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4月24日清晨，金陵古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南京市民蜂拥而出，欢天喜地迎接解放军入城。与此不相协调的是，一辆挂着星条旗的吉普车也在欢迎的车队中穿行。
1949年4月24日清晨，金陵古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南京市民蜂拥而出，欢天喜地迎接解放军入城。与此不相协调的是，一辆挂着星条旗的吉普车也在欢迎的车队中穿行。
当华野八兵团三十五军一零三师侦察科长沈鸿毅带领的入城先头部队到达山西路时，一辆吉普车戛然而止，停在他面前，他被请上了吉普车。
他还没分出究竟，开车的美国人就用熟练的汉语对他说道：“我是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请阁下到大使馆谈一谈。”
沈鸿毅面对这位美国人的突然邀请，做了个外交辞令般的答复：“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美国大使馆，我们只承认你们是侨民。”
美国人碰了个钉子，只好在沈鸿毅指定的地点停下来，悻悻而去。
美国人的做法耐人寻味。当国共两军交战呈白热化时，面对国民政府的乞求美援，手握30多亿美援资金的司徒雷登分文不发，冷眼旁观；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捣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李宗仁要求美国出面发表谈话，警告中共不要渡江时，司徒雷登一言不发，保持沉默；当国民政府南迁广州，何应钦邀请美驻华大使馆随迁时，司徒雷登加以拒绝，坐等南京。以致其余西方国家的外交使节纷纷仿效，静待其变。
现在美国人又一再主动与其深恶痛绝的中共接触，让人疑惑不解。
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究竟干什么？当时普遍的反应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挑衅！
除沈鸿毅之外，原山东泰安军分区司令张绍安，南京解放时任三十五军一○四师参谋长，他在1984年第2期《南京史志》上撰文回忆，他于23日凌晨率部进入挹江门时，“遇到四五个人打着灯笼过来了。走近一看，竟是一个大鼻子外国人。他通过翻译介绍说：‘我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全权代表，欢迎贵军入城。’”
驻南京三野八兵团司令陈士榘也如此认为。20世纪80年代他在《忆八兵团渡江作战解放南京》一文中回忆：“当时英美等国的汽车到处横冲直撞，探听解放军的情况，甚至有意挑衅。”
实际上，他们当时看到的仅仅是一些表面现象。
随着近年来美国外交档案的公开，谜底也就揭开了。
原来，司徒雷登一系列可圈可点的行为，谜底只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作了调整。美国为扶持蒋介石国民党，花费了几十亿美元。然而，国民党集团如一艘躯壳已腐烂的船，已无法挽救它的沉没。
为此，1948年9月8日，美国国务院制定了一份《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文件，文件分析了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成功的原因，阐明了美国摆脱国民党政府的必要性及和中共打交道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1949年2月4日，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三天，杜鲁门总统正式批准了文件所拟定的行动计划。
按计划，司徒雷登必须寻找机会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触，借以宣传美国的主张，表明美国的态度，以求阻止共产党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3月10日，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艾奇逊的一份电报中说，一旦有机会与中共领导人会面，他将首先提醒对方，美国一向对中国以仁爱为怀，给予了许多援助，希望不要以怨报德；其次，美国承认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中国也不得建立共产党制度，否则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
因此，司徒雷登一次又一次地向国务院建议，要求允许大使馆在共产党政权建立后继续不定期地留在南京。
司徒雷登没想到，美国使馆的汽车到处转悠，几次尝试同中共军队接触，都碰了钉子。中共宣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原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
4月25日早晨，三野八兵团三十五军一O三师三O七团一营营长谢宝云和教导员王怀晋带着通讯员、司务长等人，为部队安排食宿，不慎误入美国大使馆。
进门后没见到人，教导员便在楼下找人，营长带着通讯员上楼。
这时司徒雷登正在洗脸刮胡子，看到两个解放军闯进来，顿时找到了外交“把柄”，暴跳起来，大声叫道：“你们干什么？”他用流利的中国话厉声斥责：“这是美国大使馆！我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你们进入大使馆就是侵犯美国，必须立即退出。”
谢营长见这个洋人不容解释，态度如此粗暴，一下子火了，便大声回敬：“我们不知道这是美国大使馆，我们也没有承认你们美国大使馆。这是中国的地方，凡是中国的地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都要解放，包括这里。”
听到争吵声，教导员赶来劝解，示意营长注意涉外政策，随后带领大家退出美国大使馆。
当天晚上，美国媒体就播出新闻，称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搜查了美国大使馆。
毛泽东听到这个情况后，马上指示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士榘和南京警备政治部主任江渭清查处此事，并电示总前委：“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不好…此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
三野八兵团政治部廖卓之部长随即负责调查此事。
当时参与调查的王振林撰文回忆，为了慎重起见，廖部长除了向当事人调查，还准备向使馆内的中国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但又不能随便进入使馆。
他们从使馆门口经过时，一守门的中国人伸头探视，廖部长就招手让他出来，向他说明来意。他表示那天厨师在场，他去叫厨师出来回话。
后来突然出来了五个美国人和一个翻译，守门人却不再露面。为首的是使馆一等秘书，其余四人是使馆参赞，翻译傅泾波介绍了他们的身份。他们客气地向廖等解放军鞠躬行礼。
一等秘书随后代表司徒雷登邀请他们进馆交谈，廖等没有与美国大使馆接谈的任务，便婉拒了。
接下来，廖部长便问起25日我军误入使馆的情况。
本以为，美国人会乘机提出抗议什么的，不料一秘只是十分客观地说明了情况，他说：“有士兵六人于×时×分进入大使馆，经司徒雷登大使指出这里是美国大使馆后，即于×时×分退出大使馆。”他还特地强调：“并未发生非礼行为。”
临别时，一秘还郑重其事地表示：“我代表司徒雷登大使，对贵军前来调查4月25日事件深致谢意！”几位美国人排成一排，都深深鞠躬致谢。
美国人前后态度的转变，让前往调查的解放军深感意外，搞不清美国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根据美国当时重新调整对华政策来分析，显然司徒雷登已意识到，自己留在南京肩负重要使命，在这种事情上小题大做、纠缠不清，会不利于计划的实施。
为妥善处理好南京的有关外交事务，中央决定派正在天津从事外事工作的黄华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周恩来亲自找黄华谈话，交代了赴南京的任务。黄华即由北平南下，于4月26日到达南京。
司徒雷登听到黄华的名字，心中十分高兴，他知道，黄华是自己在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并且和自己的秘书傅泾波是同班同学。他兴奋地对傅泾波说：“这倒是个好机会。”他认为，这种师生关系将有助于计划的进行。
司徒雷登于5月7日先派傅泾波出面同黄华接洽，为直接晤谈铺路。13日，黄华以私人身份来到司徒雷登住处，双方第一次会晤，气氛较融洽。司徒雷登表示，希望中国成为统一、和平、民主的政府，美国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
但是，当黄华具体谈到在平等互利前提下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时，司徒雷登却闪烁其词，表示若想获得美国承认，中共必须遵守现行条约。
6月6日，双方在军管会外事处又进行了第二次会晤。话题很快转到中美关系上，黄华指出，中美要建立新关系，美国首先应当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
司徒雷登不愿在停止援蒋问题上松口，但他表示，中共应意识到，各国大使馆继续留驻南京，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举动。会谈中，双方态度都十分坦率，不时针锋相对。
中央的既定原则是，美国必须先同国民党政权断绝关系，停止援蒋，容忍新中国实行结好苏联的“政治路线”，才能同美国进一步谈判。
而美国并未决心停止援助国民党政权，也未放弃反共立场，却要求中共首先停止反帝反美的宣传活动，疏远同苏联的关系，甚至背弃共产主义。双方立场如此格格不入。
这时，司徒雷登接到一份由北平转来的重要情报，称中共高层领导在对苏对美方针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司徒雷登笑了，他认为“这是极有希望的努力路线”。他决心亲自北上同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会谈，以实现在南京达不到的目的。
于是，他通过傅泾波向黄华提出，希望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恩来先生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京大学。他又通过其他途径提出，自己长期任燕京大学校长，每年6月都要回燕大过生日，今年还想去北平。
黄华请示中央后，于6月28日正式通知司徒雷登，毛泽东、周恩来真诚欢迎他前往北平。有关部门愿意为他提供交通上的方便，甚至允许他乘坐自己的飞机去北平。
翌日，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艾奇逊，报告了中共方面的邀请，长文论述了北平之行的利弊。好处是可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解释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国际共运的担心和对中国前途的希望，同时还可以给华盛顿带回中共意图的最可靠消息，对未来中美关系将产生有利的影响。
但他又分析了不利因素，此行可能引起美国国内的抨击，致使国务院处境困难；可能致使盟国以为美国要背弃朋友，率先承认中共政权；中共和毛泽东在国内外的声望将因此而提高。
美国国务院中对司徒雷登拟议中的北平之行，一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国务卿艾奇逊把难题推给了“最后一级”决定。
杜鲁门总统犹豫再三，终于否决了这一方案。原因就是司徒所述不利因素。
7月1日，艾奇逊答复司徒雷登：“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1949年，美国与中国虽有对话的机会和愿望，却无和解的可能。
6月初，司徒雷登接到由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和国务院分别发来的绝密电报，电报称：“中共最高领导层中，以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和以刘少奇为首的极端亲苏的激进派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前者主张为摆脱日益紧迫的经济困难，应该尽早和英美等西方大国建立联系。周恩来还私下向美方捎口信，吁请给予援助。”
实际上，这份让司徒雷登喜不自禁的绝密情报是份假情报。
首先，周恩来与美建立联系是有原则的。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黄华与司徒会谈中，始终坚持中美建立新关系的首要原则，是美国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否则中共不可能和美国发生经济来往。
其次，周恩来的一份复函表明了他对苏对美的态度。
美国外交档案显示，司徒在和黄华谈判的同时，又请北伐名将、民革领导人之一的陈铭枢担当了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秘密谈判信使。
6月10日，陈铭枢和夫人来到南京，与司徒晤谈了近四小时。司徒雷登请他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美方的五点意见和四个文件。
四个文件的内容是说明和美国保持关系对中国是何等有利与重要。
7月1日，司徒雷登收到了美国国务院否决北平之行的答复，只好在南京坐等陈铭枢从北平带来信息。9日，陈铭枢给司徒雷登带回了一份长篇备忘录和两个附件。
备忘录是陈铭枢到北平后根据中共领导人的谈话整理而成。第一个附件是中共领导人联合对司徒雷登五点意见的答复。第二个附件是周恩来对那四个文件的答复。
周恩来指出：苏联是第一个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苏联承认中国革命。苏联曾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物资援助；相比之下，美国过去的援助只是“小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出售物资给日本，抗战结束后又援助蒋介石政权。
周恩来还举出了1937年和1947年的中美贸易数字，证明美国而非中国是中美贸易的受惠者，批驳了司徒雷登关于美中贸易对中国更有利的说法。
周恩来的这份复函，完全可以证明上述情报的不正确。
那么，这份情报究竟是如何出笼的呢？
情报上说，5月31日，周恩来通过一位中间人把这项讯息交给了北平的美国陆军助理武官大卫·巴瑞特，请他以绝密方式呈交美国最高当局，并希望通过美国国务院将内容转告英国。
美国国务院6月14日将复函发给了柯乐博。22、23日，柯乐博和巴瑞特试图把复信交给周恩来或其秘书，却遭到拒绝，碰了一鼻子灰。
这位所谓的中间人米高·克恩是美国合众社记者，实际上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克思称他经由周恩来的秘书安排，直接与周见面，情报所谈全是第一手材料。但他又特别声明，不得提及周恩来的姓名，否则周将断然否认此事。因而当周恩来否认此事后，这份密讯成了无头公案。
美国国务院瞎忙了一个多月，一无所获，又无法指证米高·克恩捏造，只好自行销案。
西方人士有人认为，可能后来周恩来已决定通过司徒雷登的渠道，故无必要另辟蹊径；也有人认为周的行动已为激进派所悉，不得不有所收敛。但这都是无根据的揣测之词。
傅泾波在20世纪80年代谈起，这份情报中有不少破绽。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对于周恩来的外交才华以及处事应变无不交口称誉，傅泾波更是亲身有所体会。
周恩来讲话简要、明确，一针见血。但那个所谓的口讯却长达87行，内容啰嗦反复，并且有不少与主题无关的内容。破绽多多，明眼人不难看出，然而当时却瞒过了美国国务院。
6月29日，司徒雷登致电艾奇逊，报告了中共方面邀请他去北平的情况。这份电报中，也有一处不实之处。即司徒雷登向他的上司隐瞒了自己主动与中共联系北上，并且已私下做好了旅行准备的实情，诡称是傅泾波无意之中向黄华提起，中共方面显然是当回事了，巴不得请他去北平。
发电报之前，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之间展开了一场少有的争论。司徒通常对傅言听计从，唯独这次例外。争论的焦点是何时向美国国务院报告。
傅主张“先斩后奏”，等上飞机时再打电报给国务院，因他深知美国国务院面临种种压力，而国务卿艾奇逊又胆小怕事。司徒雷登犹豫再三，认为还是稍为慎重一些为好，他过去因自作主张曾数度受到国务院训斥。
司徒雷登此举，无非是雄心勃勃，既想扭转中国的历史车轮，又怕自己承担不起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
陈铭枢的斡旋劳而无功。8月2日，司徒雷登怀着复杂的心情登上飞机，黯然由南京直接返回美国，中美双方在南京的谈判也随之结束。
来源：历史八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