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经济的活力始终与人口脉搏同频共振。从纽约的全球金融枢纽到深圳的科创高地，从东京的银发经济样板到成都的消费活力之城，人口的年龄构成、素质层次、流动方向与性别平衡，如同精密齿轮般驱动着城市经济的运转。在我国人口总量出现阶段性下降、城镇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 ，人口

城市经济的活力始终与人口脉搏同频共振。从纽约的全球金融枢纽到深圳的科创高地，从东京的银发经济样板到成都的消费活力之城，人口的年龄构成、素质层次、流动方向与性别平衡，如同精密齿轮般驱动着城市经济的运转。在我国人口总量出现阶段性下降、城镇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 ，人口结构已成为决定城市经济竞争力、产业路径与可持续性的核心变量，深刻影响着城市未来的发展格局。

年龄结构：经济活力的“生命周期”坐标

年龄结构如同城市经济的“生物钟”，直接定义劳动力供给、消费需求与公共服务压力，在不同阶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特征。

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与质量是城市经济的基石。2023年末，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8.65亿人，占总人口的61.3% ，这一庞大群体构成了城市生产活动的核心力量。对于制造业重镇东莞而言，常年稳定的劳动年龄人口供给支撑其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而杭州、苏州等城市则通过吸引年轻劳动力，为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产业提供了充足的人力储备。但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已显现端倪，部分资源型城市因青壮年外流导致劳动力短缺，直接制约了产业升级的步伐，陷入“招工难”与“转型慢”的双重困境。

人口老龄化正重塑城市经济的发展逻辑。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97亿人，占比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4% ，这一趋势在一线城市尤为明显。老龄化带来的挑战直接而具体：一方面，劳动力供给总量收缩推高企业用工成本，倒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型；另一方面，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大幅增加，加重城市财政压力。但挑战中亦藏机遇，“银发经济”正从边缘走向中心，2035年我国银发经济体量预计将达30万亿元，2050年至少可提供1亿个就业岗位。上海、北京等城市已率先布局智慧养老、老年文旅等产业，将老龄化压力转化为经济新增长点，印证了“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红利消失”的判断。

少儿人口则决定城市经济的长远潜力。0—15岁人口占比17.6%的结构 ，既意味着教育、托育等公共服务的刚性需求，也孕育着未来的人力资本储备。深圳、合肥等城市通过完善普惠托育、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仅吸引了年轻家庭落户，更为城市未来10—20年的劳动力素质奠定基础。反之，少儿人口持续减少的城市，可能面临未来劳动力不足、消费市场萎缩的“远期风险”，陷入经济发展的“代际断层”。

素质结构：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口素质已取代人口数量成为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核心指标，其教育水平与技能结构直接决定城市产业能级与创新能力。

高学历人才集聚催生“创新红利”。2023年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超2.5亿人，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05年 ，这一群体在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尤为显著。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创新高地，关键在于汇聚了全国1/3以上的高端科研人才，这些人才推动形成了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端产业集群。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部分中小城市因高学历人才流失，陷入“产业低端锁定—人才吸引力弱—创新能力不足”的恶性循环，经济增长缺乏后劲。

技能结构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决定经济效率。广州、宁波等制造业强市通过“校企合作”“技能培训补贴”等政策，培养了大量符合先进制造需求的技术工人，支撑其从“加工组装”向“智能制造”升级。而在东北部分老工业基地，传统技能人才过剩与新兴产业技能人才短缺的矛盾突出，成为产业转型的“拦路虎”。这印证了一个规律：城市经济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人才数量，更取决于技能结构与产业发展的“适配性”。

人才结构的多元化激活经济活力。现代城市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跨界融合与创意创新，而多元化的人才结构正是跨界创新的基础。杭州不仅集聚了互联网技术人才，还吸引了大量设计、内容创作、金融服务等领域人才，这种多元化人才生态催生了直播电商、数字文创等新业态。深圳的“20+8”产业集群建设，更是通过精准引进产业链上下游各类人才，形成了“一人创业、众人跟进、产业集聚”的良性循环，彰显了人才结构优化对产业生态的赋能作用。

流动结构：资源配置的“动态平衡器”

人口的迁移流动如同城市经济的“血液循环”，通过劳动力、资本、消费等要素的重新配置，重塑区域经济格局，决定城市的兴衰荣辱。

人口流入为城市注入“发展动能”。202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增加1196万人，城镇化率提升至66.16% ，这种人口向城镇的集聚效应带来了双重红利：一方面，大量劳动力流入降低了企业用工成本，扩大了生产规模；另一方面，新增人口催生住房、教育、医疗等消费需求，拉动服务业增长。成都、西安等新一线城市通过“人才新政”吸引百万级人口流入，直接推动其GDP突破万亿大关，城市能级显著提升。人口流入带来的“规模效应”，还使得城市有能力建设地铁、大型商业综合体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增强城市吸引力。

人口流出则可能引发“经济空心化”。部分中小城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因缺乏优质就业岗位，面临青壮年人口持续外流的困境。东北某资源型城市近十年常住人口减少超20%，导致商铺空置率上升、房地产市场低迷，地方财政收入锐减，陷入“人口流失—消费萎缩—产业衰退”的螺旋式下降。这种“空心化”不仅削弱城市经济活力，更导致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闲置，进一步降低城市吸引力。

人口流动的“质量梯度”决定城市层级。当前我国人口流动已从“生存型迁移”转向“发展型迁移”，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向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明显。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吸引的多为硕士以上学历人才和高端产业从业者，这类人口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更是技术、资本和创新理念；而三四线城市吸引的多为返乡创业的技能型人才，主要推动本地传统产业升级。这种人口流动的“质量差异”，正加剧城市经济的分化，形成“中心城市引领、中小城市配套”的发展格局。

性别结构：经济多元的“隐形变量”

性别结构的平衡与平等程度，虽常被忽视，却深刻影响着城市劳动力供给、消费结构与创新活力，是城市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性别平衡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合理的性别比例能充分释放女性劳动力潜能，扩大城市劳动力供给总量。2023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约为60%，在深圳、杭州等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城市，这一比例更高。这些城市的女性不仅在服务业、制造业中占据重要地位，更在互联网、金融等高端产业中展现竞争力，为城市经济提供了“双倍动力”。反之，性别比例失衡的城市，不仅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还可能引发婚恋成本上升、消费结构单一等连锁反应，制约经济发展。

女性赋能催生新经济增长点。女性在消费决策、创意设计等领域的优势，正催生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上海、成都等城市的女性消费占比已超50%，带动美妆、母婴、文旅等“她经济”产业快速增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消费场景。同时，女性创业者比例不断提升，在电商、教育、健康等领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多元化活力。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2023年女性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占比达48%），更推动其从“劳动力参与者”向“创新引领者”转变，成为城市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性别平等提升城市可持续性。性别平等程度高的城市，往往具有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和更包容的社会文化，这种环境不仅能吸引和留住人才，更能激发居民的创造力和归属感。北欧城市的发展实践表明，通过完善育儿支持、弹性工作制等政策促进性别平等，能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居民幸福感，为城市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破局之道：重构人口结构驱动的经济未来

面对人口结构变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城市需主动作为，通过政策创新优化人口结构，将人口优势转化为经济竞争力。

在年龄结构应对上，应构建“全生命周期”支撑体系。一方面，通过完善普惠托育、落实产假制度等措施降低生育成本，稳定少儿人口规模；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推动养老与医疗、文旅、科技融合，培育健康管理、智慧养老等新兴产业，实现“老龄化向老龄机遇”的转变。同时，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延长人口红利周期。

在素质提升上，需打造“人才培养—产业适配”闭环。加大教育投入，建设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培养符合本地产业需求的技能人才；实施“柔性引才”政策，吸引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落户，同时通过技能培训提升现有劳动力素质，实现人才结构与产业升级的同频共振。

在流动引导上，要构建“梯度协同”的城市体系。中心城市应聚焦高端产业，吸引高端人才；中小城市则应承接产业转移，打造特色产业，吸引返乡人才和技能工人；通过完善交通网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口在不同城市间的合理流动，避免“过度集聚”与“空心化”并存。

在性别平等上，需强化“制度保障—文化培育”双重发力。建立性别平等的就业制度，消除职场歧视；完善育儿、养老等家庭支持政策，减轻女性家庭负担；培育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充分释放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潜力。

人口结构变迁不是城市经济的“终局”，而是“转型的起点”。从年龄到素质，从流动到性别，每一个维度的优化都蕴藏着城市经济升级的密码。那些能够主动适应、引领人口结构变化的城市，必将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先机，书写更加繁荣的经济篇章。毕竟，城市的核心是人，人口结构的优化，本质上就是城市活力的

来源：岁月如烟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