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

摘要：在中国由古代社会迈向近代的艰难转型初期，曾国藩（1811-1872）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他出身湖南乡间耕读之家，凭借科举正途跻身仕林，最终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滔天巨浪中，以其不凡的毅力、学识与事功，成为了清王朝的“中兴名臣”，同时也被后世誉为“立德、立功

在中国由古代社会迈向近代的艰难转型初期，曾国藩（1811-1872）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他出身湖南乡间耕读之家，凭借科举正途跻身仕林，最终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滔天巨浪中，以其不凡的毅力、学识与事功，成为了清王朝的“中兴名臣”，同时也被后世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典范。然而，历史的评价从来都是多维的，他既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坚定守护者与实践者，又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早期开拓者。要全面审视曾国藩的历史贡献，必须从其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及对后世的影响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而辩证的剖析。

一、再造清朝：平定太平天国的军事与政治贡献

曾国藩最为人所知，也最具争议的贡献，莫过于组建湘军，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这一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晚清的政治格局，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1. 湘军的创建与军事革新

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壁江山，八旗、绿营等清朝正规军腐朽不堪一击。在此危亡之际，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受命于家乡湖南创办团练。他并未简单沿用旧制，而是以其深厚的理学修养和务实精神，对军事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创建了一支全新的武装力量——湘军。

湘军的“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以儒生领山农：曾国藩摒弃了行伍出身的标准，大胆启用具有儒家信仰和家国情怀的文人书生（如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担任各级将领。这些儒将不仅通晓兵法，更强调“忠义血性”，将军队的精神凝聚力置于首位。士兵则主要招募自质朴、健壮的湖南山区农民，利用地缘、血缘关系构建紧密的基层组织。

· 浓厚的儒家色彩与精神教育：湘军本质上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曾国藩亲自撰写《爱民歌》，强调军民关系；每逢战事，必发布檄文，如《讨粤匪檄》，其核心论点并非简单的政治对立，而是将太平天国描绘为毁灭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名教之奇变”。这使得镇压行动超越了维护清廷统治的层面，升华为一场捍卫中华文化道统的“卫道之战”，极大地凝聚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力量。

· 后勤与战术的务实：湘军高度重视后勤，建立水师，控制长江水道，保障粮饷供应。在战术上，采取“结硬寨，打呆仗”的稳健策略，不追求奇险，而是通过深沟高垒，步步为营，逐步消耗对手。这种看似笨拙实则高效的战术，充分体现了曾国藩“尚拙”、“尚诚”的哲学，最终拖垮了机动灵活但后勤不继的太平军。

2. 平定太平天国的历史影响

历时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农民起义之一。其平定，对清王朝而言，无疑是续命之举。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使其国祚得以延续数十年。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这一行动具有双重性：

· 消极层面：他维护了一个已然腐朽、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政权，延缓了其最终崩溃的进程。因此，在革命史观下，他常被视为“汉奸”、“刽子手”。

· 积极层面：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带有极强的破坏性，其推行的极端政策（如废除家庭、摧毁传统文化典籍）对社会经济和文化造成了巨大创伤。曾国藩的行动，在客观上终止了这场大规模的内乱，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崩溃与文化断层，为后续的“同光中兴”和近代化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

二、开启洋务：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奠基之功

如果说平定太平天国是曾国藩对旧秩序的“守护”，那么发起并推动洋务运动，则是他面向新世界的“开创”。在与西方列强及太平军（其亦装备大量西式武器）的接触中，曾国藩深刻认识到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

1. 创办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

曾国藩是洋务派中最早将“师夷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的领袖人物。

· 安庆内军械所（1861年）：这是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兵工厂，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端。曾国藩聚集了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一批中国最早的近代科技专家，不借助外国工程师，完全依靠本国力量，成功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中国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这是中国自主研制近代动力的开端，意义非凡。

· 金陵机器制造局（1865年）：在攻陷天京（南京）后，曾国藩委托李鸿章将其扩建为规模更大、设备更精良的金陵机器制造局，成为清末主要军火生产基地之一。

这些企业的建立，不仅引进了西方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更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程技术人员，播下了中国工业化的种子。

2. 支持与规划派遣留学生

曾国藩认识到，仅靠购买和仿制西方武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学习其背后的科学原理和培养自己的人才。他与李鸿章联名上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极力促成清政府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计划。1872年，就在他去世前不久，第一批留美幼童终于成行，开创了中国官派留学的先河。这一举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为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向现代文明的窗口，詹天佑、唐绍仪等后来的栋梁之才均得益于此。

3. 对海防与外交的初步探索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对西方船坚炮利的威力有了更切肤的认识。他支持建立近代海军，并认识到与外国打交道需要遵循一定的国际规则，尽管其本人对西方条约体系的理解尚属初步，且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因迫于民愤与外国压力而左右为难，声誉受损，但这正反映了早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应对国际事务时的艰难处境与探索过程。

三、文化传承与人格塑造：儒家道统的最后一座丰碑

在事功之外，曾国藩在文化和人格层面的影响，或许更为深远，直至今日仍被许多人推崇。

1. 桐城古文的中兴与文学成就

在文学上，曾国藩是“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他继承并发展了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学，加上“经济”（经世致用），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文章理论。他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影响深远。其本人的书信、奏章、日记，文风质朴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被誉为“湘乡文派”的创始人，将清代散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2.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实践者

曾国藩一生恪守程朱理学，将“修身”作为人生的根本。他的《家书》、《家训》并非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充满了对日常生活、读书、交友、理财、为官等具体事务的深刻见解和严格要求。他倡导“拙诚”、“坚忍”、“勤勉”、“敬恕”，强调通过日课（写日记反省）、静坐、谨言慎行等方式砥砺品行。他对自己近乎严苛的道德要求，以及最终达到的“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使其成为了传统社会士大夫的人格典范。他的家训思想，如“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治家八字诀，强调勤俭、读书与睦邻，对后世华人家庭的价值观塑造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3. 对湖湘文化乃至近代中国人才群的塑造

曾国藩通过湘军，培养和提携了庞大的人才群体，包括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桢等，这些人在晚清的政治、军事、外交领域扮演了关键角色，形成了“无湘不成军”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他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敢为人先”、“坚韧不拔”的精神特质发挥到极致，并以此影响了数代湖南人，从谭嗣同、黄兴到毛泽东，都曾坦言受过其影响。毛泽东曾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四、历史局限与争议

评价曾国藩，必须正视其时代局限性与争议。

· 维护封建秩序的保守性：他的所有努力，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他未能，也不可能认识到封建制度本身才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他的洋务事业，仅限于“器物”层面，是“补天”而非“换天”，未能触及根本的政治制度改革。

· 手段的残酷性：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确有屠城、劫掠等行为，尤其是攻陷天京后，纵兵焚杀，使其获得了“曾剃头”、“曾屠户”的恶名。这暴露了其作为封建官僚残酷的一面。

· 天津教案中的困境：在处理“天津教案”时，他迫于法国压力，采取了“惩凶”、“赔偿”的妥协政策，引起舆论哗然，使其晚节不保。这深刻反映了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一个传统士大夫试图“顾全大局”时所面临的道德与现实的两难困境。

结语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复杂而重要的人物。他就像一位技艺高超的“裱糊匠”，在清王朝这座千疮百孔的老屋即将倾覆之时，竭尽全力，东补西贴，使其得以暂时屹立。他既以传统的儒家理念和军事手段，为旧王朝续命；又以开放的眼光和务实的态度，为中国开启了近代化的闸门。

他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军事上，他创建湘军，平定内乱，重塑了晚清的权力结构；在政治上，他倡导“洋务”，创办近代工业，派遣留学生，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奠基人；在文化上，他身体力行，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推向极致，其家训思想影响至今。然而，他的局限也同样鲜明，其所有的努力都框定在维护封建道统的范畴之内，这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位“中兴名臣”，而非新时代的开创者。

总而言之，曾国藩是传统中国文化在面临空前危机时，所孕育出的一个集大成者与最后典范。他的一生，深刻地映照出那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挣扎与无奈。研究曾国藩，不仅是研究一个人，更是研究一个时代如何在其身上留下烙印，而他，又如何以个人的力量，在那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奋力刻下自己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