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之前我写了许多清朝士人的文章，但主角大都是杜凤治、李慈铭、陈师远这样的南方士人 —— 他们要么浸在广东官场的应酬与算计里（杜凤治），要么陷在京城文人的风雅与牢骚中（李慈铭），生活里总绕着官场规则、商业往来、城市里的烟火气转，哪怕有挣扎，也带着点南方士绅的 “精

之前我写了许多清朝士人的文章，但主角大都是杜凤治、李慈铭、陈师远这样的南方士人 —— 他们要么浸在广东官场的应酬与算计里（杜凤治），要么陷在京城文人的风雅与牢骚中（李慈铭），生活里总绕着官场规则、商业往来、城市里的烟火气转，哪怕有挣扎，也带着点南方士绅的 “精明” 劲儿。

而翻到山西举人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图景 —— 一个质朴的传统士绅，在时代变革中守着 “耕读传家” 的本分，却一步步被推着走向迷茫。

刘大鹏活了 86 岁（1857-1942），从咸丰年间活到抗战时期，日记写了 50 多年，近百万字。他不是大官，也不是名人，就是清末最普通的北方举人，却把那个时代底层的 “苦” 与 “难”，全记在了纸页上。

壹

刘大鹏出生在山西太原县赤桥村，这个村子不简单 —— 以 “豫让刺赵” 闻名，挨着晋祠，靠晋水灌溉稻田，村里人 “十之八九” 靠造草纸谋生。用刘大鹏的话说，“吾家世居赤桥官道社”，往上数八代都是农民，到了祖父那辈，还是 “以耕稼为恒业”。

赤桥村

改变家风的是他父亲刘明。刘明早年练过武，想考武举却没中，转头去做木材生意，在太谷县里满庄开了家木店，攒下了家业，还得了个 “义高一乡，世称善人” 的名声。母亲甄氏是典型的传统妇女，“谨守礼法，治家勤俭”，刘大鹏后来专门写文章夸她 “族党咸为称颂”。

这种 “半农半商” 的家庭，给了刘大鹏不一样的影响：父亲既希望他读书科举，又没让他脱离生计 —— 小时候他跟着家人下田，后来去书院读书，也常惦记家里的农活。他后来常说 “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其实就是父亲教给他的道理，更是千百年来乡土中国的生存根基：种地求温饱，读书守规矩，基层社会的稳定，全靠这两样撑着。

赤桥村不大，却藏着刘大鹏的整个少年时代。除了两次进京赶考、一次去开封会试，他一辈子没怎么离开过山西，最多就是在太原县、太谷县之间跑 —— 用他的话说，“足不出府”。这种 “接地气” 的生活，让他后来看问题，总带着点北方农民的实在，也让他对 “耕读” 的坚守，比旁人多了几分固执。

贰

刘大鹏 7 岁才会说话，村里人说 “贵人语迟”，可他自己没觉得，只记着 “九岁从师读书”，老师是本村的刘午阳。

这个刘午阳不简单，在《晋祠志》里有传，说他 “潜心理学，设帐授徒，往者不追，来者不拒”。他教学生有个规矩：不盯着 “举子业”（应付科举的文章），先教《孝经》《朱子小学》，再讲《近思录》《性理精义》，核心就是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这八个字。

刘大鹏跟着刘午阳学了十余年，把这 “八德” 刻进了骨子里。他后来回忆，小时候寒冬腊月，天不亮就去塾馆背书，“五更到馆，灯下背书，初晓即旋家”，一点不觉得苦。

这种苦读，不仅让他 “备读经史诸书”，连晚年都能做到 “四书五经留于胸中不至全失”，更重要的是，他后来评判人和事，全靠这 “八德” 做标准 —— 比如看不惯新式学堂 “丢了孔孟之道”，骂官场 “不讲礼义”，都是从这儿来的。

23 岁那年，刘大鹏考中秀才，还成了 “廪生”（秀才中的尖子，能领官府补贴，见了县官不用下跪）。对普通农家来说，这已经是 “光宗耀祖” 的事，可刘大鹏不满足，接着去了太原县的桐封书院，后来又考进省城的崇修书院，一门心思想考举人 —— 不是贪慕功名，而是在他心里，“读书取仕” 本就是 “耕读传家” 的一部分。

叁

崇修书院在太原，是当时山西的好书院之一，旁边还有晋阳书院、令德堂书院。令德堂是张之洞办的 “新式书院”，有固定的 “膏火银”（书院给学生的补贴），有人劝刘大鹏 “夤缘以入”（走关系进去），他拒绝了，说 “究非正大光明之事”。

令德堂书院1902年与晋阳书院合并改制为山西大学堂，后发展为山西大学‌

还有同学嫌崇修书院 “地脉不佳”，科名不盛，要转去晋阳书院，刘大鹏也不去，说 “吾人来此肄业，德行之修为重，科名之得为轻”。在他眼里，读书是为了 “成德行”，不是为了 “中举人”—— 这话听起来有点 “迂”，可他真这么做了。

在崇修书院的十年，刘大鹏过得很俭省。当时 “丁戊奇荒” 刚过，家里木店刚起步，没多少钱给他挥霍。其他富商子弟 “清晨山长已登堂讲书，仍钻被窝高枕而卧”，甚至 “开灯吸食洋烟，群聚赌钱”，他却天天 “昕夕繙阅经史而外，多属理学诸书”，把有关修身的话抄在身边，提醒自己。同学笑他是 “道学先生”，他也不在乎。

不过，他也有遗憾。后来回忆这段日子，他总说自己 “于诗之精微奥妙一无所知”“写字最短”“五雀六燕算法（古代计算重量的实用技能，科举可能涉及）茫然不解”—— 这些都是科举要考的，他却没学好。可正是这种 “不专盯科举” 的态度，让他比其他读书人，多了点对现实的清醒。

肆

光绪十七年（1891），刘大鹏 36 岁，已经考了七次乡试都没中，心里有点慌了。年底，他去赤桥附近的王郭村当私塾先生，第一次尝到 “教书” 的苦。

私塾先生不好当，刘大鹏在日记里写 “家有三石粮，不作童子王”，抱怨 “虚度光阴，消磨一生之志气”。他给学生立了十二条学规，“一日之中，背书之余，讲书教书，教写字，教平仄音韵”，忙得脚不沾地，可心里总惦记着科举 —— 毕竟，“耕读传家” 的 “读”，最终还是要靠 “科举” 出头。

转机出在 1894 年。这一年，他 37 岁，长子刘玠考中秀才，他自己又去考乡试。考前他总 “梦笔”，梦见 “有人授五色笔”，甚至 “父亲授笔一袋”，心里觉得 “有戏”。果然，九月初八夜里，官府上门报喜 —— 他中了第七十名举人！

“一举成名天下知”，刘大鹏忙着谢师拜客，给儿子续弦，可没高兴多久，又得回王郭村教书 —— 举人虽然体面，却没官做，还是得靠 “舌耕” 糊口。他在馆里写了首《追悔教学》诗：“于今教学阅三秋，凌晨内问反增羞…… 惟愿终身辞此事，不知天意许吾否？” 满是无奈，却也没丢了教书传礼的本分。

伍

中了举，按规矩要去北京考会试，这就是 “公车北上”。刘大鹏一共去了两次，第一次是 1895 年（乙未年），第二次是 1898 年（戊戌年），正好赶上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也让他看清了京城的 “真面目”。

第一次去北京，他被京城的繁华震撼了：“公车免税通行，贡院极为雄壮，京都之繁华宏阔，生平未见”。他逛了国子监、琉璃厂、万寿山，甚至进了内阁署，看了太和殿，“何等快乐”！可快乐之余，他也看出了问题：京城人 “竟尚虚体面”“无一事不见奢华”，士大夫聚会，聊的不是 “经世致用”，是 “怎么买田、怎么捐官” —— 这和他心里 “读书致用” 的规矩，完全不一样。

更让他清醒的是会试本身。全国五千人参考，山西只取了十人，他落榜了。他反思自己 “不读时文三年”“生平最短写字”—— 京城考官重写字，他却天天翻经史，根本不合规矩。他叹道：“科名悉由命定”，可心里还是不服。

第二次去北京是 1898 年，戊戌变法那年。这次他还是落榜了，却在天津开了眼界 —— 天津是通商口岸，“舟楫如林，百货川流”，他称其为 “大码头”，说自己 “浅陋耳目颇觉较前扩充矣”。可对变法，他却看不懂：“国家改旧法以行新法，此一大变局也。令天下人心未定，不知所从矣” —— 他怕的不是变法本身，是 “旧规矩没了，新规矩又立不住” 的混乱。

陆

1896 年，刘大鹏 39 岁，去了太谷县南席村，在武家当私塾先生，这一教就是十五年（注：先在武铁槑家，后转武佑卿家，统称 “武家”）。

南席村离赤桥六七十里，他每年往返几次，遇着夏秋雨季，汾河涨水，路都走不了。东家待他不错，每年 “脩金一百两”（这个待遇远超杜凤治、陈师远、李慈铭等南方人做私塾先生时），管一日三餐，可他还是不满足 ——“初志本不愿教书，然今出门教书者，为糊口计耳”。他总想着 “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可举人出身，没后台，根本没官做。

最让他煎熬的是时代的变化。1900 年义和团起，晋祠一带 “童冠各半，凡数万人”，旗帜上写 “扶清灭洋”，教民被杀，教堂被烧，他躲在村里 “男女老幼莫不惶惶”。后来八国联军进山西，他叹道：“洋夷扰乱中华，致义和拳之起，民不聊生” —— 他不懂 “民族矛盾”，只看到 “百姓又要遭罪”。

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

1905 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刘大鹏的天塌了。他在日记里写：“心思昏昏，所到之处，同人皆曰科考一停，吾辈生路绝矣，虽欲舌耕而糊口亦不可得”。对他这样一辈子靠 “读书科举” 谋生的人来说，科举没了，就像农民没了田 —— 更让他慌的是，“耕读传家” 的 “读”，连个奔头都没了。

这十五年里，他也有喜事：长子刘玠考中举人，次子刘瑄考入山西大学堂，家里得了 “父子登科” 的匾，可这些都抵不过 “乱世” 的恐慌。1907 年父亲去世，1908 年妻子去世，他自己 “眼花发白，日事昏迷”，再没了往日的精神头。

太原赤桥村刘大鹏故居父子登科匾

柒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太原起义的炮声传到赤桥村，刘大鹏慌了。他在日记里称宣统年号，“仍戴顶帽，不从叛逆之制”，说孙中山是 “逆首”，袁世凯是 “逆臣”。有人强行剪了他的辫子，他恨得 “食其肉而寝其皮” —— 辫子不是头发，是他心里 “旧规矩” 的念想。

可现实是，他得活下去。民国元年，他被推选为太原县议会议长，后来又做了县教育会副会长、财政公所所长。他一面说 “予于时事大不相宜”，给自己取号 “遁世翁”，一面又不得不 “处此新党猖獗之时，竭一己之心力”—— 因为家里十几口人要吃饭，父亲留下的木店收入大减，他不做官，就没饭吃。

最讽刺的是，他还去晋祠初等小学堂当教员。以前是 “举人先生”，现在要 “日日唔对小学生，口讲指画”，教新课本里的 “西学”，他心里尴尬，却不得不干。他在日记里叹：“因口腹之累，不得已而作二代之臣，致使败坏名节而不顾”，满是矛盾 —— 可哪怕教新学，他也总想着在课里掺点 “孝悌” 的道理。

晋祠志

不过，他也做了件正经事 —— 修晋祠。1914 年起，他牵头修缮晋祠，面对公款吃喝、有人营私舞弊，他据理力争，甚至找山西军阀黄国梁要经费。工程完工后，有人造谣说他 “侵吞巨款”，他坦然说：“未有一钱之私弊，皆为切实之工程，可以对天地，可以质鬼神”。这大概是他民国时期，最能挺直腰杆的事 —— 晋祠不是建筑，是他心里 “乡土文化” 的根。

捌

1920 年代，刘大鹏年过花甲，辞了所有官职，回赤桥村当起了 “老农”。他种着家里十几亩地，春夏种麦、种玉茭，秋冬收割，还雇了长工帮忙。他不觉得苦，反而觉得 “躬耕田间，可静养心田”。

除了种地，他还开煤矿。1914 年，他跟人合租西山的石门窑，后来又办了西坪窑，“入窑看视、整顿窑务、祭祀窑神”，忙得不亦乐乎。他说自己 “以煤炭为生涯，原属隐遁之意”，其实是为了多赚点钱，养活一大家子 —— 哪怕经商，他也没丢了 “祭祀窑神” 的老规矩。

刘大鹏

此时的刘大鹏，已经没了当年的 “科举梦”，只守着 “耕读传家” 的最后一点本分。他教孙子读书，带他们下田，在日记里记 “今日锄麦田”“明日摘豆打枣”，像个普通的北方老农。这看似平淡的日常，其实是在乱世里守住乡土社会的精神底子：哪怕外面改朝换代、洋学盛行，家里的田要种、书要读，礼仪不能乱 —— 这就是基层社会能扛住变局的底气。

可偶尔看到新式学堂的学生 “不读四书五经”，看到村里有人 “剪了辫子，穿洋装”，他还是会叹：“世乱纷纭，古风不存矣” —— 他的叹息，不是守旧，是怕 “根” 断了。

1942 年，86 岁的刘大鹏在赤桥村去世。他的日记，从咸丰年间写到抗战，记了五十多年，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全是 “教书、种地、考科举、叹乱世” 的细碎。可正是这些细碎，让我们看到了清末北方举人的真实一生 —— 他们不是戏文里的 “老爷”，是在时代变革中，挣扎着活下去的普通人，更是乡土中国文化韧性的守护者。

玖

刘大鹏的一生，其实是清末千万个乡土士绅的缩影。他们靠 “读书科举” 出头，把 “孝悌忠信” 当信条，可时代变了 —— 科举废了，洋夷来了，王朝亡了，他们的世界也塌了。

像杜凤治这样的官员，还能靠 “搞钱” 维持体面，可刘大鹏这样的普通举人，只能靠 “教书、种地、开煤矿” 谋生。他们看不清 “新法”，舍不得 “旧礼”，看似 “迂腐”，其实是在扛着基层社会的文化根基 —— “耕读传家” 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生存策略，而是千年乡土中国的 “韧性密码”：种地保证生存，读书传承礼仪，只要这两样在，哪怕王朝更迭、世道混乱，基层社会就能维系，文化就能延续。

现在再读《退想斋日记》，最让人感慨的不是刘大鹏的 “迂”，是他的 “韧” —— 这种 “韧”，不只是一个举人的坚守，更是乡土中国能扛过千年变局的精神力量。刘大鹏的挣扎与坚守，也因此超越了个体命运，成了传统中国在乱世中延续的见证：只要田还在种、书还在读，文化的根就不会断。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