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声音，平静得像我们老家门前那口不起眼的老井，扔块石头下去，半天听不见个响。可这话砸在我心里，却“轰”的一声，把我整个人都炸懵了。

电视上那张被打上马赛克的脸，我却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我妹，金凤。

记者把话筒递过去，她对着镜头，一字一句地说：“挣的都是力气钱，不偷不抢。”

那声音，平静得像我们老家门前那口不起眼的老井，扔块石头下去，半天听不见个响。可这话砸在我心里，却“轰”的一声，把我整个人都炸懵了。

力气钱。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这双满是老茧和木刺的手。我叫李建社，是个木匠，做了三十年。我这辈子，挣的每一分钱，都是靠这双手，靠着刨子、凿子和锯，一下一下从木头里抠出来的。这，才叫力气钱。

可金凤……她说的“力气”，是哪种力气？

我不敢想，脑子里像被灌了一锅滚开的猪油，又烫又黏，搅得我五脏六腑都错了位。老婆淑芬在旁边“哎呀”一声，手里的遥控器都掉在了地上。我俩对视一眼，从彼此的眼睛里，都看到了天塌下来的惊恐。

这些年，金凤在北京，是全家的骄傲。她寄回来的钱，给爹妈翻盖了新房，供我儿子上了大学，还帮我盘下了这个小小的木工作坊。村里人谁不羡慕我有个出息的妹子？我跟人喝酒，吹起牛来，总说我妹在北京大公司当经理，管着好多人，穿得体面，吃得讲究。

可现在，电视上那个叫“梁某”的女人，那个“天上人间”的什么“花魁”，那个被警察押着，脸上打着马赛克的人，她一开口，就把我这三十多年用木头和汗水垒起来的体面，给拆得稀里哗啦。

我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个“正”字。做人要正，做事要正，做的家具，每一根卯榫都要严丝合缝，方方正正。可我妹，我那个从小跟在我屁股后面，连蚂蚁都舍不得踩死的妹子，她走的路，怎么就歪成了这样？

那句“不偷不抢”，像一根最细的木刺，扎进了我心里最软的地方。拔不出来，一碰，就钻心地疼。

第一章 瓷碗上的裂纹

“建社，电话！”

淑芬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带着一股子急切。我正给一张八仙桌上最后一层清漆，闻言手里的刷子顿了顿。漆要上得匀，心里不能有杂念。我屏住呼吸，稳稳地将最后一刷走完，看着那光亮的漆面像镜子一样映出作坊里飞舞的尘埃，这才满意地直起腰。

“谁啊，这么急吼吼的。”我一边在围裙上擦着手，一边朝屋里走。

淑芬把电话听筒递给我，压低了声音，脸上有点古怪：“北京的，找你的。”

北京？我心里咯噔一下。除了金凤，我在北京没别的亲戚。可金凤每次都是直接打我手机，怎么会打到家里座机上？

“喂，哪位？”我接过电话，一股不祥的预感像潮湿的霉气，慢慢钻进我的鼻腔。

电话那头是一个苍老又有点犹豫的声音，带着浓重的乡音：“是……是建社兄弟吗？我是你张大爷啊，住金凤她们小区门口的那个……”

张大爷，我想起来了，我们老家一个村的，早些年去北京看儿子，后来就在那边住了下来，在小区门口开了个小卖部。金凤刚去北京那会儿，没少受他照顾。

“张大爷啊，是我，建社。您老身体还好吧？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我赶紧客气地问候。

“我……我身体还行。”张大爷在电话那头吞吞吐吐的，“建社啊，大爷跟你说个事，你……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我的心一下子就揪紧了。“您说，金凤出啥事了？”

“唉……”张大爷长长叹了口气，“金凤那孩子……出事了。前天夜里，小区里来了好多警察，把她们那栋楼给围了，带走了不少人……金凤也在里头。”

“警察？为啥啊？”我的声音已经开始发抖。

“听说是……是干了不正经的营生……电视上都报了，说是什么‘天上人间’……唉，造孽啊！”

“天上人间”四个字，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我的天灵盖上。我脑子“嗡”的一声，后面张大爷再说什么，我已经一个字都听不清了。

挂了电话，我整个人都像是被抽了筋的木偶，直愣愣地戳在原地。淑芬看我脸色不对，赶紧扶住我：“建社，咋了？是金凤吗？”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喉咙里像被木屑堵死了。

淑芬急了，抢白道：“你倒是说话啊！是不是金凤跟人谈对象了？还是工作不顺心？她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在北京不容易……”

我摇摇头，费了好大的劲，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出事了，上电视了。”

那天晚上，我们俩就像两个等着宣判的犯人，守在电视机前。晚间新闻，社会板块，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那个高端娱乐会所，像一根毒刺，反复扎着我的眼睛。

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一幕。

金凤穿着一件简单的T恤，头发有些乱，素着一张脸。她比上次过年回家时瘦了，也憔셔了。镜头晃动，记者尖锐的提问，她始终低着头。直到最后，她才抬起眼，看了镜头一眼。

就是那一眼，让我浑身的血都凉了。

那眼神里没有惊慌，没有羞愧，甚至没有愤怒。只有一种……一种我看不懂的平静，一种石头沉到水底的平静。

然后，她说出了那句话：“挣的都是力气钱，不偷不抢。”

“啪！”

我手里的那个青花瓷碗，应声摔在地上，碎成了好几瓣。那是我爹传下来的老物件，我平时喝茶都宝贝得不行。可那一刻，我感觉不到心疼。

我只觉得，我心里某个最坚固的东西，也跟着那个碗一起，碎了。

淑芬吓得不敢出声，蹲下身子，一片一片地捡着碎片。我看着她，突然吼了一声：“别捡了！”

她被我吓了一跳，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一屁股坐在门槛上。作坊里新做的家具散发着好闻的木头和桐油的清香，那是我最熟悉、最安心的味道。可现在，这味道也压不住我心里的那股恶臭。

“我明天就去北京。”我说，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去干啥？”淑芬小声问。

“我得去问问她，”我盯着地上的一片碎瓷，那上面画着的半朵牡丹，像是被人狠狠撕开的笑脸，“我得亲口问问她，她挣的，到底是哪门子的力气钱！”

第二章 北京地址的分量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绿皮火车，硬座，车厢里混杂着泡面、汗水和劣质香烟的味道。我靠在冰冷的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乱成一团麻。

我揣着家里所有的积蓄，五千块钱。这是准备给儿子交下学期学费的。淑芬连夜给我凑的，她把钱塞给我的时候，眼睛红肿，只说了一句：“建社，把金凤带回来。不管咋样，她是。”

是啊，她是我妹。

我脑子里反反复覆，都是小时候的画面。金凤比我小五岁，从小就是我的跟屁虫。我上树掏鸟窝，她就在树下给我望风；我下河摸鱼，她就在岸边给我提着鱼篓。有一次我跟邻村的孩子打架，被人打破了头，她哭得比我还凶，抓起一块石头就冲了上去，那股子狠劲儿，把对方都吓跑了。

那时候的金凤，又黑又瘦，像根没人要的豆芽菜。可她眼睛亮，心眼实，认死理。她说，哥，以后我长大了，挣大钱，给你买个大作坊，让你当大老板。

我笑了，摸着她的头说，傻丫头，哥不要当大老板，哥就想当个好木匠。

可后来，她真的去了北京，真的开始寄大钱回来。每次汇款单寄到家里，娘都拿到村里去显摆，说我闺女有出息，在北京坐办公室，吹空调，是文化人。

我也信了。我怎么能不信？那崭新的百元大钞，带着北京的油墨香，那么真实，那么有分量。它让爹娘住上了新房，让我儿子走进了大学，让我这个小木匠，在亲戚朋友面前，也挺直了腰杆。

我甚至觉得，金凤替我实现了那个我没能实现的梦。我们这样的人家，总要有一个人走出去，走到那亮堂堂的地方去。

可我从来没想过，那亮堂堂的地方，原来是“天上人间”。

火车咣当咣当，像我此刻的心跳，一下一下，沉重又杂乱。

到了北京，一下火车，我就被那巨大的人潮给淹没了。高楼大厦像一排排沉默的巨人，压得我喘不过气。我按照张大爷给的地址，七拐八拐，坐了地铁又换公交，才找到那个看守所。

一堵高墙，上面拉着电网，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武警。那地方，透着一股子生人勿近的冰冷。

我哆哆嗦嗦地从兜里掏出身份证，跟门口的警察说明来意。警察面无表情地打量了我一番，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什么脏东西。

“直系亲属吗？”

“是，我是她亲哥。”

“进去登记吧，等着通知。”

我在一个铁栅栏隔开的小房间里，填了一张又一张的表格。姓名，关系，家庭住址，工作单位……每一项，都像是在审问我。我写下“木匠”两个字的时候，手抖得厉害。

我不知道金凤是怎么填的。她会写什么？经理？还是……别的什么？

等待的时间最是熬人。我坐在冰冷的长椅上，周围都是和我一样来探视的人。他们大多面色憔셔，眼神里带着一种麻木的绝望。我不敢看他们，也不敢让他们看我，只是低着头，死死地盯着自己鞋尖上的一点泥。

那是我从老家带出来的泥土，此刻，它是我唯一的慰藉。

终于，一个女警察喊我的名字：“李建社，李金凤的家属。”

我猛地站起来，心脏“咚咚”地快要跳出胸膛。

跟着她穿过一道又一道的铁门，每道门关上时发出的“哐当”声，都像一把锁，锁住了我心里最后一丝侥幸。

会见室里，隔着一层厚厚的防弹玻璃。我坐在这头，金凤，就坐在那头。

她穿着一身灰色的囚服，头发剪短了，露出了光洁的额头。她比电视上看起来更瘦，脸色也有些苍白，但眼神，还是那么平静。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嘴角轻轻扯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

我拿起电话听筒，手抖得厉害。

“哥。”她先开了口，声音通过电流传来，有些失真。

我张了张嘴，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最后只化成了一句咬牙切齿的质问：“你……你对得起爹娘吗？”

第三章 隔着玻璃的会面

金凤没有回答我。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隔着那层冰冷坚硬的玻璃。她的目光很沉，像我们老家那条河的河底，平时看着清澈，可真要沉下去，里面藏着多少石头和淤泥，谁也说不清。

我的火气“噌”地一下就上来了。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跟她演哑剧的。

“你说话啊！李金凤！你哑巴了？”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声音在小小的会见室里回荡，显得格外刺耳。旁边的警察瞥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警告。

我压低了声音，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电视上说的，都是真的？什么‘天上人间’？什么‘花魁’？你……你怎么能干那种事！”

“那种事是哪种事？”她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像一根针，精准地扎在我最疼的地方。

我被她问得一噎。是啊，是哪种事？我连说出口的勇气都没有。那些肮脏的词汇，我这辈子都没想过会跟自己的亲妹妹联系在一起。

“你别跟我装糊涂！”我气得手都在抖，“你一个女孩子家，书也读过，怎么就不知道廉耻两个字怎么写？”

“廉耻？”金凤轻轻地笑了，那笑声通过电话听筒传来，带着一股子说不出的凉意，“哥，我刚来北京那会儿，住在地下室，一个月三百块钱。屋里潮得能长出蘑菇，晚上老鼠就在枕头边上跑。我一天打三份工，洗盘子，发传单，站柜台，一个月下来，一千出头。交了房租，吃了馒头咸菜，一个子儿都剩不下。”

“那时候，娘打电话来，说爹的风湿病又犯了，疼得下不了床，买药的钱都没有。你打电话来，说想盘个作坊，自己干，可启动的钱一分没有。小军要上大学，学费一年一万多……”

她一件一件地说着，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跟自己说，李金凤，你得挣钱。你得挣大钱。不然，你来北京干什么？难道就是为了闻汽车尾气，住发霉的地下室吗？”

“可挣钱的路子多的是！你为什么非要走这一条？”我红着眼睛问她。

“哪条路？”她反问我，眼睛直直地看着我，“哥，你告诉我，哪条路能让我一个没学历、没背景的农村丫头，在几年之内，给家里盖上房，给你盘下店，再供一个大学生？”

我被她问住了。

是啊，哪条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李建社的妹妹，不能走这条路。这是底线。

“你以为我没试过吗？”金凤的眼圈也红了，“我去服装厂踩过缝纫机，一天十几个小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一个月一千五。我去当保姆，被人家当贼一样防着，动不动就搜身。我去学美容美发，可我这张嘴笨，不会哄客人开心，三个月就被辞了。”

“哥，你以为北京的钱是大风刮来的？每一分钱，都得拿东西去换。有的人拿力气换，有的人拿时间换，有的人拿脑子换……”她顿了顿，目光从我的脸上，移到了我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上。

“你这双手，能做出全县城最好的家具，这是你的本事，你的‘力气’。可我呢？我什么都不会。我唯一有的，就是这张脸，这个身子。”

“你混账！”我一拳砸在玻璃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玻璃纹丝不动，震得我指骨生疼。

“我就是混账！”她也激动起来，声音第一次带上了哭腔，“可我这个混账，让爹娘住进了新房，让他们看病再也不用赊账！我这个混账，让你有了自己的作坊，让你能挺直腰杆说自己是个手艺人！我这个混账，让小军能安心坐在大学教室里读书，不用像我一样，高中没念完就出来讨生活！”

“你寄回来的那些钱……”我的声音干涩，“那些钱……干净吗？”

“不干净。”她回答得很快，很干脆，像是在斩断什么东西，“但它能治病，能交学费，能当饭吃。哥，钱就是钱，它没有味道，也没有颜色。是人心，才给它分了干净和肮脏。”

我彻底说不出话来了。

我看着她，这个我从小看到大的妹妹。她的脸还是那张脸，可又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我记忆里那个扎着羊角辫、爱哭爱笑的黄毛丫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女人。

她有她的一套道理，一套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大城市里，用血和泪总结出来的生存法则。而我，这个守着一亩三分地，守着几件木头疙á的小镇木匠，我的那些“做人要正”的道理，在她的逻辑面前，显得那么苍白，那么可笑。

探视时间到了。警察过来催促。

金凤站起身，最后看了我一眼，隔着玻璃，她用口型对我说了一句话。

我没听见声音，但我看懂了。

她说：“哥，对不起。”

然后，她转身，头也不回地跟着警察走了。那身宽大的囚服穿在她身上，显得那么空荡，好像风一吹就能把她刮走。

我坐在那里，很久很久，都没有动。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来的时候，憋了一肚子的愤怒和质问。可现在，我却像一个打输了架的孩子，浑身都是挫败感。

我没能把她骂醒，反而被她的一番话，给说得哑口无言。

走出看守所，北京的太阳明晃晃的，刺得我眼睛疼。我突然觉得很累，一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疲惫。

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是留在这里等她，还是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

我只知道，我和金凤之间，也隔了一层看不见的玻璃。比看守所的这块，还要厚，还要冷。

第四章 没有寄出的汇款单

我在北京待了三天，住在一家最便宜的小旅馆里，每天只吃馒头和白开水。

我找了张大爷，想打听打听金凤的事到底有多严重。张大爷叹着气，说这事儿闹得大，全国都知道了，恐怕没那么容易出来。他又劝我，说金凤这孩子心是好的，就是路走歪了，让我别太逼她。

我还想去找个律师问问，可一打听那价格，我就打了退堂鼓。那不是我能负担得起的。

第三天晚上，我买了回程的火车票。走之前，我去了金凤租住的小区。那是一个看起来还算高档的地方，楼很新，绿化也好。我不敢进去，就在小区门口站着，像个贼一样。

我想象着金凤住在这里的样子。她是不是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从这扇大门里走出去，然后走进那个叫“天上人间”的地方？她回来的时候，是带着笑，还是带着泪？

我站了很久，直到天黑透了，才转身离开。

回到家，一推开门，淑芬就迎了上来。她看着我身后，眼神里闪过一丝失望。

“就你一个人？”

我点点头，把那个破旧的帆布包往地上一扔，整个人瘫在椅子上，一句话也不想说。

淑芬给我倒了杯水，在我身边坐下，小心翼翼地问：“见着了？她……还好吗？”

“死不了。”我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

那天晚上，我把和金凤的对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淑芬。我说一句，她就叹一口气。等我说完，她半天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掉眼泪。

“你哭啥？”我心里烦躁。

“我心疼她。”淑芬擦了擦眼睛，“她一个女孩子，在北京遭了多少罪啊。咱们……咱们光知道花她寄回来的钱，谁问过她钱是咋来的？谁问过她在那边过得好不好？”

“她那是自作自受！”我吼道，“路是她自己选的！”

“可她为啥要选那条路？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淑芬也来了气，声音大了起来，“爹娘的药钱，小军的学费，你这个作坊，哪一样不是她拿钱堆出来的？李建社，你摸着良心说，要是没有金凤，咱们家现在是啥样？”

我被她问得哑口无言。

是啊，没有金凤，爹娘可能还在为几百块的药费发愁；儿子可能早就辍学出去打工了；我，可能还在给别人当小工，看人脸色，挣那点辛苦钱。

我们这个家，是被金凤一个人，用一种我们无法接受的方式，硬生生给扛起来的。

我们享受了她带来的所有好处，却在她出事之后，第一个站出来，指责她的“不知廉耻”。

那天晚上，我和淑芬吵了有史以来最凶的一架。最后，我摔门而出，一个人在作坊里坐了一夜。

第二天，淑芬没跟我说话，默默地收拾屋子。她在收拾金凤以前住的那个小房间时，从床底下拖出来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箱。

“这是啥？”她问我。

我一看，那是我给金凤做的，她去北京前，我亲手给她做的，让她装点贴己的东西。我走过去，找了把锤子和凿子，几下就把锁给撬开了。

箱子里，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金银首饰，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一沓沓用牛皮筋捆得整整齐齐的信，还有……一叠厚厚的汇款单存根。

信是她写给家里的，但大部分都没寄出来。信里，她写了刚到北京的辛苦，写了找工作的艰难，写了住在地下室的恐惧。有一封信里写道：“哥，今天房东又来催房租了，我的钱还差一百块，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好想回家，可我不能，我不能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

还有一封，日期是三年前：“哥，我换工作了，新工作很轻松，就是陪客人聊天喝酒，工资很高。你和嫂子放心，我不会做对不起良心的事。以后，家里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拿起那一叠汇款单存根。一张，两张，三张……从几百，到一千，再到五千，一万。每一张单子后面，金凤都用铅笔，歪歪扭扭地记着账。

“2008年3月，给爹买风湿药，850元。”

“2009年9月，小军学费，12000元。”

“2010年5月，哥的作坊，盘店、买机器，50000元。”

……

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我看到最后一笔，是上个月的。汇款金额是两万，后面写着：“给小军存着，毕业了，在北京买房付首付，不能让他像我一样。”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砸在那张薄薄的纸上，把那娟秀的字迹都浸染得模糊了。

淑芬在我身后，早已哭成了泪人。

我一直以为，金凤寄回来的，是钱。是带着铜臭味，甚至可能带着肮脏的钱。

可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她寄回来的，是她的命，是她用我们无法想象的代价，换来的对这个家的全部责任和爱。

我这个当哥的，三十多年，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第五章 木匠的这双手

从那天起，我变了。

我不再逢人就吹嘘我妹妹在北京当经理，也不再因为别人异样的眼光而暴跳如雷。我把自己关在作坊里，一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跟木头打交道。

锯子、刨子、凿子……这些家伙什，跟了我半辈子，是我最忠实的朋友。我把心里的烦闷、羞耻和悔恨，全都使在了木头上。木屑纷飞，像一场下不完的雪，渐渐把我整个人都掩埋了。

淑芬看我这样，很担心，劝我出去走走。我摇摇头，说：“我没事，我就是想做点东西。”

我想给金凤做点东西。等她回来的时候，我要送给她。可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做个首饰盒？她用不上。做个梳妆台？她也许再也不想照镜子了。

我的手艺，第一次让我感到了无力。我能把一块普通的木头，变成一张精美的桌子，一把舒适的椅子，可我却修不好我妹妹那段已经歪掉的人生。

这天，城里退休的王教授来我这儿取他订的一套书柜。王教授是个文化人，喜欢中式家具，尤其欣赏我这种传统的手艺。

他看着我刚完工的书柜，用手细细地摩挲着上面的雕花，连连点头：“好，好啊！建社，你这手艺，真是没得说。这卯榫结构，严丝合缝，不用一颗钉子，却比钉子还牢靠。这才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

我勉强笑了笑，没说话。

王教授看出了我的不对劲，问道：“建社，有心事？”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家里的事，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我没提金凤的名字，只说我妹妹在北京，犯了事，进去了。

王教授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也没有露出任何鄙夷的神色。

等我说完，他沉默了半晌，才缓缓开口：“建社，你知道木匠这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我愣了一下，答道：“是手艺，是规矩。”

王教授摇了摇头：“手艺和规矩是基础。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尊重木头。”

“尊重木头？”我不解。

“是啊。”王教授指着那块做书柜剩下的木料，“你看这块木头，它长在山里，经历了上百年的风吹雨打，才长成这个样子。它身上有木结，有虫眼，有裂纹，这些都是它成长的痕迹。一个好的木匠，不是要把这些痕迹全都去掉，让它变得完美无瑕。而是要顺着它的纹理，理解它的脾性，把那些所谓的‘瑕疵’，变成它独一无二的特点。”

他拿起一块有木结的边角料，说：“你看这个木结，有人嫌它丑，可你要是设计得好，把它做成一个装饰，它就是‘锦上添花’。这叫‘顺势而为’。”

我呆呆地听着，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

“人，也跟木头一样。”王教授看着我，目光温和而深邃，“谁这辈子还没点磕磕碰碰，没走过几步弯路？身上没留下一两个‘疤’？关键不是这个疤有多难看，而是我们这些做亲人的，怎么看待这个疤。是把它当成耻辱，急着拿刀剜掉？还是把它看作成长的印记，想办法把它变成生命的一部分，甚至让它开出花来？”

“开出花来？”我喃喃自语。

“是啊。”王教授拍了拍我的肩膀，“妹走错了路，这是事实。她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但是，她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她为这个家付出了什么？这些，你这个当哥哥的，心里应该有数。”

“她需要的是家人的理解和接纳，而不是审判和唾弃。家，是她最后的退路。如果连家都不要她了，那才是真的把她往绝路上逼。”

王教授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凿子，一下子就凿开了我心里那个最硬的疙瘩。

是啊，我一直纠结于她的“错”，纠结于李家的“脸面”，却忘了，她首先是我的妹妹。一个犯了错，受了伤，需要家人拉一把的妹妹。

我这双做木工的手，能把弯曲的木料刨直，能把粗糙的板材磨光，为什么就不能试着，去抚平我妹妹心里的伤痕呢？

王教授走了。我一个人在作坊里，站了很久。

我看着自己这双手。这双手，能分辨出几十种木材的纹理和气味；这双手，能把一堆散乱的木料，组合成一件有生命、有温度的家具。

这双手，挣的是力气钱。是干净的，踏实的，能让我睡得安稳的力气钱。

金凤说的“力气钱”，或许不一样。但那背后付出的艰辛、忍受的屈辱，恐怕比我这日复一日的体力活，要沉重得多。

我们都用了自己的“力气”，想让这个家变得更好。只是，我们选择的方式，天差地别。

我终于想好要做什么了。

我从库房里，找出了一块最好的金丝楠木。那是我珍藏了多年的宝贝，一直舍不得用。

我要用它，给我妹妹，打一张梳妆台。

我要在上面，雕上凤凰。不是那种富贵逼人、高高在上的凤凰。而是一只从灰烬里飞出来，翅膀上还带着火星和伤痕，但眼神依旧坚毅的凤凰。

我要告诉她，哥不怪你了。家，永远是你的。

回来吧，金凤。路走歪了，咱们就把它掰直了，重新再走。

第六章 一碗疙瘩汤

半年后，金凤回来了。

我去车站接的她。她比在看守所里见到时更瘦了，像一阵风就能吹倒。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背着一个简单的帆布包，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显得那么不起眼。

要不是她主动朝我走过来，我差点没认出她。

“哥。”她走到我面前，低着头，轻轻地叫了一声。

我“嗯”了一声，从她手里接过那个轻飘飘的包，说：“走，回家。”

一路上，我们俩谁也没说话。气氛尴尬得像一块被水泡涨了的木头，沉重，又带着一股子涩味。

回到家，淑芬已经做好了一桌子菜。爹娘也从老家赶了过来，坐在桌边等着。看到金凤，娘“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抱着她捶打：“你这个死丫头，你咋这么傻啊！你要钱，跟家里说啊，你……”

金凤任由娘捶着，不躲也不说话，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爹坐在旁边，一个劲地抽着旱烟，眼圈红红的，半晌才憋出一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那顿饭，吃得异常沉闷。淑芬不停地给金凤夹菜，金凤也只是默默地往嘴里扒拉，吃不出什么味道。

吃完饭，金凤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天都没出来。

村里的风言风语，很快就像苍蝇一样围了上来。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我们老李家出了个“不干净”的闺女。我爹气得跟人吵了一架，回来就病倒了。

家里的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知道，这个坎，没那么容易过去。金凤心里的那道坎，我们全家人心里的那道坎，还有村里人眼光的那道坎。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索性起身去了作坊。那张我为金凤做的梳妆台，已经基本成型了。我打开灯，拿起刻刀，继续雕刻镜框上那只浴火的凤凰。

一刀，一刀，木屑簌簌落下。我的心，也跟着一点点静了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身后有轻微的脚步声。一回头，看见金凤就站在门口，默默地看着我。

她穿着睡衣，头发披散着，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哥，你还没睡？”

“睡不着，干点活。”我放下刻刀。

她走进来，走到梳妆台前，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那只还未完工的凤凰。她的指尖，划过凤凰翅膀上那些刻意留下的“伤痕”。

“真好看。”她轻声说。

“送给你的。”我说。

她身子一颤，猛地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全是难以置信。

“哥，你……不嫌我脏？”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你是李建社的妹妹，是咱爹咱娘的闺女。不管你走过什么路，做过什么事，你都是。这一点，到死都不会变。”

“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你犯了错，国家已经罚过你了。回家了，就别再自己折磨自己。”

金凤的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但这一次，不再是无声的，而是带着压抑了太久的委屈和痛苦，嚎啕大哭。

她哭得像个孩子，把这些年所有的苦，所有的罪，所有的不甘，都哭了出去。

我没有劝她，就让她这么哭着。我知道，这些眼泪，她需要流出来。心里的脓疮，只有挤破了，才能好。

等她哭累了，我走进厨房，给她做了一碗疙瘩汤。

那是我们小时候最常吃的东西。那时候家里穷，没什么好吃的，娘就用一点面粉，做一锅热腾腾的疙瘩汤，撒上一点葱花，滴几滴香油，我和金凤就能吃得心满意足。

我把那碗热气腾腾的疙瘩汤端到她面前。

“趁热喝了，暖暖身子。”

金凤看着那碗汤，汤里飘着翠绿的葱花，散发着熟悉的香味。她拿起勺子，舀了一勺，吹了吹，小心翼翼地送进嘴里。

眼泪，又一次滴进了碗里。

“哥，”她一边哭一边吃，“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那当然，”我说，“哥的手艺，可不光是做木工。”

那一晚，我们兄妹俩，在堆满木料和 sawdust 的作坊里，聊了很久很久。

她跟我讲了在北京的那些年，讲了她是怎么一步步，从一个单纯的洗碗妹，变成了那个声色场里的“梁姐”。她讲了那些客人的嘴脸，讲了姐妹之间的勾心斗角，也讲了她每一次把钱汇回家时的那种混杂着骄傲和心酸的复杂心情。

她说：“哥，你知道吗？我最怕的，就是过年。我看着别人家都团团圆圆，我却不敢回来。我怕你们问我工作，怕你们问我对象，我怕……我怕你们看到我这身被钱浸透了的俗气。”

我听着，心里一阵阵地抽痛。

“都过去了。”我拍了拍她的肩膀，“金凤，都过去了。以后，有哥在呢。”

那一碗疙瘩汤，好像有一种魔力。它融化了我们兄妹之间那层最坚硬的冰，也把金凤从那个叫“天上人间”的噩梦里，给拉了回来。

天快亮的时候，金凤擦干眼泪，看着我，眼神里有了一种久违的光。

她说：“哥，我想跟你学手艺。我也想，挣一次干干净净的力气钱。”

第七章 老木头上的疤

金凤真的留在了作坊里。

我从最基础的活开始教她。认识木材，使用工具，打磨，上漆。

我本以为，她一个女孩子，又是过惯了那种“轻松”日子的，肯定吃不了这个苦。木工活又脏又累，整天跟木屑和油漆打交道，手上磨出泡是家常便饭。

可我没想到，金凤学得异常认真。

她好像要把过去那些年缺失的踏实感，全都从这些木头身上找回来。她不怕脏，不怕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帮我开门、打扫。我教她的东西，她都拿个小本子记下来，晚上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一遍遍地看。

她的手，很快就变得粗糙了，上面添了许多细小的伤口和新长的老茧。可她的眼神，却一天比一天亮堂。

淑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一次，她拉着金凤的手，看着上面的伤口，心疼地说：“金凤啊，别太拼了，女孩子家的手，可得爱惜。”

金凤却笑着，把手抽回来，宝贝似的看了看，说：“嫂子，你不懂。我看着这手，心里踏实。这上面每一个茧，每一个疤，都是我自己挣来的，干净。”

我听了，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金凤在木工上，似乎真的有天分。她尤其擅长打磨。一块粗糙的木板，在她手里，用不同型号的砂纸，一遍遍地打磨，最后能变得像镜子一样光滑，像婴儿的皮肤一样细腻。

她说，她喜欢这种感觉。把一件粗糙的东西，通过自己的双手，变得美好起来。这让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也能这样。

村里的风言风语，渐渐地也少了。人们看到金凤每天穿着一身工装，灰头土脸地在作坊里忙活，那种探究和鄙夷的眼神，慢慢变成了好奇和惊讶。

有一次，村里的三婶路过，看到金凤正专心致志地给一把椅子上蜡，忍不住说：“建社，你这妹妹，还真能吃苦哩。”

我笑了笑：“她本来就是能吃苦的人。”

是啊，她一直都是。只是以前，她把那份吃苦的劲儿，用错了地方。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作坊里，除了我“吭哧吭哧”的刨木声，又多了金凤“沙沙”的打磨声。这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成了我们家最动听的交响乐。

爹的病好了，娘的脸上也有了笑容。儿子小军放暑假回来，看到他姑姑的变化，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他不再躲着金凤，而是天天黏在她身边，听她讲那些他闻所未闻的“北京故事”。当然，金凤讲的，都是过滤掉所有不堪之后，剩下的那些关于奋斗和人情冷暖的片段。

一天下午，我正在给那张梳妆台做最后的抛光。金凤走过来，看着镜框上那只浴火的凤凰，看了很久。

“哥，这凤凰的翅膀上，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裂纹？”她问。

我停下手里的活，说：“这是我从一块有疤的老木头上取下来的料。我觉得，有疤的木头，才更有故事。就像人一样，经历过一些事，受过一些伤，才会变得更坚韧，更懂得珍惜。”

我指着凤凰的眼睛：“你看，虽然它身上有伤，可它的眼睛，是朝前看的，是往上飞的。”

金凤伸出手，轻轻地触摸着那些“裂纹”，就像在触摸自己过去的伤口。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抬起头，对我笑了。那笑容，是我从未见过的，干净、坦然，还带着一丝雨过天晴的释然。

“哥，我明白了。”她说。

我看着她，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知道，我的妹妹，那个曾经迷失在“天上人间”的李金凤，真的回家了。她带着一身的伤痕和疲惫，但最终，她找到了那条可以让她重新站起来的路。

这条路，布满了木屑，沾满了汗水，但它通向的，是安宁和尊严。

第八章 一块新招牌

转眼又是一年。

作坊的生意越来越好。金凤的手艺，尤其是在漆器和打磨上，已经有了青出于蓝的架势。她心思细腻，配色大胆，经她手的家具，总透着一股子灵气。很多城里来的客户，都点名要“李师傅的妹妹”做的活。

我们攒了些钱，把作坊扩建了，还专门给金凤隔出了一间光线最好的工作室，让她能专心做那些精细的活。

那天，我正准备给作坊换一块新招牌。旧的那块，写的是“李记木工”，已经有些年头了，油漆都斑驳了。

我裁好了一块上好的柏木板，刨得平平整整，正琢磨着该怎么刻字，金凤走了过来。

“哥，招牌我来写吧。”她说。

我有些意外：“你还会写毛笔字？”

她笑了笑：“以前在‘那里’，为了讨好一些附庸风雅的客人，专门练过。”她顿了顿，语气里没有了过去的阴影，反而多了一丝坦然，“也算是没白学的本事。”

我把木板和笔墨递给她。

她挽起袖子，露出一截结实的小臂。那双手，已经完全看不出过去的样子，布满了老茧，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油漆颜色。

她深吸一口气，提笔蘸墨，在木板上一气呵成地写下了四个大字。

“凤鸣木艺”。

字写得龙飞凤舞，又透着一股子内敛的筋骨。凤鸣，金凤的凤，凤凰的鸣叫。

“好！好字！”我由衷地赞叹。

“哥，以后咱们的作坊，就叫这个名字吧。”金凤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李记’是你一个人的，‘凤鸣’，是咱们兄妹俩的。”

我看着她，心里一阵暖流涌过，用力地点了点头。

挂招牌那天，我们没放鞭炮，也没请客。只是在晚饭的时候，一家人，爹、娘、我、淑芬、金凤，还有放假回来的小军，围坐在一起，多炒了两个菜。

爹举起酒杯，他已经很久不喝酒了。他看着我和金凤，嘴唇哆嗦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好，好……这就好。”

娘在一旁，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看着眼前这热气腾腾的一家人，看着金凤脸上那发自内心的笑容，心里感慨万千。

谁能想到，一年多以前，我们家还像是被龙卷风扫过一样，天昏地暗。而现在，一切都重新回到了正轨，甚至，比以前更好。

我常常会想起王教授说的话，人就像木头，有疤，才更有故事。我们家的这块“老木头”，经历了金凤这件事，算是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但这道疤，没有让我们家散掉，反而让我们每个人都更懂得，什么是家人，什么是亲情。

家人，不是在你风光时为你鼓掌的人，而是在你跌落谷底时，愿意伸出手，不问缘由，不计前嫌，拉你一把的人。

至于什么是“力气钱”，我想，我现在有了更深的理解。无论是用手里的刨子，还是用别的什么，只要是靠自己的劳动，去换取生活的尊严，去守护想守护的人，那份“力气”，就值得被尊重。

当然，路要走正，这是底线。但对于那些曾经走错过路，又愿意回头的人，我们是不是也该多一些宽容和耐心？

招牌挂出去后，金凤做的第一件活，是给村里的小学，免费修缮了一批破旧的课桌椅。孩子们围着她，叽叽喳喳地喊她“金凤老师”。

阳光下，她满身木屑，脸上沾着油漆，笑得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灿烂。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一只真正的凤凰，在尘土和汗水中，振翅高飞。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