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句话不是空喊口号，是一句观察出来的事实：掌权的人把国家当成自己的工具，普通人对“国家”这个词感觉很模糊，甚至觉得那跟自己没半毛钱关系。按梁启超当年的说法，国家变成了小圈子的私产，治理成了给掌权者输送利益的通道，民众反而成了被征收、被动员的对象。换句话说，国家

最后的结果很简单：国家和老百姓像两条平行线，互不相交。

这句话不是空喊口号，是一句观察出来的事实：掌权的人把国家当成自己的工具，普通人对“国家”这个词感觉很模糊，甚至觉得那跟自己没半毛钱关系。按梁启超当年的说法，国家变成了小圈子的私产，治理成了给掌权者输送利益的通道，民众反而成了被征收、被动员的对象。换句话说，国家在名义上存在，实际上跟大多数人的生活切割开了。

往上看，问题很直白。很多官僚系统关心的不是老百姓吃得好不好、住得稳不稳，而是怎么稳住自己的位置、怎么保证税收和劳役源源不断，怎样把权力变成可以靠的经济资本。税、徭役、征发这些字眼放在那儿，时间长了，民生就被搁在一边。治理的逻辑变成维护既得利益，真实的公共事务、民众的生活质量反而拿不到足够的注意力。结果就是，国家机器运转时盯着的是掌权者的算盘，而不是老百姓的饭碗。

再往下看，百姓的反应也很明显。长期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少，人就慢慢麻木了。慢慢地，“国家”这两个字对他们来说只是个抽象名词，跟日常生活的联系越来越薄。遇到外来的冲击或者重大事件，很多人不会第一时间站出来保卫共同利益，更多是观望或各自为战，有的甚至跟着有利的一方走。这种冷漠和旁观并非天生，而是教育、信息传播、制度安排、社会关系这些长期作用的结果。

把这两头联起来，就能看出一条链子：制度让普通人没机会参与，文化让大家觉得国家不是自己的家。梁启超当年就是把这个链子点出来，他认为这种断裂是近代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落后的重要内因。说白了，不是敌人的枪快，而是内部的合力不够——国家不是大家的，大家就没动力把国家当成自己的共同体来经营和捍卫。

细节上可以再往里掰一掰。官僚体系里那些日复一日维护权力和利益的做法，会有一套自我正当化的理由：说是为了稳定，说是为了效率。可这些理由掩盖不了事实——当治理的考量只有税收和劳力，民众的教育、健康、生活保障之类的事就会被慢慢挤掉。长期下来，普通人的邻里关系、做生意、子女上学这些最现实的事，都成了他们更关心的“国家之外”的生活圈子。国家在他们心里的存在感，就像远方的楼宇，看得见却摸不着。

再举个比方，好像家里有个大房子，房东和几个亲戚把屋子当成自己的地盘，别人只是交房租的“住户”。住户的意见不被听见，房子的公共问题慢慢没人管，水管坏了、门锁松了，大家各自想办法凑合。等到有外人在门口敲诈，要大家一起抗争时，屋子里的住户已经习惯了不参与公共决策，自然也难以形成合力。梁启超当时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图景，只不过换成国家层面，问题更复杂，代价更高。

他也不只是停留在批评上。梁提到的路径并非空中楼阁：让国成为“大家的事”、让人们具备国家意识，需要细致的工作。教育是个关键，把公民意识带进课堂和社会；制度也得变，把参与权、监督权，甚至对地方官员的约束机制建立起来；官僚体系要接受改造，不再只盯着税源，要把民众的生活质量列入治理指标。说到底，想让国家和人民走到同一条街上，需要制度和文化两头同时动手——把人从被动的被征对象，变成有参与感、有责任感的公民。

这种变动不是速成的，既有结构性的阻力，也有文化惯性的牵绊。结构上，利益既得者会有抵触；文化上，习惯了不参与的民众需要一个过程来重新建立信任。梁启超当时写文章带有紧迫感，因为他看到时间不等人：外部竞争和内部治理的失衡，会让国家在关键时刻显得软弱无力。他用那番话提醒大家，不把“国”变成大家的共同体，代价是会在国际和内部的较量中落后。

把这些历史上的话放到今天听，依然能激起共鸣。它不是一句老话的回响，而更像一面镜子，让现在的人看看国家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还存在裂缝。要修补这段关系，既要动制度的手脚，也要做文化教育的长活——从让公民理解公共事务，到给他们真切的参与机会，再到让政府真正把民生纳入首要议事日程，每一步都不能省。

当年的文章收在《新民说》里，题为《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那段话像是当时的警钟，也成了后来讨论国家与民众关系时常被拿出来的一段文字。放在眼前看，能看到问题，也能看到方向；但要把方向变成日常的现实，路还长，活儿得细做。

来源：音乐唱歌技巧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