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说我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李秀芝轻轻地抚摸着照片上的黑白面庞，嘴角挂着苦涩的微笑。

生命的刻度

＂你说我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李秀芝轻轻地抚摸着照片上的黑白面庞，嘴角挂着苦涩的微笑。

窗外的雨丝连着天地，就像她的思绪，延绵不断。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气息，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仿佛在数着流逝的年华。

李秀芝今年六十有二，曾是北方一家国营纺织厂的女工。

那个年代，单位就是家，家就是单位，人们的命运与厂子紧紧相连，如同纺织机上的经纬线，交织成命运的图案。

她十七岁进厂，头扎两条小辫子，腼腆却倔强，背着印有＂向阳花＂图案的蓝帆布包，穿着妈妈特意给她做的灰布褂子，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生活的热情。

厂区大门口的标语写着＂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红底白字，在阳光下格外鲜艳。

＂小李来啦！＂车间里的老师傅们总是这样喊她，那时候的称呼还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革命友谊。

每天早晨六点，厂区的广播里准时响起《东方红》，工人们穿着蓝色工装，骑着二八自行车，潮水般涌入厂区。

秀芝的青春、她的欢笑、她的泪水，都融入了厂房里轰鸣的纺织机声中。

车间里满是棉絮的气味，机器的轰鸣声从早到晚不曾停歇，就像那个时代的步伐，坚定而不可阻挡。

车间的姑娘们唤她＂小李＂，后来叫她＂李大姐＂，再后来，喊她＂秀芝阿姨＂的声音渐渐多了起来。

时光如梭，岁月如歌，不知不觉中，她已从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姑娘变成了车间里的老人。

一九七八年春天，那是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个充满希望的年代。

车间来了个新工人，叫张建国。

那时建国二十岁出头，从北大荒回城的知青，身材挺拔，皮肤黝黑，眼神清亮。

他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制服，袖口磨出了毛边，补丁打得整整齐齐，却总是干净平整。

＂同志，请问这台机器怎么操作？＂建国第一次跟秀芝说话时，声音低沉而有力，像大提琴的音色，在嘈杂的车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秀芝记得，他说话时喜欢微微歪头，像是认真思考每一句回答，不像有些人那样敷衍了事。

＂你得这样，先转这个轮子，再按那个按钮。＂秀芝耐心地教他，心里暗想：这个新来的小伙子，倒是挺勤快的。

那时候，大家都穿着差不多的衣服，吃着差不多的饭菜，聊着差不多的话题，却依然能在彼此身上看到闪光点。

车间里流行听评书和相声，午休时分，大家围坐在收音机旁，捧着搪瓷缸子，听着《苦菜花》和《刘兰芝与焦仲卿》，偶尔插几句俏皮话，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建国特别喜欢听《水浒传》，每当说到林冲雪夜上梁山那段，他总是目光炯炯，仿佛自己也经历着那份悲壮。

秀芝则偏爱《红楼梦》，尤其是林黛玉葬花的情节，常常听得眼眶湿润。

＂你这姑娘，咋这么多愁善感呢？＂班长老韩总是这样打趣她，＂像林妹妹似的，小心没男人要啊！＂

大家都笑，秀芝也跟着笑，脸却不自觉地红了，偷偷瞄一眼坐在角落里的建国，发现他也在看自己，赶紧低下头去。

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这座北方小城，也吹进了纺织厂的每个角落。

八十年代初，人们开始讨论＂包产到户＂，电视机里播放着香港明星的歌舞，年轻人悄悄留起了长发，穿起了喇叭裤。

厂区的大喇叭不再只播《东方红》，也开始播放邓丽君的《甜蜜蜜》和崔健的《一无所有》。

工人们不再只谈革命和生产，也开始谈钱，谈未来，谈梦想。

八十年代中，厂里开始实行经济责任制，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打破了过去＂大锅饭＂的局面。

建国因为肯钻研、有头脑，被提拔为车间技术员，负责机器的维护和改良。

他常常加班到深夜，有时候秀芝下晚班，还能看到机修车间亮着的灯光和他忙碌的身影。

＂你咋这么拼命啊？＂秀芝有一次忍不住问道。

＂时代不同了，得跟上节奏。＂建国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笑着说，＂现在是讲效率的年代，不进则退啊！＂

＂老张，咱厂里就数你最上进！＂秀芝由衷地赞叹，＂你娘要是在世，准得为你骄傲！＂

建国的父母在他十五岁那年因病相继去世，这是他来厂子后某次喝多了才告诉大家的。

从那以后，秀芝总是默默地多关照他一些，逢年过节做点好吃的，送到他的宿舍去。

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厂区广播里播放着《小白杨》，歌声悠扬地飘荡在空气中。

秀芝下班后去河边散步，在厂区的银杏树下偶遇了建国。

夕阳的余晖给他刚毅的脸庞镀上了一层金色，显得格外温暖。

＂秀芝，我有话跟你说。＂建国突然开口，声音有些颤抖。

＂啥事啊？这么严肃？＂秀芝笑着问，心却莫名地加速跳动起来。

＂咱们…咱们处对象吧！＂建国鼓足勇气，一口气说完，脸涨得通红。

秀芝愣在原地，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那一晚的星空格外明亮，仿佛宇宙间所有的星星都在为他们见证这一刻。

银杏树的叶子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像是在为他们唱着祝福的歌谣。

＂我…我得考虑考虑。＂秀芝最终这样回答，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

＂我等你！＂建国坚定地说，眼神比星空还要明亮。

三个月后，在厂工会组织的联谊会上，秀芝穿着新买的碎花连衣裙，建国穿着借来的西装，一起跳了一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在众人善意的起哄声中，他们正式成为了一对。

第二年春天，他们在厂礼堂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

秀芝穿着大红色的婚纱，建国穿着同事们凑钱给他买的新西装，两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礼堂里挂满了红色的灯笼和剪纸，桌上摆着花生、瓜子和水果糖，收音机里放着《喜洋洋》。

同事们送来自制的红木相框、绣花枕套和毛线背心，每一份礼物都承载着满满的祝福。

婚后的日子像纺织厂的布匹，平整而有规律地延展开来。

他们住进了厂里分配的三十平米的小房子，虽然简陋，却是他们爱的港湾。

房间里摆着一张木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他们的结婚照，照片里的他们年轻而充满希望。

秀芝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台上养着几盆吊兰和仙人掌，每天下班后便张罗着做饭，等建国回家。

他们一起听广播，看《新闻联播》，讨论厂里的大小事，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八五年，他们有了儿子小强，全名张强，寓意坚强有力，能扛起家庭的重担。

孩子的到来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声笑语，也带来了更多的责任和担忧。

＂咱家小强长大了一定有出息！＂建国常常这样说，眼里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可不是嘛，看他那双眼睛，多有神气！＂秀芝附和道，心里满是母亲的骄傲。

三口之家其乐融融，邻居们都羡慕他们的幸福和和睦。

建国经常说：＂咱们是纺织厂的一家人，这辈子就这样踏踏实实地过下去，挣钱养家，把小强培养成才。＂

秀芝总是点头，心里却涌动着微妙的不安，时代的风云变幻让她感到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电视里开始播放外国的新闻，有人开始下海经商，有人开始讨论股票和房产，这些新名词让秀芝感到陌生而迷茫。

转眼到了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而来，许多老国企因为体制僵化、设备落后而面临生存危机。

纺织厂因为设备老旧、产品滞销，开始裁员、减产，工人们的工资也开始拖欠。

厂区的广播不再播放欢快的歌曲，厂门口的标语也换成了＂深化改革，自救图存＂。

车间里的氛围变得凝重，大家不再像以前那样有说有笑，而是忧心忡忡地讨论着厂子的前景和自己的出路。

＂听说隔壁纺织厂已经关门了，工人都发了遣散费。＂

＂我表姐夫在钢铁厂，月工资比我们高好几倍呢！＂

＂我妹妹去了广东打工，说那边机会多，钱好挣。＂

这样的议论每天都在秀芝耳边响起，让她既羡慕又担忧。

建国主动请缨承包了一个车间，日夜操劳，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挽救这个他深爱的厂子。

他开始研究市场需求，改良产品设计，甚至自学了一些管理和营销知识，试图为厂子找到新的出路。

秀芝心疼他，看着他的白发一天天多起来，眼角的皱纹也越来越深，却也佩服他的胆识和坚持。

晚上，建国常常伏在桌前算账、看书，直到深夜。

＂别太累了，身体要紧。＂秀芝递给他一杯热茶，轻声劝道。

＂时代变了，咱们也得变。＂建国抬起头，疲惫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不然就会被淘汰，到时候咱们一家老小靠什么生活？＂

＂可是你这样拼命，我看着心疼。＂秀芝轻轻抚摸着他布满茧子的手。

＂没事，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建国笑着握住她的手，＂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再大的困难也能闯过去。＂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秀芝心上，让她既感动又担忧。

然而，命运并不总是眷顾勇敢的人。

九七年，纺织厂最终还是倒闭了。

那天，厂区的广播没有播放任何音乐，只有厂长沙哑的声音，宣布了这个噩耗。

工人们站在厂区的操场上，有人哭泣，有人愤怒，有人茫然，仿佛一个时代就此终结。

秀芝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想起了过去的点点滴滴，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厂区的银杏树依然挺立，但它见证的故事已经走到了尽头。

下岗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家庭。

建国领了一笔不多的补偿金，在家里坐了三天三夜，一语不发，只是不停地抽烟，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小山。

秀芝知道他的心有多痛，那个厂子承载了他们太多的记忆和梦想。

她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只能默默地为他端茶倒水，做些可口的饭菜，希望能够减轻他的痛苦。

第四天清晨，建国突然起身，刮了胡子，洗了澡，换上了那件旧西装。

＂我去南方打工。＂他平静地说，语气中带着坚决。

＂啥？＂秀芝惊讶地看着他，＂你一个人去？＂

＂我去先探探路，等站稳脚跟了，再接你们过去。＂建国一边说，一边从柜子里拿出那个破旧的皮箱，开始收拾行李。

＂可是你对那边一点都不熟悉，连地方话都不会说，怎么找工作啊？＂秀芝担忧地问。

＂我在厂子里认识的老刘，去年就去了深圳，说是那边机会多，只要肯干，就饿不着。＂建国一边回答，一边小心翼翼地把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本笔记本装进皮箱。

＂深圳？那不是在南边吗？路那么远，你一个人去，我怎么能放心呢？＂秀芝的声音哽咽了。

＂没办法啊，咱们现在都下岗了，留在这儿能干啥？小强还上着学呢，总不能让孩子辍学吧？＂建国的语气变得有些急促，＂再说了，现在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很多人都去南方打工了，说不定咱们还能碰到熟人呢！＂

秀芝知道他说的都是实情，可心里还是难以接受即将到来的分离。

他们从相识到相知，从相恋到相守，已经走过了近二十年的光阴，从未分开过一天。

＂你去了南方，咱们家怎么办？小强还小，需要人照顾，我还得找工作维持生计…＂秀芝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我知道，都是我没用，让你受苦了。＂建国放下手中的活，走过来抱住秀芝，＂可是现在不出去闯一闯，咱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

＂等我挣了钱，就回来接你们。＂临行前，建国抱着秀芝说，＂到时候咱们一家人在南方团聚，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那一刻，他的眼中含着泪，却努力挤出一个笑容，想要给妻子一些信心和安慰。

秀芝知道，这个倔强的男人已经下定了决心，无论她说什么，都无法改变他的想法。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按时吃饭，不要太累了。＂秀芝帮他整理着衣领，叮嘱道，＂到了那边一定要来信，写详细点，别让我们担心。＂

＂放心吧，我会的。＂建国点点头，轻轻擦去妻子脸上的泪水，＂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和小强，等我的好消息。＂

火车站的广播里响起了催促的声音，提醒乘客们准备登车。

建国拎起那个破旧的皮箱，最后看了一眼妻子和儿子，转身走向站台。

汽笛声中，秀芝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模糊在人潮中，心里满是不舍和担忧。

小强拉着妈妈的手，不解地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很快的，爸爸去南方工作，挣了钱就回来。＂秀芝强忍泪水，摸了摸儿子的头。

从那天起，秀芝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她一边要照顾上学的小强，一边要寻找新的工作来维持生计。

下岗后的日子比想象中更加艰难，她尝试过摆地摊、做保洁、在餐馆洗碗，但收入微薄，勉强糊口。

幸好，小强是个懂事的孩子，从不添乱，反而常常帮着妈妈分担家务，课余时间还送送报纸赚点零花钱。

＂妈，你别太累了，我长大了就能帮你了。＂小强经常这样安慰妈妈。

秀芝每次听到这话，心里既感动又酸楚，默默发誓一定要咬牙撑下去，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建国的信每月必到，字里行间总是充满希望。

他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当了保安，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省吃俭用，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回家。

＂这边发展真快，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马路比咱们那儿宽多了，机会也多，让秀芝放心。＂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秀芝读着信，仿佛能看见千里之外的他，仍然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制服，眼神依旧清亮，为了家庭不辞辛劳。

她小心翼翼地把每一封信都保存起来，放在床头的木盒子里，每当想念丈夫的时候，就拿出来重读一遍。

＂你爸爸是个好男人，吃苦耐劳，为了咱们不怕辛苦。＂秀芝常常这样对小强说，希望孩子能够理解父亲的不得已。

小强听了，总是点点头，眼里满是对父亲的敬佩和思念。

那些因为父亲长期不在家而产生的委屈和不满，被他深深地藏在心里，不愿让妈妈看到。

转眼间，小强上了初中，又升入高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建国每次打电话回来，听到儿子的进步，总是兴奋不已，连声说：＂好，好，太好了！＂

后来做了小组长，工资涨了一些，生活条件也好了一点，但他依然舍不得花钱，把大部分收入都寄回家。

＂等小强考上大学，我就回来陪你们。＂他在电话里这样承诺。

秀芝知道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她不忍心戳破，只是在电话那头默默点头，轻声说：＂好，我等你。＂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秀芝的两鬓开始泛白，眼角的皱纹也越来越多。

她开始在社区的小超市上班，虽然工资不高，但离家近，工作稳定，能够照顾小强的生活。

＂阿姨，你家小强真有出息，听说考试又是全校第一！＂邻居们常这样夸奖。

＂是啊，孩子争气，跟他爸一样，有志气。＂秀芝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就充满了自豪和欣慰。

二零零五年，小强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

听到这个消息，建国激动得在电话那头哭了，连声说：＂好，好，真有出息！不枉我这些年的辛苦啊！＂

为了筹集学费和生活费，建国加班加点，日夜操劳，秀芝也把积蓄全都拿出来，只为了给儿子创造更好的条件。

＂你们别担心钱的事，我可以申请助学金，还能做家教赚点生活费。＂小强体贴地说。

＂不用，不用，你就安心学习，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们。＂建国在电话里坚决地说。

小强后来在大学里确实表现优异，不仅学业优秀，还参加了各种比赛和实践活动，为未来的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常说：＂爸爸是勇敢的人，我要像他一样，不怕困难，勇往直前。＂

每每听到这话，秀芝就默默转身，擦去眼角的泪水，心里既骄傲又心酸。

十年过去了，建国回来过几次，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最长的一次只待了两周就又启程返回深圳。

每次回来，他都会带些南方的特产和小礼物，给妻子买条漂亮的丝巾，给儿子买本有用的书籍。

他的头发花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深了，皮肤因长期在南方的阳光下工作变得黝黑，但精神却比从前更加硬朗。

＂再等等，＂他总这么说，＂等我退休了，就回来陪你。＂

秀芝每次都微笑着点头，心里却明白，那个朝夕相处的日子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二零一五年，小强在北京的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工作，薪水不菲，还买了房子。

他多次邀请父母去北京定居，但建国总是推辞，说还没到退休的年龄，走不开。

秀芝也不愿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城市，只在每年春节期间去北京小住几天，看看儿子的新家，感受一下大城市的繁华。

＂妈，你和爸真应该来北京住，这边条件好，医疗资源也丰富，我能照顾你们。＂小强每次都这样劝说。

＂不用，不用，我们老了，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还是在老地方自在。＂秀芝总是这样回答，眼神中透露着对故土的眷恋。

其实她心里明白，建国不愿意去北京的真正原因，是害怕给儿子增添负担，这个倔强的男人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愿麻烦孩子。

二零二零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全球，交通中断，小强无法回家过年，建国也因封城滞留在深圳。

那是秀芝第一次一个人过春节，她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春晚，电话两头分别是丈夫和儿子的声音，却感觉他们离自己那么远。

＂妈，你要保重身体，疫情结束了我就回去看你。＂小强在电话里不停地叮嘱。

＂放心吧，我这老太婆命硬着呢，啥病都不怕！＂秀芝故作轻松地说，不想让儿子担心。

＂老伴，你记得按时吃药，少出门，保护好自己。＂建国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充满了牵挂和担忧。

＂知道了，知道了，你们都别担心，我好着呢！＂秀芝笑着回应，挂了电话后，却在静静的房间里掉下了眼泪。

疫情过后，生活慢慢恢复了正常，但建国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

起初只是经常感到疲劳，后来开始咳嗽，再后来发现是肺部有问题，需要长期治疗。

＂没事，小毛病而已，吃点药就好了。＂建国在电话里这样安慰秀芝，不想让她担心。

秀芝却感到深深的不安，催促他尽快回来，在家养病。

＂再等等，等我把工作交接好，就回来。＂建国依然这样说，语气中透露着倔强。

二零二三年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秀芝接到了来自深圳的电话，但电话那头不是建国熟悉的声音，而是医院医生冰冷的通知。

建国因肺部感染引发并发症，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

秀芝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如遭雷击，久久无法言语，只是机械地问了一句：＂他…有什么遗言吗？＂

＂张先生最后说的是＇告诉我老伴，对不起，没能陪她到老＇。＂医生轻声回答。

秀芝放下电话，瘫坐在椅子上，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窗外，北风呼啸，雪花纷飞，仿佛也在为这位远离家乡的游子送行。

小强立刻从北京赶到深圳，处理了父亲的后事，把骨灰带回了家乡。

葬礼很简单，只有几位老邻居和厂里的老同事参加，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是默默地为这位逝去的老友送行。

＂爸爸这一生，太苦了。＂小强站在父亲的遗照前，痛苦地说。

＂你爸是个好人，为了这个家付出了一切。＂秀芝轻抚儿子的背，强忍泪水，不想在孩子面前崩溃。

建国生前最喜欢的银杏树下，秀芝和小强埋下了他的一部分骨灰，让他永远留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

剩下的骨灰被安放在城郊的公墓里，墓碑上刻着＂永远怀念我们敬爱的丈夫和父亲＂。

现在，秀芝坐在老旧的沙发上，轻抚相框中建国的照片，思绪飘回了那些逝去的岁月。

窗外，小区里的年轻人正高声谈笑，谈论着最新的电影和游戏，生活充满了活力和希望。

她想起昨晚小强打来电话，说要接她去北京住，不希望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

＂妈，您就跟我去吧，我已经帮您收拾好房间了，您什么都不用带，到了那边我再给您买新的。＂小强恳切地说。

＂再等等，我想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秀芝轻声回答，和当年建国说的一模一样。

她想多陪伴丈夫一段时间，在这个充满回忆的城市，在他们共同生活过的地方，感受他的存在。

窗外的银杏叶飘落，像一个个黄色的蝴蝶，轻轻地落在地上。

秀芝望着这些落叶，仿佛看见了她和建国的一生——在时代的大潮中，他们像两片叶子，虽然分隔两地，却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飘落。

＂你说我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秀芝再次抚摸着照片上丈夫的脸庞，眼中含着泪水。

他们的时间，都融入了时代的长河，都化作了儿子脸上的微笑，都凝结成了彼此心中的爱与思念。

秀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轻轻擦去眼角的泪水，走到窗前，看着远处的夕阳。

夕阳的余晖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就像当年那个站在银杏树下的建国一样，温暖而坚定。

生命的刻度，不是以年来计算，而是以爱来衡量。

来源：江南慕雨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