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一节，我们讲到韩愈少年聪慧、苦读诗书立大志，却在之后的“公务员”考试中数次败北，三次上书当朝宰相也求官无望。后来，他并没有一条路走到黑，而是果断地按下了暂停键，转向从军当幕僚的道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他在幕府里的经历。

​《韩愈传》作者：谷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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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我们讲到韩愈少年聪慧、苦读诗书立大志，却在之后的“公务员”考试中数次败北，三次上书当朝宰相也求官无望。后来，他并没有一条路走到黑，而是果断地按下了暂停键，转向从军当幕僚的道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他在幕府里的经历。

汴徐幕府中的“职场新人”

公元795年5月，求官不得的韩愈心事重重地离开了长安。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撤退”：您别以为我是知难而退，因此担心我不再自强不息。希望您明白，我现在是要以退为进。很多人和我相反，看上去是在进，其实是在退。

在家乡休整数月后，韩愈再次出山。这次他来到东都洛阳寻找机会，并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的贵人——兵部尚书充东都留守董晋。董晋曾经官至宰相，并且曾和韩愈的叔父共事，愿意帮助这个极有个性的年轻人。

韩愈得到了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而且起点还不错。因为当时的汴州号称“天下第一雄镇”，这差不多相当于在今天的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做公务员。所以韩愈拿到的俸禄颇丰，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而且还能照顾家人、救济朋友。

董晋的幕府人才济济，其中有位前辈叫陆长源，资历颇深、年龄不小。有人讥笑韩愈和他差距太大，韩愈反唇相讥道：“老虎和老鼠一大一小，但都名列十二生肖，这有什么奇怪的！”作为职场新秀却不怵老前辈，可见韩愈绝非“池中之物”。

等到公元798年，董晋表署韩愈为汴州观察推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这意味着韩愈终于正式步入官场，成为大唐官员阶层中的一员。他的这个职位属于从九品下，最低一档，但被视为“文士起家之良选”，起点并不算低。

不管怎样，经过短短三年的历练就能正式入仕，韩愈也算是“弯道超车”。而且，和那些仗着出身、一入仕就身登高位的世家子弟相比，像他这样从最底层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升上来的官员更懂得民间疾苦，提出的治国策略更接地气。

然而，不到一年后，董晋就去世于汴州，韩愈护送其灵柩回原籍安葬。他刚刚离开四天，汴州的军队就哗变了，陆长源等同僚惨遭屠戮，整座城池也变成了一片火海。韩愈虽然躲过了这场灾难，但他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仍留在险地，生死不知。

幸运的是，他的妻儿之后安全逃出，一家人终于团聚。但汴州的突发事件，也让韩愈看到了藩镇混乱失序、对抗中央的可怕。后来他能作为“鹰派”冲在反对藩镇的最前线，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与这段惨痛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董晋去世而“失业”的韩愈，很快又找到了第二份工作，到徐州的张建封那里担任幕僚。张建封也做过宰相，有礼贤下士之名，而且文章写得很好。韩愈当年客居长安时，因马燧介绍两人相识，张建封对韩愈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于是韩愈开始了第二段幕府生涯。此时他已经褪去初入职场的青涩，有了丰富的幕僚工作经验，处理地方军务、政务时游刃有余。而且张建封给的俸禄也不低，所以这段时间韩愈的生活非常安逸，衣食无忧，波澜不惊。

但很快，韩愈又开始了“不平则鸣”，这次他㨃的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张建封。他来之前，徐州节度使幕府的工作时间是“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也就是早晨上班、晚上回家，除了生病或遇上大事不得请假外出。

韩愈刚来没几天，就上书张建封《论晨入夜归事》，对上班时间过长表达不满，希望能改进。他的诉求是八小时“弹性工作制”，即早上从5点到9点为工作时间，下午从3点工作到7点，这样大家精力集中、效率提高，并也不影响工作。

除了工作时间，韩愈还不赞同上司的生活方式。当时张建封已经担任高官多年，生活作风非常奢靡。他喜欢打马球，还在幕府中摆宴席，歌舞欢会。韩愈觉得这就是在浪费生命。作为深受君主厚待的官员，积极进取、报效君王才是正道！

所以他会因为张建封打马球一事多次上书。打马球是唐代极为流行的娱乐运动，大家骑在马上奔驰，用专用的球棒把球击入球门。因为对抗激烈，受伤在所难免。韩愈劝告张建封要爱护身体，并且要把击球的这股劲儿放在上马杀贼上。

就这样，韩愈和张节度使之间开始产生隔阂，到后来甚至闹得有些僵。等到公元800年，张建封突生重病，精力不济，也无法弹压军队中的乱象。韩愈早已萌生去意，于是带着一家老小果断离开。他刚刚出城，徐州驻军就发生哗变，幕府内又是血流成河。韩愈不禁感叹，自己何时能得到机会，为君王扫除藩镇弊端呢？

《师说》问世的“惊雷之音”

虽然有远大的抱负，但再次失业的韩愈，必须要尽快找到下一份工作，解决一家老小的温饱问题。他在洛阳、长安间往还，寻求新的机会，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直到公元801年，他才调授国子监四门博士，终于开始了在京城长安的仕宦生涯。

那么，国子监四门博士又是怎样一个职务呢？在唐朝，国子监是国家级的最高学府，下设六个学馆，分别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是综合性的贵族学校；而律学、书学、算学则是专门性的学校。

三个综合性学校的生源按照官员品阶进行划分。国子学收录的是三品以上官员及国公的子孙；太学收录的是五品以上官员及郡县公的子孙；四门招录的是“七品以上官员以及侯、伯、子、男爵之子”，相对前两者，学生父辈、祖辈的品阶最低。

四门学博士的官阶是正七品上，但俸禄却远不如之前。以至于韩愈写诗哀叹苦寒的生活：“肌肤生鳞甲，衣被如刀镰。气寒鼻莫嗅，血冻指不拈”。

此时的韩愈只有三十五岁，但多年的不得志以及埋头苦学，已经让他呈现衰老之态。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说自己的牙齿已经开始脱落，眼睛变得昏花，头发白了一半，就连胡须里也一些变白了。可见韩愈的前半生，过得着实不易。

而且，当时的国子监学风极差，远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纯洁的“象牙塔”。柳宗元曾撰文道：太学生中有的搞小团伙，不尊重师长；有的学业荒疏还恶语相向，有的满口假话还肆意斗狠，有的欺凌老师、辱骂学官。“校风学风”之差，令人咋舌！

此外，从魏晋之后，教师就不再是一个光荣的职业。尤其在是唐朝，没有人声称愿意当老师；如果真有这么一位甘当出头鸟，迎接他的必然是群起而嘲之，说他狂妄自大、自不量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愈《师说》一文横空出世。

文章一开始，韩愈就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接着，他痛心地指出“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人们“耻学于师”，而且越是精英阶层越不讲师道。最后他反问说这样下去会让世道变坏，不是很可怕吗？

《师说》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写到，在“耻学于师”的社会大环境中，只有韩愈站了出来，甘冒世间之大不韪，不仅广收学生，而且作《师说》一文为自己辩护，结果引来骂声一片，说他狂妄自大！

今天我们读《师说》，觉得它像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在和颜悦色地讲为师的道理。但通过柳宗元的文章，再结合当时的时代大背景，我们才能理解韩愈的痛心疾首，理解他的振臂高呼，看到他的胆略和风骨！

所以说真正的勇士始终是孤独的，这才有“孤勇者”一说。就像韩愈，尽管能得到好友柳宗元的理解和欣赏，但却无法得到后者的声援。当有人提出拜师想法时，柳宗元却将其拒之门外，给出的理由是“我柳宗元的才干和胆量不如韩愈”。

后来柳宗元还专门写了一篇《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主旨就是回避做老师。文中说：“仆避师名久矣。……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翻译过来就是，要当老师就要被人非议，被人怪罪，所以我害怕，坚决不要这个名头。

从这一点来看，韩愈无疑比柳宗元更勇于任事，敢于担当。尽管短期看他遭遇了诸多的嘲讽和谩骂，但渐渐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可他，志同道合的好友、门人也越来越多。在他们的带动下，整个社会“尊师重教”的风气也开始建立。

就这样韩愈以笔为刀，刺向不良风气，让“老师”二字重新恢复了尊严。往大里说，这篇文章犹如定海神针，具有震烁古今的力量，捍卫师道尊严。而往小里讲，今天教师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和韩愈当年的“狂妄”是分不开的。

到了这个时候，尽管韩愈的仕途仍然不顺利，但积累了极大的声望。有趣的是，他的名声是在争议中不断积累的，用后世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名满天下，谤满天下”。幸好韩愈有着强大的韧劲和“钝感力”，能承受这样汹涌的褒贬不一。

或许从世俗的角度看，韩愈这个人很“刺头”，不管遇到哪位领导都要“搞事情”；因此有人骂他用作秀来博眼球、搏出位。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不是韩愈因为要“博眼球”而作惊世骇俗之举，而是他的见识和勇气注定让他卓尔不群。

这是因为韩愈至死都如少年郎一般，骨子里带着一腔热血；遇到不平之事，他绝对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他可能会因为一时冲动而犯错，但绝不会因为担心犯错或遭遇阻力而犹豫不前。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热忱，正是儒家之道。

更关键的是，大多数情况下他并不是装腔作势、故弄玄虚，而是真能看出社会的症候，揭示问题的病灶，指出解决思路。他集强烈的敏感性、深刻的洞察力和勇猛的责任心于一身，最后才变成这样一个不世出的伟人。

韩愈的好友贾岛曾写过一首诗，叫《剑客》，诗中写道：“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此时此刻的韩愈就像一把锋利的宝剑，渴望着飞出剑鞘，斩尽人间的不平之事。那么，他等到了这样的机会了吗？下集继续。

来源：鹰哥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