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是进入清代学术的重要窗口。书中记述了戴震称钱大昕为当世“第二人”，江藩认为戴震自居第一。此种解释，正与戴震才情纵横，行事高调，喜开风气之先，但又麻烦缠身的“人设”相关，而获得历代学界的采信。即便后世如余英时努力为戴震辩护，但证据并不充足。

谁是“第一人”

文 ｜ 华喆

（《读书》2025年10期新刊）

乾隆十九年 （一七五四） 春，时年三十二岁的戴震携妻挈子，从老家休宁前往京城，希望能够在北京暂时安身。此时的戴震虽说已有著作出版，受到江南一些前辈学者的关注，但在人文荟萃的京师之地他还是个寂寂无名之辈，远没有后世人眼中的皖派宗师气象。即使他自己，恐怕在临行之前也绝想不到，此番上京，在日后学人看来，是何等的风云际会。

《清代学者象传·戴震》

这是戴震人生中首次上京，本来颇有点英雄气短，败走麦城的无奈。戴氏宗族中的一位不肖子弟，竟将祖先坟茔私自出卖给了当地的豪绅程氏，戴震据理力争，想要与程氏对簿公堂。没想到程氏买通休宁县令，戴震只得远行避祸，干脆来到北京讨生活，住在宣南的歙县会馆。初到京城，举目无亲，此时戴震过的日子竟是连喝口粥都困难。正在百般无计，几乎要潦倒街头的时候，戴震遇到了他一生之中最为重要的知己钱大昕。面对这位年长自己五岁，素有 “ 狂生 ” 之名的戴东原，钱大昕却给出了石破天惊的五字考语 “ 天下奇才也 ” ，并把戴震介绍给了礼部侍郎秦蕙田，协助秦蕙田编纂《五礼通考》。这才让戴震在京城安顿下来，终于开始崭露头角。

之所以说乾隆十九年戴震进京堪称风云际会，是因为这一年本是礼部会试之年，各省应考举子皆在本年初赶赴春闱，一时公车冠盖云集京华。本年得高中者，除了来自嘉定的钱大昕以外，还包括他的两位江苏同乡，也是毕生挚友王鸣盛、王昶，以及来自直隶的纪昀纪晓岚和京城大兴的朱筠。戴震通过钱大昕与这几位朋友相识，大家在闲暇时把臂同游，日后分散各地，仍然声气相求，无形之中推动了乾嘉汉学的影响力，才使得所谓考据学风气发扬光大。回溯这段历史，清代学术的这一大事因缘，似乎在钱、戴二人结交会面的那一刻已有定数，每每令后代学人感怀不已。但是，到了嘉庆末年，扬州学者江藩在记录这些前辈学者事迹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却记录了戴震对于钱大昕的一段评价，引起了颇多争议，遂成一段公案。

江藩的这段记载，出现在《国朝汉学师承记》 （简称《师承记》） 的《钱大昕传》之中。他在《传》末提到， “ 戴编修震尝谓人曰： ‘ 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 ’ 盖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 ” 。 “ 晓征 ”“ 东原 ” 分别是钱大昕和戴震的表字。熟悉清代学术史者应当知道，如果论起学术成就，钱大昕是当之无愧的清代学术第一人。至于戴震，则一直是充满争议的人物，固然他在学术思想方面，有引领风气之功，但比如校勘《水经注》、编纂《直隶河渠书》方面均与赵一清有著作权官司，对待朱彝尊等前辈学者又颇有不敬之处，导致同辈朋友之间如程晋芳、王鸣盛等人，均对戴震有不同程度的微词。至江藩转述戴震 “ 第二人 ” 语一出，后来学者大多不以戴震为然，认为戴震自居第一，而将钱大昕贬为第二，不仅狂妄至极，而且忘恩负义。

《国朝汉学师承记》嘉庆二十三年刻本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末，戴震的风评开始发生逆转，梁启超、胡适、钱穆等人更加看重戴震 “ 实事求是 ” 的科学态度以及他在哲学层面的努力。在此思潮的影响之下，后来学者们逐渐跳出了以往的刻板印象，大家纷纷尝试去理解戴震，对 “ 吾以晓征为第二人 ” 做出了不同解读。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认为戴震 “ 在这里是用义理作为判断的标准 ” ， “ 以晓征为第二人，并不是故意贬抑钱大昕，而是绕着弯子来说明考证决非第一义的学问 ” 。余英时此书最为重要的发明，即借用了以赛亚 · 伯林的 “ 刺猬与狐狸 ” 比喻，说明戴震是披着狐狸外衣的刺猬。尽管早年以考据学大师著称，而戴氏始终不能忘情的，恰恰是在义理方面，并不青睐单纯的考证功夫。然而陈鸿森却在为漆永祥《汉学师承记笺释》所作序中提出反论，强调戴震卒于乾隆四十二年 （一七七七） ，此时钱大昕尚在丁忧，日后许多鼎鼎大名的学术著作还在撰写之中，至戴震逝世时，已出版者仅有《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的六卷而已。戴震以钱大昕为第二人，目的并不在炫耀自己为第一人，而是在钱氏尚无著述出版时，表达对钱氏的赏识之意，可谓 “ 精鉴知人 ” 。尽管两人结论不一，但共同之处仍在于维护戴震，认为钱大昕为 “ 第二人 ” 之说并非出于狂妄，而是有其合理性在内。

当然，余、陈两位先生的观点并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的疑问。不管戴震以什么为标准，既然他曾经深受钱大昕的帮助，却将钱氏列为第二人而自居第一，总是难免让人怀疑他的人品。而如果说这是戴震 “ 精鉴知人 ” 的表现，也不符合清人论学的一贯口吻。毕竟清人与当代职业学者有所不同，没有量化指标的概念，对方学术水平如何，在日常交游中就可以感受到，而不必依赖著作。举例而言，钱大昕《潜研堂集》中有《与戴东原书》一篇，主要内容为指摘戴震的老师江永测算冬至方法的不足，大概作于乾隆二十三年 （一七五八） 前后。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在算学和历法方面，钱氏较之戴震高出一筹。在这种情况下，戴震想要表彰钱大昕的学问，却把钱大昕说成 “ 第二人 ” ，怎么看也过于勉强了。

现在回首这段公案，学者们都普遍接受了江藩对于 “ 第二人 ” 说的解读，也就是 “ 盖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 ” 一句。但在各种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追问的是，在戴震的这句话中，到底谁是第一人？江藩的理解究竟对不对？我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通王鸣盛致王昶书札中找到了一点线索，江藩对戴震 “ 第二人 ” 的解读很可能存在问题，第一人并非戴震，而是另有其人。

《清代学者象传·钱大昕》

王鸣盛是钱大昕的大舅哥，也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王昶则与王鸣盛是青年时代的莫逆之交，又是乾隆十九年的同年进士。王昶在乾隆十九年中，也曾短暂地在秦蕙田《五礼通考》馆中与戴震共事，两人原本有不错的交情。命运却与王昶开了个巨大的玩笑，殿试后的朝考他名列第三，却因体貌不佳被降入三等，无缘庶吉士，只得了个归班候铨。到十九年秋，生活无着的王昶只得离京前往济南，投奔山东运使吴凌云。王鸣盛在乾隆二十年 （一七五五） 给王昶写信，信中有一段话，是王鸣盛为王昶讲述戴震的近况：

又休宁戴震字东原，来京与弟交契至厚。其人境遇困厄，贫窘特甚。妻子冻馁，几乎无以为生。其学无所不通，精深博大，昔人所云通天地人之谓儒者，殆或庶几足以当之。平生所见，定宇以下，此为第二人。大兄若遇旧交，为我告之，在京得此一友，亦足以豪也。

王鸣盛致王昶书札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王鸣盛评价戴震， “ 平生所见，定宇以下，此为第二人 ” 。定宇即惠栋，苏州人，长于戴震二十七岁，与钱大昕、王鸣盛为忘年交，以治学 “ 信而好古 ” 著称，是当时江南考据学者的代表人物。王鸣盛认为戴震是惠栋以下第二人，既是推崇前辈，又有为朋友增抬声价之意。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戴震所谓 “ 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 ” ，很可能承接的语境就是王鸣盛 “ 定宇以下，此为第二人 ” 之说。戴震并非以第一人自命，反而是为了表示自谦，推辞第二人之位，认为只有钱大昕才当得起惠栋以下第二人的资格。

那么，既然王鸣盛 “ 定宇以下，此为第二人 ” 是写给王昶的私人信件，怎见得戴震所说 “ 吾以晓征为第二人 ” 就是对王鸣盛的回应呢？事实上，王鸣盛对于戴震为 “ 第二人 ” 的评价，并非只在信中对王昶一人提及。洪榜在戴震身故之后，为其作 “ 行状 ” ，就曾引用王鸣盛的评论称 “ 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 ” 。王鸣盛的这一评论与戴震为 “ 第二人 ” 显然密切相关。王鸣盛将惠栋、戴震二人列为先后，固然因为戴震是惠栋的晚辈，而更为关键的，则在于 “ 舍古亦无以为是 ” 。在王鸣盛看来，求古与求是本无差别，但 “ 古 ” 才是 “ 是 ” 的客观尺度，如果舍古而谈是，则容易有自说自话的毛病，故此戴震 “ 求是 ” 要放在惠栋 “ 求古 ” 之后而位居第二。洪榜很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听到过王鸣盛的这些评论，故此将其记入行状当中，而在戴、王、钱的同辈友人当中，了解其中背景者恐怕也不在少数。

此外，王鸣盛此信对于王昶也有重要影响。戴震的老师江永去世后，王昶为江永撰写墓志铭，就专门提到： “ 余友休宁戴君东原，所谓通天地人之儒也。 ” 这里的用语值得注意，显然来自王鸣盛信中 “ 昔人所云通天地人之谓儒者，殆或庶几足以当之 ” 一句。王昶为江永作墓志铭时，距离王鸣盛这封信已经过去了二十一年，王昶却还能记得王鸣盛信中评价，足见这段评语在王昶心中的分量。既然如此，王鸣盛提出的戴震为惠栋以下第二人之说，自然也会在王昶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在乾隆二十一年 （一七五六） 冬，王昶前往扬州，戴震也在次年秋离京前往扬州拜见惠栋，盘桓至乾隆二十三年秋天。以往学者仅关注戴、惠二人的扬州之会，认为是戴震学术思想中 “ 最具决定性的转捩点 ”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年对戴震与王昶而言，也是老友之间的异地重逢。很可能在两人重新聚首时，王昶当面向戴震提及了王鸣盛的惠栋以下第二人说，而戴震则报以 “ 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 ” ，以示不敢当之意。

戴震题江永像（伪）， 徽州文化博物馆藏

之所以戴震 “ 吾以晓征为第二人 ” 会被江藩记录下来，是因为江藩自己就出身扬州。戴震与惠栋的扬州之会，在当时也是学界盛事，甚至被载入了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江藩又师承余萧客、江声，他们都曾与戴震有所往来。大概是江藩在不了解全部背景的情况下，从本地前辈或是两位老师处听到了戴震的只言片语，就做出了戴震以第一人自居的判断，从而误会了戴震的本意。当然江藩在《师承记》的戴震传记中，对此只字不提，却在钱大昕的传记中如此揣测，恐怕也有挟私报复之嫌。

其中又有一段故事，背后则是戴震、段玉裁与余萧客、江藩两对师徒历时几十年的恩怨纠葛。江藩的老师余萧客是惠栋门人，在当时也是知名学者，著有《古经解钩沉》并被收入《四库全书》。戴震曾经对此书给出恶评，而江藩也在《师承记》的《余古农先生传》中称戴震 “ 妄言 ” 作为反击。如果只是这种陈年往事倒还罢了，更让江藩愤怒的是，戴震弟子段玉裁在嘉庆十九年 （一八一四） 作《戴东原先生年谱》 （简称《年谱》） ，附入《东原文集》之末刊行。《年谱》中记录了很多戴、段之间的私人谈话。其中在乾隆三十四年 （一七六九） ，这对师生就聊起戴震在前一年参与编纂《直隶河渠书》的一段往事。当时戴震受直隶总督方观承的邀请，前往保定编纂《直隶河渠书》。书尚未编完，方观承就不幸病逝，继任者杨廷璋对戴震不够礼貌，于是戴氏愤而辞去。戴震回忆时称，听闻杨廷璋聘请余萧客来接替自己的工作，而他却评价余萧客 “ 恐其才不足 ” 。与戴震相比，余萧客确实只能算是勤奋老实，才力固然大大不如，但这一类事情大家都各自心照不宣即可，私下议论一下也无伤大雅，可段玉裁竟然把两人私下里的臧否言语公之于众，大有 “ 上门打脸 ” 的架势。不仅如此，段玉裁本人写信给方观承之子方维甸，讨论戴震编纂《直隶河渠书》一事时，段氏称 “ 此后有余君萧客补之，东原云不配 ” 。这封信也被收入段玉裁的《经韵楼集》之中公开发行。段玉裁对方维甸提及此事，本意在于替老师与王履泰、赵一清争夺《直隶河渠书》著作权，这是事关戴震的另一桩学术公案，此处不必多说。此事本与余萧客无关，完全不提亦不影响大局，结果段玉裁一个 “ 不配 ” ，与《年谱》中的 “ 才不足 ” 遥相呼应。这在江藩心中掀起的波澜可想而知 —— 你们师徒二人学问虽好，也不能这么欺负人。于是江藩在《师承记》中就提供了另一套全然不同的说辞。江藩强调余萧客先被方观承聘请，其正逢目疾复发，于是举戴震以自代，并非在杨廷璋到任后为接替戴震才参与其中。言下之意表示，不仅你们师徒的说辞不准确，而且余萧客本来还对戴震有举荐之德，以此凸显戴震对老朋友的 “ 不够意思 ” 。正因为《师承记》中有这些围绕戴震的明枪暗箭，我想江藩虽不至于编造出一个不利于戴震的 “ 吾以晓征为第二人 ” 来进行报复，但在不了解前因后果，只是听到这样一个传言之后，江藩自然会联想到戴震又在抬高自己而贬低钱大昕，于是断然写下 “ 盖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 ” ，从而造就了后世的一段学术公案。

《直隶河渠书》戴震手删底稿本（来源：digitalarchives.tw）

那么，戴震以钱大昕为惠栋以下第二人，固然是朋友之间的谦让客气，但他到底是怎样看待惠栋这位 “ 第一人 ” 的呢？戴震是否真心认同王鸣盛以惠栋为第一人的说法呢？就在与惠栋会面之后，次年戴震致信钱大昕，信中谈到对于惠栋及其著述的看法，在一番善颂善祷之后，戴震表达了自己的一点不满 “ 好古太过耳 ” 。这里的 “ 好古太过 ” 应当与王鸣盛的 “ 舍古亦无以为是 ” 互相参照看待。其实戴震对于当时考据学者标榜汉学，排抑宋儒的做法并不太感兴趣，故此在与惠栋会面之后的乾隆二十四年 （一七五九） ，戴震为王昶作《郑学斋记》，就提出 “ 有言者曰宋儒兴而汉注亡，余甚不谓然 ” ，并指出朱熹晚年治礼，同样推崇郑学，暗示求是而不佞古的想法。至乾隆三十年 （一七六五） ，戴震路过苏州，见到惠栋之子出示乃父《授经图》遗像之后，戴震在题辞中又表示出对于学者强分汉宋的不认同。由此而论，对于王鸣盛将自己抬至惠栋以下第二人的评论，戴震在内心深处想必不会以为然，但又不好明确表示反对。于是戴震将钱大昕推举为第二人，一则为了人情世故，二则惠栋、钱大昕二人学术宗主大体相仿，如以惠栋为第一人，自然应以钱大昕为第二人才更为顺理成章。倘若惠栋位居第一，而自己屈居第二，岂非显得自己反而承认了王鸣盛 “ 舍古亦无以为是 ” 的学术判断标准了吗？戴震既为了朋友情谊，也为了自己心中的学术理念，都一定要将钱大昕置于第二人，而这一切的前提条件，都是惠栋才是这一语境之下的第一人。

纵观戴震一生，其才情纵横，行事高调，喜欢开风气之先，故此一生之中，惹出的是非争议与卷入的学术官司也堪称清代学者之最。钱大昕却是发自天性的温厚谦抑，处处与人为善，文章著作亦近乎 “ 大巧不工 ” 之境，始终被后学仰望。这样两个不同类型的学者，却能够保持二十余年友情不断，也是靠着钱大昕的始终包容，才能成就这样一段佳话。面对钱大昕，戴震又怎么可能非要跟他争个排名先后呢？幸好有王鸣盛此信为佐证，我想由江藩引出的这段公案应可就此定谳了。

来源：小镇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