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3年冬天，新疆军区的一位干部在路边听到一件事儿，说是中央已经批复了——迪化市要改名了，叫回原来的名字，乌鲁木齐。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53年冬天，新疆军区的一位干部在路边听到一件事儿，说是中央已经批复了——迪化市要改名了，叫回原来的名字，乌鲁木齐。

那时候的他愣了一下，没吭声。

这事儿不算小，可也不算太意外。

只是他没想到，这个“改名”，过了几十年，竟成了影响整个地域认同的一件大事。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得从头说起。

迪化这个名字，最早是在清乾隆年间定下来的。

乾隆皇帝收复了准噶尔后，就派人重建这里的行政系统，并亲自定名“迪化”——听上去挺雅，其实意思是“开导教化”。

说白了，就是希望当地人接受中央的统治，听话守规矩。

那时候讲究的是“化外之地”，中央要“教化”边疆，地名也就成了统治工具的一部分。

可一晃到了20世纪中叶，时代变了。

1949年以后，新政权刚刚建立，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在恢复秩序。

新疆这地方，情况更复杂。

民族众多，历史纠葛也多，很多人对中央政权还处在观望状态。

那时候中央对民族政策特别重视，提出的就是“民族平等”“自愿联合”“区域自治”。

不是口号，是要真做事。

1951年5月，政务院下发了一份很关键的文件——《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

文件里明确提到，像“迪化”这种有强烈中原王朝视角的设定，得换。

可换成啥呢？

其实，答案早就在民间流传了几百年——乌鲁木齐。

在迪化这个名字被官方使用之前，当地人一直这么叫它。

这个名字贴近生活，贴近土地。

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意味。

更重要的是，它不是新造出来的，而是从历史里捞出来的。

1953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准改名。1954年2月1日，乌鲁木齐市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上。

那会儿市政府办公大楼还在修，很多文件还是手写的。

档案馆里有份当年的会议记录，写得不多，但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

“今后所有公文、印章、档案、地图，一律使用‘乌鲁木齐’。”

这句话看起来简单，其实工程不小。

所有机关单位、邮政部门、交通标识、教育资料，全都得改。

印章要重刻，地图得重绘，连市民的户籍资料也得一一核对。

可是谁都没抱怨。

甚至有人说，终于用回了咱们自己的名字。

1954年春天，乌鲁木齐广播电台在一档节目里播出了一段录音，采访的是一位维吾尔族老教师。

他讲了一句话：

“我小时候听爷爷说，这里叫乌鲁木齐。

后来改了，我们也没敢说什么。

现在又改回来了，像是我们新疆人心里的话，被听到了。”

那会儿的民族政策，讲究的就是“听得到、看得见、做得实”。

从更名这件事儿往外看，其实能看出当时的一种态度——中央不是搞一刀切，而是很注意地方历史和民族情感。

而且也不只新疆。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很多旧地名也都恢复了原来的蒙古语名字。

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在那几年完成了地名、语言、风俗上的“正本清源”。

改名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过程中的一环。

背后体现的是对历史的尊重，对人心的体察，还有对未来的布局。

乌鲁木齐这个名字，一开始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

可从那以后，它慢慢变成了一个符号——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一种政治认同。

再后来，城市的面貌变了，楼高了，路宽了，可不管是哪个年代的人，说起这座城市，都不会再提“迪化”两个字。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1951年5月。

李铭，《新疆历史地名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编，《乌鲁木齐市志（1954—1985）》，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文件汇编》，民族出版社，1982年。

来源：儒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