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蝉鸣格外聒噪，像要把整个胡同的青砖黛瓦都给掀翻。

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蝉鸣格外聒噪，像要把整个胡同的青砖黛瓦都给掀翻。

我姐叫陈曦。

曦光微露的曦。

那年她十九岁，我九岁。

她要去内蒙古插队的消息，像一颗扔进油锅里的水珠，在我们家炸开了。

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上山下乡”，只知道姐姐要出远门，去一个很远很远，信都要走半个月的地方。

出发前一个星期，她开始收拾东西。

我像个小尾巴，跟在她屁股后面，看她把一件件的确良衬衫、一条条洗得发白的裤子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一个巨大的绿色帆布行李箱里。

她把我最喜欢的那本《安徒生童话》也放了进去，书的边角都已经被我翻卷了。

我说：“姐，那是我的。”

她回头，冲我笑，眼睛亮晶晶的，像含着两颗星星。

“到了那边，想你了，就给你读故事。”

我信了。

直到那天下午。

太阳蔫蔫地挂在天上，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都卷着边儿。

我从外面疯跑回来，满头大汗，一进院子就闻到一股呛人的烟味。

不是我家小厨房里煤炉的味道，是一种纸张和墨水混合着燃烧的，带着点绝望的焦糊气。

我看到我姐蹲在院子中央，面前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桶。

火光在她年轻的脸上跳跃，映得她脸色忽明忽暗。

那火，怎么说呢，不是家里烧煤球的蓝火，也不是冬天烤红薯的红火，它是一种苍白的、急促的火焰，贪婪地吞噬着什么。

我走近了才看清，她在烧日记。

一本又一本，厚厚的，封面是她自己用牛皮纸包的，上面用隽秀的钢笔字写着年份。

1962，1963，1964……

那些都是她的宝贝，平时我碰一下她都要瞪我。

我记得有一回，我好奇，偷偷翻开一本，里面贴着一片被压平的银杏叶，旁边写着一行小字：“今日秋分，与君初见，满地金黄。”

她发现后，第一次对我发了脾气，不是大吼大叫，就是红着眼圈，一整天没理我。

可现在，她把它们一本一本地，亲手投进火里。

火苗“呼”地一下窜上来，舔舐着那些熟悉的字迹，把它们变成卷曲的、黑色的灰烬。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梦想被烧焦的味道。

我呆呆地站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姐，你干嘛呢？”

我终于憋出一句话，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她没有回头，只是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

“小默，别过来，呛。”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害怕。

我看着那些灰烬在热浪里飞舞，像一群黑色的蝴蝶，心口堵得难受。

我觉得，姐姐烧掉的不是纸，是她自己。

是那个喜欢在秋天捡银杏叶，喜欢在日记本里抄诗，喜欢在台灯下给我讲故事的姐姐。

火渐渐熄了。

铁皮桶里只剩下一堆尚有余温的灰。

姐姐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脸上没什么表情。

她转身回屋，我看见她眼角有亮晶晶的东西，一闪而过。

我没敢跟进去。

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直到太阳落山，晚霞烧红了半边天。

我走到那个铁皮桶旁边，用一根小树枝在灰烬里扒拉着。

我想找到点什么，找到一点点姐姐没烧掉的东西。

结果，什么都没有。

全是黑色的，一碰就碎的灰。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看到桶底的边缘，压着一张纸。

它没有被烧到，只是被烟熏得有些发黄。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抽出来，是一张信纸。

很普通的那种，带着横格。

我把它翻过来，又翻过去，看了好几遍。

是白的。

什么都没写。

一张空白的信纸。

我当时很失望，随手就想把它扔回桶里。

可鬼使神差地，我犹豫了。

我想起姐姐烧日记时那决绝又痛苦的眼神。

她烧掉了所有的秘密，为什么会单单留下一张白纸？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

我把那张纸叠好，像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一样，塞进了我的裤兜里。

口袋里还有几颗弹珠，硌得那张纸很不舒服。

我把它掏出来，又小心地抚平，放进了上衣的口袋，紧紧挨着胸口。

那里暖和。

姐姐走的那天，是个大晴天。

火车站人山人海，全是去送行的。

红色的标语，震天的锣鼓，还有一遍遍响起的口号，吵得人头疼。

姐姐穿着崭新的蓝色工装，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淹没在一群和她同样年轻的面孔里。

她看起来很瘦小。

妈妈一直在哭，爸爸一个劲儿地抽烟，眉头拧成个疙瘩。

我抓着姐姐的衣角，怎么也不肯松手。

她蹲下来，摸了摸我的头，又一次对我笑。

“小默，在家要听话，好好学习。”

我“哇”的一声就哭了。

“姐，你别走了，我把我的弹珠都给你。”

她把我搂进怀里，抱得很紧。

我闻到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肥皂味，还有行李箱里樟脑丸的味道。

“傻小子，”她在我耳边说，声音很轻，“姐姐很快就回来看你。”

火车鸣笛的时候，她被人潮推着往前走。

她一次次回头看我们，挥着手，脸上还带着笑。

可我看见了，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火车开走了，带走了我的姐姐，也带走了那个夏天的蝉鸣。

之后的很多年，那张空白的信纸，成了我唯一的念想。

我把它夹在我最宝贝的那本《三国演义》里，时不时就拿出来看。

我把它对着光看，想看看有没有水印。

我把它放在鼻子下闻，想闻出点什么特殊的味道。

我甚至学着电影里的样子，用火柴微弱的火苗在纸下轻轻地烤。

结果差点把它点着，吓得我赶紧吹灭，心疼了好半天。

什么都没有。

它就是一张普普通通的，被烟熏黄了的白纸。

姐姐偶尔会来信。

信写在很粗糙的纸上，字迹也不如从前娟秀了，变得有些潦草和用力。

她说内蒙古的风很大，天很蓝，牛奶很好喝，她学会了骑马，还学会了给羊接生。

她每次都会在信的末尾问我：“学习怎么样了？有没有好好看书？”

从不提过去。

我给她的回信里，问过一次：“姐，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在我这儿？”

我满心期待她能给我一点提示。

她的回信隔了很久才到，信里说：“忘了就忘了吧，人总是要往前看的。”

我看着那行字，心里说不出的失落。

我觉得，她连同那些日记一起，也把一部分的自己，永远地留在了那个烧着火的下午。

时间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走着。

我上了中学，个子蹿得比姐姐还高了。

胡同里的老槐树，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那张信纸被我摩挲得边角都起了毛，颜色也从浅黄变成了深黄。

它像一个沉默的谜语，陪着我度过了整个少年时代。

1976年，那是一个多事之秋。

秋天快结束的时候，姐姐回来了。

不是荣归故里，是被人用担架抬回来的。

她在牧区为了抢救被暴风雪围困的羊群，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伤了腿，也伤了身子。

回来那天，她躺在床上，脸蜡黄蜡黄的，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曾经那双亮晶晶的眼睛，也变得黯淡无神。

她不再笑了。

也很少说话。

大多数时候，她就那么躺着，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不知道在想什么。

医生说，她的腿以后走路会有点跛，更严重的是，她的身体亏空得太厉害，以后恐怕很难再有孩子了。

妈妈听完，背过身去，肩膀一抽一抽的。

爸爸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

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屋子里，从此被一种沉闷的、压抑的气氛笼罩着。

我把那张空白的信纸拿给她看。

我想，也许现在，她愿意告诉我秘密了。

她躺在床上，侧着头，看了那张纸很久。

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波澜，但很快就熄灭了。

“一张废纸罢了，”她淡淡地说，“扔了吧。”

我没扔。

我又不死心地把它收了起来。

我不相信。

如果真的是一张废纸，她不会是那种眼神。

姐姐的身体养了很久，总算能下地走路了。

一瘸一拐的，走不快。

她不再穿那些漂亮的布拉吉，终日都是一身灰扑扑的衣裤。

街道给她安排了一个在居委会看大门的工作，清闲，但是没什么前途。

很快，就有人上门来给她说媒。

对方是隔壁胡同的一个钳工，姓王，人很老实，就是有点木讷，年纪比姐姐大了快十岁，还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

介绍人说：“陈曦这情况，能找到个正经人家就不错了，别挑了。”

我气得想跟她吵，被我妈一把拉住了。

我看见姐姐坐在床边，低着头，一言不发。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给她镶了一道金边，可她整个人，却像是活在影子里。

我冲进她房间，把门关上。

“姐，你不能嫁！他配不上你！”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空洞洞的。

“小默，你不懂。”

“我不懂什么？我不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以前喜欢看书，喜欢写诗，你还说以后要考大学，当作家！你看看你现在，你甘心吗？”

我把心里憋了很久的话，一股脑全吼了出来。

她被我吼得愣住了，然后，眼圈慢慢地红了。

那是我从她回来以后，第一次见她流泪。

不是嚎啕大哭，就是无声地掉眼泪，一滴，一滴，砸在手背上。

“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

她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说，“小默，姐姐的梦，在十年前那个下午，就烧干净了。”

我的心，像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疼得喘不过气。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把那张空白的信纸又拿了出来，就着昏暗的台灯，一遍一遍地看。

十年了。

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姐姐宁愿放弃自己的人生，也不愿意再提起？

我忽然想起一个细节。

姐姐的日记本，封面都是她自己用牛皮纸包的。

而那张空白的信纸，材质虽然普通，但摸上去，比一般的信纸要厚实、挺括一些。

我把它拿到鼻子下面，又仔细地闻了闻。

除了陈年的纸张味和淡淡的墨香（也许是我的错觉），还有一种极细微的、几乎闻不到的……酸味？

像柠檬？

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划过我的脑海。

我小时候在少年宫的兴趣小组里，老师教过我们一种“密写”的方法。

用柠檬汁或者米汤在纸上写字，干了以后什么都看不出来。

但是，只要用火稍微一烤，字迹就会显现出来。

是棕色的。

我的心，“怦怦”地狂跳起来。

我冲进厨房，看到桌上放着一个妈妈刚用过的柠檬，还剩下一小半。

我不敢用火，怕再把信纸烧了。

我想了想，跑回自己屋里，把台灯打开。

那时候的台灯，还是那种老式的，用的是白炽灯泡，开久了会非常烫。

我把信纸小心翼翼地，放在了灯罩上。

灯罩的热度，缓缓地传递到纸上。

一秒，两秒，十秒……

我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张纸。

纸张开始变得更黄，更脆。

然后，奇迹发生了。

在纸张的正中央，一些浅褐色的痕迹。

它们一开始很模糊，像水渍，但随着温度的升高，颜色越来越深，轮廓也越来越清晰。

那是一行行熟悉的，娟秀的钢笔字。

是我姐姐的字。

不，比她后来写信的字，要美得多，也温柔得多。

我的手在抖。

我把信纸从灯罩上拿下来，捧在手心，像捧着一件稀世珍宝。

上面写着：

“博文：

见信如唔。

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与你道别。

近来风声鹤唳，院里的高音喇叭日夜不休，街上满是激昂的人群。我仿佛看到一团烈火，即将席卷所有。

我们昨日在景山公园的会面，许是最后一面了。

你说，待到春暖花开，要带我去武大看樱花。你说，你要考取人大新闻系，用笔记录这个时代。你说，我们有共同的梦想，要一起守护文学最后的尊严。

这些话，我都记在心里，像冬日里揣着的一块暖炭。

可是博文，我们太年轻，也太天真了。

时代洪流，非你我之力可以阻挡。

今日午后，我烧掉了所有的日记。

烧掉了我们一起抄的诗，一起读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一起批注的《静静的顿河》。

也烧掉了，我为你写的，每一句心事。

火光映红了我的脸，也灼痛了我的心。那一刻，我多想随那些灰烬一同散去。

但我不能。

我去意已决，将赴内蒙草原。

或许，只有在最广阔的天地间，才能为自己寻得一丝喘息之地。

你不必找我，更不必等我。

忘了我，也忘了我们曾有过的那个文学梦。

你要好好活下去，活到可以自由读书，自由写作的那一天。

你一定要，连同我的那一份，一起活下去。

把我们的梦，变成现实。

切记，切记。

此信阅后即焚，不必回复。

陈曦

一九六六年八月”

信不长。

字也不多。

我却看了很久很久。

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我的心上。

原来，那本日记里被压平的银杏叶，旁边写的“与君初见”，那个“君”，就是这个叫“博文”的人。

原来，姐姐不是没有梦想，只是她的梦想，连同那个叫林博文的青年一起，被她亲手埋葬在了十年前那个下午。

原来，她不是不甘心，而是她把所有的甘心，都变成了一句“你要好好活下去”。

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要去内蒙，为什么回来后判若两人，为什么甘愿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因为她心里，早就住不下别人了。

她的心，一半留在了北京的那个下午，一半，跟着这个叫博文的人，去了未来。

而她自己，只剩下一个躯壳，在现实里随波逐流。

我捏着那封信，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为我姐姐感到心痛，为她被时代洪流裹挟，身不由己的命运感到悲哀。

也为我自己的无知和鲁莽感到羞愧。

我冲她吼，说她不甘心，我根本不知道，她背负着怎样沉重的过往。

我必须做点什么。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姐姐，就这样毁了自己的一生。

我拿着信，冲进了她的房间。

她正坐在窗边发呆，看到我满脸泪痕地闯进来，愣住了。

“小默，你这是怎么了？”

我把那封已经显现出字迹的信，递到她面前。

“姐，我都看到了。”

她的目光落在信纸上，瞳孔猛地一缩。

她一把抢过那封信，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她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良久，她抬起头，用一种近乎绝望的眼神看着我。

“你是怎么……怎么发现的？”

“你忘了，你教过我，用柠檬汁可以写密信。”

我撒了个谎。

我不想让她知道，我为了这个秘密，纠结了整整十年。

她怔怔地看着手里的信，眼泪，终于决堤。

她不再是无声地流泪，而是像个孩子一样，抱着那封信，放声大哭。

那哭声里，有压抑了十年的委屈，有错失爱人的痛苦，有梦想破碎的不甘，还有对命运无情的控诉。

我站在旁边，手足无措，只能任由她的哭声，将我彻底淹没。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姐姐如此失态。

她哭了好久，直到声音都沙哑了。

她擦干眼泪，把信纸小心翼翼地叠好，重新递给我。

“小默，这件事，就当从没发生过。信，你替我毁了它。”

“为什么？”我急了，“姐，这个叫林博文的人是谁？他在哪儿？我们去找他！你不能就这么嫁了！”

“找不到了。”她摇了摇头，脸上是一种死灰般的平静，“十年了，人海茫茫，我去哪里找？或许，他早就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生活。或许，他……早就已经不在了。”

那个年代，一个“或许”，背后可能就是生离死别。

“就算这样，你也不能放弃自己啊！”

“我没有放弃，”她看着我，眼神异常认真，“小默，我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你要考大学，你要去读你想读的中文系，你要替我，替他，把那个梦做完。这就是我活下去的意义。”

我无言以对。

我看着她消瘦的脸庞，和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变得粗糙的手，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我知道，我劝不动她了。

她的心，已经死了。

姐姐最终还是嫁给了那个王钳工。

出嫁那天，她没有穿婚纱，就穿了一身红色的新衣服。

她没有请很多客人，就两家人在一起，简单吃了一顿饭。

席间，她没怎么说话，只是偶尔给那个五岁的继子夹菜。

那个孩子怯生生地叫她“妈妈”，她点了点头，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我看着那一幕，心里堵得发慌。

我觉得我姐，不像是在结婚，像是在参加一场告别仪式。

告别过去的自己。

婚后的日子，平淡如水。

她成了一个合格的妻子，一个尽职的后妈。

她每天洗衣做饭，照顾丈夫和继子，把家里打理得井井不紊。

她再也没碰过书，也再没提过“文学”两个字。

她身上的那点“曦光”，好像彻底熄灭了，变成了一颗在生活里蒙尘的石头。

我考上了大学，如她所愿，读了中文系。

我去学校报到的那天，她一瘸一拐地送我到巷子口。

“小默，到了学校，好好读书。”

她一边说，一边给我整理衣领，就像很多年前，我送她去火车站时一样。

“别像我。”

她说完这三个字，就转过身，快步走开了。

我看着她有些蹒跚的背影，眼眶一热。

大学四年，我像疯了一样读书。

我读鲁迅，读巴金，读沈从文，也读那些被尘封了很久的外国名著。

我每次放假回家，都会给她带几本书。

她总是收下，然后放在柜子里，再也没动过。

那封密信，我没有毁掉。

我把它藏在一个更隐秘的地方。

我总觉得，这个故事，不应该就这么结束。

我开始利用课余时间，打听一个叫“林博文”的人。

我去了很多图书馆，翻阅了六七十年代的报纸和期刊。

我去了很多人事档案处，想查找当年的毕业生名单。

如同大海捞针。

“博文”这个名字，说普通也普通，说不普通也特别。

我找到了好几个林博文，但都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有的年纪不对，有的专业不对，有的经历完全对不上。

希望一次次燃起，又一次次破灭。

有时候我甚至会想，是不是姐姐说的是对的？

或许，他真的已经不在了。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记者。

这个职业，满足了我小时候的好奇心，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人和事。

我依然没有放弃寻找。

它成了一个执念。

我总觉得，我欠姐姐一个交代。

我要让她知道，她当年守护的那个人，她为之付出一生的那个人，究竟去了哪里，过得怎么样。

时间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

世纪之交，北京的变化日新月异。

胡同被推倒，建起了高楼。

我们家也搬进了楼房。

姐姐的丈夫前几年因为生病去世了。

她的继子也已经长大成人，娶妻生子。

她成了一个清闲的、沉默的、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带带孙子，买买菜，在小区的花园里，和其他老太太一起晒太阳。

她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那双曾经亮晶晶的眼睛，彻底被岁月磨平了。

有时候我去看她，她会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地说一些家常。

说今天的菜价，说孙子又不听话了，说隔壁的张大妈和儿媳妇吵架了。

绝口不提过去。

仿佛那个叫陈曦的十九岁少女，从来没有存在过。

我以为，这个秘密，会永远地被埋葬下去。

直到2008年。

那一年，北京在办奥运。

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种亢奋和自豪的氛围里。

我当时在一家晚报当副主编，负责一个“京城记忆”的专栏，专门采访一些老北京，记录他们和这座城市的故事。

有一天，一个同事递给我一份采访线索。

“头儿，这有个挺有意思的老先生，叫林致远，以前是人大新闻系的教授，桃李满天下。他最近刚从美国回来，准备在国内定居。他年轻时候的故事挺传奇的，好像和当年的一个地下文学沙龙有关，您看有没有兴趣？”

“林致远？”

我念着这个名字，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我对“地下文学沙龙”这几个字，很敏感。

我答应了下来。

采访约在后海的一家茶馆里。

林致远教授，看上去七十岁左右，但精神矍铄，腰板挺得笔直。

他穿着一件很得体的中式褂子，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身上有种儒雅的书卷气。

我们聊得很投机。

他从他在北京的童年聊起，聊到在人大求学的岁月，聊到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们一群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如何偷偷地聚在一起，分享禁书，交流思想。

他说，那个沙龙，是他们那一代人，在精神荒漠里开辟出的一小块绿洲。

“可惜啊，”他叹了口气，眼神里流露出深深的怀念和伤感，“后来，那场风暴来了，我们那个小小的沙龙，也不得不解散。大家各奔东西，很多人，从此就断了联系，再也没有见过。”

我的心，忽然漏跳了一拍。

我试探着问：“教授，那时候，你们沙龙里的人，都用真名吗？”

他笑了笑，摇了摇头。

“怎么可能？那时候多危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号’，或者说笔名。比如我，我叫‘致远’，取自‘宁静致远’。还有一个朋友，喜欢普希金，就叫‘普客’。还有一个姑娘，特别喜欢《静静的顿河》，我们就叫她‘顿河姑娘’。”

“顿河姑娘？”

我感觉自己的血液，开始加速流动。

姐姐的信里，提到了《静静的顿河》。

“是啊，”林教授陷入了回忆，“一个很爱笑，眼睛特别亮的姑娘。她的真名叫什么，我现在都记不清了，好像姓陈……对，姓陈。”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抖动起来。

我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了那个我珍藏了四十多年的信封。

里面的信纸，已经脆得像秋天的落叶。

我把那封信，轻轻地推到林致远教授的面前。

“教授，您看看这个。”

他有些疑惑地拿起信纸。

当他的目光触及到那些已经变成深褐色的字迹时，他的手，猛地一僵。

他扶了扶眼镜，凑近了，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

茶馆里很安静，我能听到窗外的蝉鸣，和四十多年前那个夏天，一模一样。

我看到林教授的眼眶，慢慢地红了。

他的嘴唇翕动着，像是在默念着信里的内容。

读到最后，他抬起头，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

“这封信……这封信怎么会在你这里？”

他的声音，带着无法掩饰的颤抖。

“写信的人，是我的姐姐，陈曦。”

我一字一句地说。

“陈曦……陈曦……”他反复念着这个名字，像是要把这两个字，刻进骨子里，“对，是她，她叫陈曦。曦光的曦。”

他摘下眼镜，用手背抹了抹眼睛。

“我等了这封信，等了四十二年。”

他告诉我，他的本名，就叫林博文。

“博文”，是他父亲给他取的名字，希望他博学多闻。

而“致远”，是陈曦给他起的“号”。

她说：“博文，你的志向，在远方。”

当年，他们是沙龙里年纪最小的两个人，也是最志趣相投的。

他们一起读海明威，一起在故宫的角楼下，探讨《红楼梦》的结局。

他说，陈曦是他见过最有灵气的姑娘。

她的日记，写得像诗一样。

1966年夏天，风暴来临，他们都知道，分别就在眼前。

在景山公园的最后一次见面，他把自己家的地址，写在了一张纸条上，交给了陈曦。

他对她说：“如果有一天，你想我了，就给我写信。哪怕是一张白纸，我也会去找你。”

他以为，陈曦会懂他的意思。

“一张白纸”，是他们之间的暗号。

意思是：我安全，但无法言说。

可他等啊等，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

他没有等到任何信。

一张白纸都没有。

后来，他也被下放到了农场。

再后来，他考上了研究生，留校任教，成了著名的学者。

他去内蒙古找过她。

按照她当年留下的模糊地址，在一个叫“红旗牧场”的地方，打听一个叫“陈曦”的北京知青。

当地人告诉他，是有这么一个姑娘，但很多年前，就因为受伤，回北京了。

他回到北京，像没头的苍蝇一样，找了很久。

北京太大了。

一个叫陈曦的姑娘，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人海里。

再后来，他结了婚，对方是他的同事，一个温婉贤淑的女人。

再再后来，他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一待就是十几年。

他的妻子，前几年在美国病逝了。

他处理完后事，觉得落叶总要归根，于是选择了回国。

“我一直以为，她当年把我的纸条弄丢了，或者，她早就忘了我。”

林博文教授的声音，充满了无尽的沧桑和遗憾。

“我怎么也没想到，她给我写了信，而且是这样一封信。”

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恳切。

“她……她现在，还好吗？”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该怎么告诉他？

告诉他，那个曾经眼睛亮晶晶，梦想着当一个作家的“顿河姑娘”，成了一个跛着脚，在生活里沉默隐忍的老太太？

告诉他，她为了守护那句“你要好好活下去”，付出了自己一生的幸福？

我沉默了很久。

“我姐……她结婚了，丈夫前几年走了。她现在……和继子一家住在一起，身体不太好。”

我选择了最委婉的说法。

林博文教授的眼神，瞬间黯淡了下去。

他拿起那封信，又看了一遍，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

“是我害了她。”

“不，”我说，“是那个时代，害了你们。”

那天下午，我和林教授聊了很久。

他给我讲了很多很多，关于他和姐姐的往事。

那些我不知道的，被姐姐烧掉的，关于青春和梦想的细节。

我才知道，姐姐当年有多么才华横溢。

我才知道，他们当年的感情，有多么纯粹和深刻。

临走的时候，林教授对我说：“小默，谢谢你。谢谢你把这封信带给我。也替我，谢谢你姐姐。”

他把信还给了我。

“这封信，是你姐姐写给你，也是写给那个时代的。它应该由你来保管。”

他又说：“我能……去看看她吗？”

我犹豫了。

我不知道，让他们在四十二年后重逢，对姐姐来说，是慰藉，还是又一次残忍的揭疮疤。

“我不会打扰她的生活，”林教授看出了我的顾虑，轻声说，“我就在远处，看她一眼，就一眼。”

我最终还是答应了。

我把他带到了姐姐住的那个小区。

正是傍晚时分，很多老人在花园里散步。

我一眼就看到了我姐。

她正推着一辆婴儿车，慢慢地走着，时不时地，会停下来，逗逗车里的小孙子。

夕阳的余晖，洒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安详。

我和林教授，就站在远处的一棵大树下。

林教授就那么远远地看着她，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他整个身体都在微微地颤抖。

他看了很久很久。

直到姐姐推着婴儿车，消失在单元楼的门口。

“走吧。”

他转过身，对我说。

他的眼眶是红的，但脸上，却带着一丝释然的微笑。

“这样，就很好。”他说。

从那以后，林博文教授再也没有提过要见我姐姐。

但他会经常约我出来喝茶。

他会和我聊文学，聊时事，聊我的工作。

更像一个忘年交，一个长辈。

他把一套他自己签名的著作送给我，扉页上写着：“赠陈默先生，感谢你，让我们在文字里重逢。”

他也给了我一套，让我转交给我姐姐。

我把书拿给姐姐的时候，她正在厨房里包饺子，手上沾满了面粉。

她看了看书的封面，又看了看扉页上那个龙飞凤舞的签名：林致远。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把书接了过去，放在了客厅的柜子上。

和那些我送给她的书，放在了一起。

2009年的冬天，特别冷。

姐姐在那年冬天，因为突发性心梗，走了。

走得很突然。

那天早上，她还去菜市场买了菜，准备中午包饺子。

她是在厨房里倒下的，手里还攥着一把韭菜。

等我们发现，送到医院时，已经晚了。

在整理她遗物的时候，我打开了那个她从来不让我们碰的，上了锁的木箱子。

里面是她的一些旧衣服，还有我们小时候的照片。

在箱子的最底层，我看到了我送给她的那些书。

鲁迅，巴金，沈从文……

还有林博文教授送给她的那一套。

每一本，都用塑料书皮，包得整整齐齐。

书页没有一丝卷曲，看得出来，主人非常爱惜。

但是，又不像经常翻阅的样子。

我随手拿起一本林教授的文集，翻开。

书里夹着一张书签。

是一片被压得极平，极干的，银杏叶。

叶子的脉络清晰可见，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原来，她不是没有看。

她只是把所有的思念，都藏在了这片无言的银杏叶里。

她烧掉了所有的日记，却烧不掉心里那个“满地金黄”的秋天。

林博文教授来参加了姐姐的追悼会。

他没有以朋友的身份，就混在我的同事和朋友中间，默默地站在最后一排。

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胸前戴着一朵白花，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

他看上去，比上次见面时，苍老了许多。

追悼会结束，他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默，节哀。”

我们相顾无言。

良久，他说：“她这一生，太苦了。”

我说：“她守住了她的承诺。”

他点了点头，眼圈又红了。

“我知道。”

那天，送走所有的宾客后，我在姐姐的灵堂前，坐了很久。

我把那封我珍藏了一辈子的密信，连同那片银杏叶，一起放进了一个铁盒里。

我想，等我将来老去，我会把这个盒子，带到姐姐的墓前。

我会告诉她，那个叫林博文的青年，遵守了诺言。

他好好地活了下来，连同她的那一份，一起，把那个文学梦，变成了现实。

后来，我把姐姐的故事，写成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报道，发表在了我所在的晚报上。

我隐去了所有的真实姓名。

我把姐姐化名为“曦”，把林教授化名为“远”。

文章的标题，叫《白纸上的爱情》。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很多人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故事的真伪，想要知道主人公的结局。

我都没有回答。

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没有结局。

它只是那个大时代里，无数被雨打风吹去的爱情和梦想中，微不足道的一个。

再后来，林博文教授，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都捐赠了出来。

他在北京大学设立了一个“曦远文学基金”，专门用来奖励和资助那些热爱文学，却家境贫寒的年轻人。

在基金会的成立仪式上，他作为创始人，发表了演讲。

他说：

“我有一个朋友，她是我见过最热爱文学，也最有才华的姑娘。在最黑暗的岁月里，是文学，给了我们彼此慰藉和希望。”

“后来，我们分开了。她对我说，要好好活下去，把我们的梦，变成现实。”

“今天，我设立这个基金会，就是想替她，完成这个未了的心愿。”

“我希望，每一个热爱文学的年轻人，都不要因为现实的困窘，而放弃心中的那束光。”

“因为那束光，不仅仅属于你们自己，也承载着我们这一代人，被埋葬的青春和梦想。”

“我那个朋友的名字里，有一个‘曦’字，是晨曦的曦。”

“我希望，这个基金会，能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一样，照亮更多年轻人的文学之路。”

那天，他讲了很多。

台下，坐着很多年轻的，充满朝气的脸庞。

我坐在第一排，看着台上的他，白发苍苍，却目光如炬。

我仿佛又看到了，六十六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

也仿佛看到了，我那十九岁的姐姐，站在景山之巅，眼睛亮晶晶地，对他说：

“博文，你的志向，在远方。”

是的，在远方。

一个春暖花开，可以自由读书，自由写作的远方。

一个樱花烂漫，梦想可以照进现实的远方。

姐姐，你看到了吗？

你们的梦，没有被烧掉。

它变成了满天繁星，照亮了后来者的路。

来源：小七闲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