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大队民兵营长提干到县粮食局，是许多知青做梦都想的好事。村里人都说我周建国走了大运，可只有素芳知道，这一切始于两年前那个雪夜。
回乡婚变
＂住手！不能结婚！那孩子是周建国的！＂素芳抱着襁褓闯入大队礼堂，满屋亲朋戛然而止。
我和新娘李巧云僵在八仙桌前，红纸剪花簌簌飘落。
那是一九七一年的腊月，北风呼啸的日子。我从县城回来办婚事，村里比往年热闹了许多。
从大队民兵营长提干到县粮食局，是许多知青做梦都想的好事。村里人都说我周建国走了大运，可只有素芳知道，这一切始于两年前那个雪夜。
＂建国，你出去这几年，村里修了新渠，一队的麦子亩产翻了番呢。＂我爹周长河在炕头擦拭着那台＂红灯＂收音机，院子里飘来饺子的香味。
几位叔伯坐在堂屋里，一边喝着高粱酒，一边谈论县里的事务。他们手里的烟卷冒着袅袅青烟，炕桌上放着几碟花生米和咸菜，这在物资紧缺的年代，已是难得的待客礼数。
＂长河啊，你儿子可是咱们大队第一个提干的知青，今儿个摆酒席，可得多来两瓶＇北京特制＇。＂大伯抿了口酒，眯着眼睛笑道。
＂可不是嘛，建国有出息，咱这当爹的脸上也有光。＂我爹笑得合不拢嘴，转头朝厨房喊道，＂他娘，把那瓶酒拿出来！＂
我娘从厨房探出头来，脸上挂着笑意，手里还拿着擀面杖：＂急啥急，客人们才刚到，急得跟猴子摘桃似的。＂
我和李巧云是在粮站认识的。那时候她穿一身藏青工装，头戴印有＂公粮＂字样的布帽，纤细的手指在算盘上拨得飞快。
那是去年夏天，我去县里办事，赶上了大雨。躲在粮站屋檐下，看见她忙里忙外地搬运麻袋，雨水打湿了她的衣角。我帮了她一把，她对我笑了，露出两个小小的酒窝。
县城姑娘念过高中，说话带着一股书卷气，对我这个泥腿子格外客气。随后几个月，我借着送报表的机会，常去粮站看她。她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侧脸上，衬得那张脸格外温柔。
春节去她家提亲，墙上挂着几张大学毕业照，想必是她的兄长姐姐。李家在县城算是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在百货公司工作。
岳父听说我调到县里工作，又是基层干部出身，便点了头。他背着手在院子里踱步，慢条斯理地说：＂小周同志，我看你为人踏实，工作积极，是个好苗子，我们家巧云跟了你，我和她妈也放心。＂
可谁能想到，在婚礼这天，素芳会闯进来。她穿着陈旧的蓝色棉袄，怀里抱着个不到半岁的孩子，披头散发地冲进礼堂，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闯入我的生活。
素芳，我们村的上海知青。她比我大两岁，一九六八年随上海第一批知青来到我们村。初到村里那天，她穿着一身崭新的蓝制服，背着印有＂毛主席万岁＂的书包，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她那股子城里人的清高劲儿，让村里人议论纷纷。但生产队长分配她和我同一个小组干活，我们便成了朝夕相处的伙伴。我们在同一个田垄里插秧、收割。夏日里，她常偷偷给我留一瓢井水；冬夜里，我们挤在村口的大喇叭下听广播。
那时候，村里人都说我和素芳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将来肯定是一家人。村里的大婶看到我们一起走过田埂，总会笑着打趣：＂建国啊，啥时候把你们俩的喜事办了？＂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她教我背英语单词，我帮她修缮屋顶的漏洞。我们是彼此最亲近的人，却从未越过那条界线。
＂那年你上山打柴摔断了腿，是我在山上背你下来的！＂素芳声音哽咽，眼泪夺眶而出，怀里的孩子被惊醒，嚎啕大哭起来。
＂白天下暴雨，你高烧三天三夜，是我守在你身边！＂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身体微微发抖。＂周建国，你怎么能这么绝情？＂
堂屋顿时乱成一锅粥。亲朋好友面面相觑，窃窃私语。我岳父猛地站了起来，脸色铁青。村支书大步上前，把素芳拉开，新娘李巧云脸色惨白，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事情要从那年冬天说起。生产队分到山上砍柴，天黑路滑，我不慎摔下山崖。是素芳找到我，背着我走了五里山路。那时候她看上去柔弱得很，却硬是把我一步一步背回了村。在她家破旧的土坯房里，我发着高烧躺了三天三夜，用的是她积攒了半年的红糖。
当时村里医疗条件差，公社卫生院又远，素芳便用从城里带来的医书，照着上面的方子给我熬药、敷草药。她一边给我擦汗，一边轻声念叨着上海的事情，说那里的马路又宽又直，电灯通宵亮着，还有电影院可以看戏。
那几天，我恍恍惚惚听她讲了许多故事，她小时候住在石库门，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放风筝；她爸爸是工厂技术员，会修各种各样的机器；她妈妈给她织了一条红色的围巾，说等她回上海时再戴。
可我压根不记得有什么越界之事。烧退后，我向她道谢，她却摆摆手说：＂咱们是知青，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孩子确实不是建国的！＂这时，大队书记马明生站出来说话了。他梳着大背头，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素芳的丈夫郑根生去年去鞍山探亲，出了车祸。她受了刺激，这才闹得不像样子。＂
这才想起，素芳去年确实嫁给了邻村的郑根生，一个比她大十岁的拖拉机手。那是春节刚过，我已调到县里工作。听说郑根生是个老实人，在农机站修拖拉机，是农村难得的技术人才。婚礼很简单，连个像样的酒席都没有，就在郑家的堂屋里摆了几桌饺子，请了两个大队的干部和知青代表。
当时我刚接到提干通知，忙着交接工作，没能参加她的婚礼。只记得临出门前，给她送了一条围巾作为结婚礼物。她接过来，笑了笑，说：＂谢谢。＂就再没多说什么。
我不明白她为何这时来闹，更不明白她为何说孩子是我的。礼堂里哄然，指责声四起。
＂臭不要脸的，自己嫁了人，生了孩子，还来破坏人家婚事！＂有村里大婶站出来骂道。
＂这女知青就是水性杨花，怪不得人家上海不要她！＂又有人添油加醋。
素芳站在人群中央，像座孤岛。我突然看见她眼中那股熟悉的倔强，那是在一九六八年初到村里时的眼神。她被村里的妇女们围着，被要求脱掉城里的衣服，穿上粗布衣裳，那时她就是这样倔强地望着前方，任凭眼泪往下掉。
＂素芳同志，你这是诬陷！＂马书记一拍桌子，木桌发出＂咚＂的一声响，＂要不是看在你丈夫为国牺牲，你今天就得挨批判！＂
周围的人群更加愤怒，指指点点，眼神中充满了敌意。素芳怀里的孩子哭得更厉害了，她手足无措地拍着孩子的背，眼神在人群中游移，似乎在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角落。
忽然，素芳的母亲——那位沉默的上海老太太推开人群走进来。她已年过半百，头发花白，面色蜡黄，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灰色棉袄。这位城里来的知青家属，从不与村里人多交谈，只是默默地帮女儿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闺女，咱们回家。＂她轻声说，拉着素芳的手慢慢走出了礼堂。
孩子的哭声渐渐远去，礼堂里的议论声却更大了。我的岳父把我拉到一旁，眼神严厉：＂建国，你老实说，你和那个上海女知青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急忙摇头：＂叔，我和她清清白白，就是普通知青关系，没有半点越轨！＂
＂那她为什么说孩子是你的？＂岳父眉头紧锁。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我如实回答，＂那天她背我下山是真的，但我们之间真的没有发生什么。＂
岳父盯着我看了半晌，终于点点头：＂行，我相信你。不过这事得查个水落石出，不能让人家姑娘白白受委屈。＂
婚礼继续进行。我看着李巧云苍白的面容，想说些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她的眼睛红红的，却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我伸手想握住她的手，她却轻轻躲开了。
拜堂时，她声音很轻，几乎听不见。送入洞房时，她始终低着头，不愿与我对视。我知道，这件事给她造成了伤害，也给我们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
晚上，我们俩坐在新房的炕上，相对无言。屋外传来知青们嬉闹的声音，他们在放鞭炮，唱着《知青之歌》。李巧云突然开口：＂你真的和她没有关系吗？＂
我握住她的手：＂巧云，我对天发誓，我和素芳之间清清白白。她为什么这么说，我也不明白。＂
李巧云静静地看着我，良久，她叹了口气：＂我相信你。但这事得有个说法，不然我以后在县里、在你们村里，怎么做人？＂
第二天一早，我便去了素芳家。她住在村东头的一间土坯房里，那是生产队专门分给知青的房子，简陋狭小，冬冷夏热。
推开门，看见素芳正坐在炕上给孩子喂奶。见我进来，她似乎并不惊讶，只是平静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低头哄孩子。
＂素芳，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站在门口，不敢贸然靠近。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抬起头：＂建国，你还记得那年冬天吗？＂
＂记得，你救了我的命。＂我点点头。
＂那天晚上，你发高烧，说了很多胡话。＂素芳轻声说，＂你说你喜欢我，说等你当了干部，就回来娶我。＂
我愣住了，那段记忆模糊不清，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雾气。
＂我以为你是认真的。＂素芳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后来你去了县里，再也没回来看过我。我等了一年，等到生产队长说你要和县里的姑娘结婚了。＂
＂可你嫁给了郑根生。＂我不解地问。
＂你不要我了，我能怎么办？＂素芳苦笑一声，＂郑根生是个好人，他知道我的心思，却还是愿意娶我。他说，只要我嫁给他，他就会好好对我，不提过去的事。＂
我沉默了。素芳继续说：＂他去鞍山探亲，是去见他的父母。回来的路上，火车出了事故。临死前，他拉着我的手说，让我别再等你了，说你不会回来的。＂
＂那孩子......＂我犹豫着问。
＂是郑根生的。＂素芳抚摸着孩子的脸颊，＂我想着，你既然能辜负我，我就让你在全村人面前难堪一次。＂
我长出一口气，既是释然，又有些心酸。
素芳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建国，我不恨你。我只是不甘心，凭什么城里姑娘就能嫁给提干的知青，而我们这些乡下人，就只能守着这片贫瘠的土地过一辈子？＂
我无言以对。那个年代，知青们有各自的命运。有人提干回城，有人扎根农村，有人找关系调回原籍，有人则在乡下默默老去。素芳和我，原本是同一起点出发，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对不起。＂我只能这样说。
素芳摇摇头：＂不必道歉。昨天是我一时糊涂，闹了你的婚礼。你回去跟你媳妇解释清楚吧，就说我疯了，神志不清。＂
我看着她憔悴的面容，想起了那个在田间笑靥如花的姑娘，一时间百感交集。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问。
＂离开这里。＂素芳斩钉截铁地说，＂我已经给上海的同学写了信，请他们帮忙。我要带着孩子和妈妈回城，重新开始。＂
离开素芳家时，已是正午。阳光洒在村子的土路上，照出一条金灿灿的小路。村口的大喇叭正在播放《东方红》，几个孩子在草垛旁堆雪人，不远处的队部前，社员们正排队领取过年的口粮。
这一切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我知道，从我踏上县城的土地那一刻起，这个村子就不再是我的归宿。而素芳，也终将离开这片留不住她的土地。
回到家中，我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李巧云。她听完，久久不语，最后说：＂我明白了。＂
就这三个字，没有质问，没有指责，只有平静的接受。这让我更加惭愧，也更加珍视这个平凡而坚强的女子。
新婚之夜，我们终于敞开心扉交谈。李巧云告诉我，她其实早就听说过我和素芳的传闻，但她选择相信我。
＂在县里，大家都说你是有本事的人，会有出息。＂她轻声说，＂我爹妈希望我找个有前途的人，我自己也希望能离开那个狭小的粮站。＂
她的坦诚让我心生敬意。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的选择往往出于现实考量，而非童话般的爱情。
＂我会好好对你的。＂我握着她的手承诺。
＂我知道。＂她笑了，露出两个小小的酒窝，＂我们会有个好日子的。＂
那一夜，窗外北风呼啸，屋内却是温暖如春。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充实。我在县粮食局工作，负责各公社的粮食调配。李巧云则在县医院找了个配药的工作，每天早出晚归，但总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素芳的事情很快在村里平息下来。人们说她是疯了，说她想攀高枝不成，想毁我的婚事。更多的是对她的可怜，一个寡妇带着孩子，在农村没有容身之地。
春节过后，素芳如她所说，带着孩子和老母亲离开了村子。据说是找关系调回了上海，具体去向无人知晓。村里人议论了几天，很快又被春耕的忙碌冲淡了记忆。
日子就这样一年年过去。我和李巧云有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我从县粮食局调到了市里，成了一名处级干部。我们在市里买了房子，有了城市户口，完全融入了城市生活。
十年后的春天，我去省城开会。会议结束后的一天，我陪同事去医院看望他生病的父亲。在医院的走廊上，我偶然见到了素芳。
她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病历本，正和几个年轻实习医生讨论病例。她的头发挽成一个简单的发髻，脸上带着岁月的痕迹，却依然保持着那份清秀。
看见我，她微微一怔，然后平静地点头示意。等送走了实习医生，她才走过来，轻声说：＂好久不见。＂
＂你......现在是医生了？＂我有些惊讶。
＂嗯，这些年一边工作一边自学，考上了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这里。＂素芳的声音平静而自信，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忧伤和倔强。
＂孩子呢？＂我问。
＂上初中了，学习很好。＂提起孩子，素芳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想考医学院，像我一样当医生。＂
我们在医院的小花园里坐下，聊起这些年的变化。素芳告诉我，回到上海后，她先是在纺织厂当了工人，晚上自学医学知识。凭着过硬的成绩，她考上了医学院，成为那个年代少有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她主动要求到省城工作，成为一名儿科医生。
＂你知道吗，建国，那天我只是想告诉所有人，即使最困难的时候，也有人愿意背你走完漫长的路。＂素芳突然说道。
我愣住了，不知该如何回应。
＂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素芳微微一笑，＂现在的我，不需要任何人背着走。＂
她站起身来，整了整白大褂，说道：＂我还有病人要看，先走了。祝你和家人幸福。＂
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医院的走廊尽头，我忽然明白，人生就像一条漫长的河流，有些人只是短暂地同行一段，然后分道扬镳；有些人则可以结伴到终点。素芳和我，或许在某个时刻，本可以走上不同的道路，但命运最终还是将我们引向了各自应该去的方向。
回到家中，我没有向李巧云提起遇见素芳的事。这些年来，她一直是我坚实的后盾，默默支持着我的工作和事业。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她总能变着法子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在我加班熬夜时，她总会准备好热腾腾的饭菜；在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她总会耐心地开导我。
那天晚上，看着李巧云在灯下缝补衣物的侧影，我忽然走过去，轻轻搂住了她的肩膀。
＂怎么了？＂她抬起头，有些疑惑地看着我。
＂没什么，就是突然想抱抱你。＂我说。
李巧云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你这人，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么不善表达。＂
是啊，我不善表达。无论是对素芳的愧疚，还是对李巧云的感激，我都不知道该如何用言语表达。但我知道，人这一生，总有些遗憾和亏欠，无法言说，只能珍藏在记忆的最深处。
而我能做的，就是珍惜眼前人，好好走完剩下的路。
北风吹过窗棂，屋内暖炉烧得正旺。我和李巧云依偎在一起，窗外是无边的夜色和点点星光。在这个寒冷的冬夜，我们的生活像这屋里的暖炉一样，平凡而温暖。
人世间的每一段缘分，都是一本厚重的书，写满了欢笑与泪水，遗憾与成全。而我与素芳、与李巧云的故事，只不过是这浩瀚书海中微不足道的一页。但正是这些平凡的故事，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特殊的青春记忆和人生轨迹。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