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曾想收回香港，宋子文找顾维钧询问：英国人对此什么态度？

摘要：1941年12月26日，陪都重庆的清晨被雾气包住，刚刚传来“英军在香港全部投降”的消息，政要们的早餐几乎都凉在桌上。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由此开始，却也让国民政府看到一个罕见的缺口：英军丢了香港，那块土地应不应该趁势要回来？

1941年12月26日，陪都重庆的清晨被雾气包住，刚刚传来“英军在香港全部投降”的消息，政要们的早餐几乎都凉在桌上。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由此开始，却也让国民政府看到一个罕见的缺口：英军丢了香港，那块土地应不应该趁势要回来？

自1842年《南京条约》到此刻，香港已在外人手里将近整整一百年。国人积郁太深，国民党内部更是日日讨论如何把不平等条约统统作废。1925年的广州国民党二大就提出废约口号，可西方列强根本不把口头宣示当回事。蒋介石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后，香港问题成了他心头的一根刺。

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力量重新洗牌。蒋介石立即发布《宣战训令》，宣布对德意日三国的全部旧约同时作废。美国总统罗斯福需要中国这一东方主力，自然愿意顺水推舟。1942年春，宋美龄、宋子文赴美，请求立即谈判新约，罗斯福点头“可以考虑”，并暗示会帮忙劝英方配合。

英美同日在10月9日照会中国，表示准备就废约进行磋商。蒋介石第二天出席“双十节”大会，难得地眉开眼笑，声称“百年束缚有望终结”。然而真正的硬骨头马上出现——伦敦不松口。艾登坚持“治外法权可以谈，香港另议”。英方首席代表薛穆甚至交来一份《备忘录》，只字不提主权归属，还公然放话：“帝国利益绝不动摇。”

蒋介石愤愤，在日记里写了十几个“恨”字，但又不想彻底撕破脸。他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握财政大权的宋子文，一个手腕老辣的顾维钧。宋子文先去敲门：“英国人有没有转圜余地？”这句疑问成为后来那场暗战的起点。

彼时顾维钧任驻英大使，早已做过民意调查。他告诉宋子文：“不少英国议员认为香港离本土太远，守着也是负担。”顺带透露与丘吉尔的一次私下交谈，首相语带含糊：“总得挑个合适时机。”短短一句，给宋子文吃了颗定心丸。可这样的话不能直接向蒋介石复述，于是顾维钧获邀夜谈。蒋介石开门见山：“英国人把香港攥在手里，究竟想干什么？”顾维钧缓缓陈述——先接住对方愿意放弃的治外法权，再在下一轮把香港搬上桌面，“一步一逼，别一次要完。”

蒋介石嘴上不满，心里认同。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约在重庆签字，中方附加照会，保留日后谈判新界的权利。治外法权终于终结，但主权问题依旧悬着。

同年年底，开罗会议召开。蒋介石再次把香港抛到桌面，主张中美联军收复广州湾及香港。丘吉尔立刻变脸：“香港是帝国领土，英军必须参战。”蒋介石拍案而起，连珠炮似的指出《南京条约》本身就是侵略产物。罗斯福站在一旁打圆场：“香港离中国太近，可考虑战后作为自由港。”可丘吉尔坚持一句：“除非踩着我的尸体。”这场唇枪舌剑没有任何结果。

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杜鲁门上台，白宫重估全球利益。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盟军划区受降时，香港被划入中国受降区。蒋介石任命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受降主官，第13军已经集结到宝安，只等一步跨入九龙。英国却派太平洋舰队赶来，同时向华盛顿请求支援。杜鲁门最终倒向伦敦。

一旦真刀真枪，英方并无必胜把握，却赌蒋介石不敢对美国翻脸。国民政府在内战前夜急需美援，蒋介石只能改用“授权受降”这一折中方案：让驻印英军少将哈克尔代表中国战区受降，再由中国政府授权英国代管。英国顺势附加一句，“哈克尔同时代表大英帝国”。中美英三方各取所需，13军悻悻撤至深圳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