事:我们越南人,也有自己的光荣和不屈。
这么一来,顺化武庙就形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局面:用中国的武圣来撑起整个庙宇的“理论框架”和“文明高度”,再用本国的战神来填充“民族精神”和“实践案例”。
这既是对北方强大邻居的一种文化姿态,也是对自己历史的一次郑重确认。
时间一晃快两百年。
当年下令建庙的明命皇帝,他所建立的阮朝,连同他所敬畏和模仿的大清帝国,都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掩盖。
那座位于顺化皇城里的武庙,也在战火中损毁,后来虽有复建,但早已不复当年的香火鼎盛。
庙里的那些神像,无论是中国的姜太公,还是越南的陈国峻,都在寂静中,继续着他们无言的对视。
越南阮朝《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一百五十四。
[FR] Charles Patris. Notice sur le Temple de la Guerre à Hué.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07, 7(1-2), pp.12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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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夜聊故事汇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