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治通鉴》看人性吊诡:小坏招恨,大坏成“神”?

B站影视 内地电影 2025-10-26 15:22 2

摘要:在权力的游戏中,实用主义往往占据主导。《资治通鉴》里,赵高的行径可谓臭名昭著,篡改诏书,将秦始皇传位扶苏的遗愿抛诸脑后,还设计逼死李斯,手段狠辣,毫无底线。可在胡亥眼中,赵高却是大大的忠臣。这是为何?因为赵高帮胡亥解决了权力更迭中最关键的问题 —— 顺利登上皇

在权力的游戏中,实用主义往往占据主导。《资治通鉴》里,赵高的行径可谓臭名昭著,篡改诏书,将秦始皇传位扶苏的遗愿抛诸脑后,还设计逼死李斯,手段狠辣,毫无底线。可在胡亥眼中,赵高却是大大的忠臣。这是为何?因为赵高帮胡亥解决了权力更迭中最关键的问题 —— 顺利登上皇位。对胡亥来说,皇位在手,其他都可让步,道德规范在权力面前也得靠边站。

同样,智伯瑶水淹晋阳城,致使城中百姓生灵涂炭,“易子而食”,其暴行令人发指。但在当时的权力场中,起初这一行为竟被视作有谋略的表现。人们只看到他运用水攻这一策略,差点就将对手赵氏彻底击败,从而掌控晋国大权。直到韩赵魏三家联手反杀,智伯瑶身死族灭,他才被彻底定性为贪婪、残暴之人。在权力的角逐中,人们往往只看结果,只要能达成目的,过程中的恶行似乎都能被谅解,这便是 “结果导向” 思维的可怕之处。当恶行与政权稳固、社会秩序等所谓 “刚需” 挂钩时,道德批判瞬间变得无力,甚至被扭曲为 “无奈之举”。

小坏的行为就像摆在明面上的刺,让人一眼就能看到,且琐碎繁杂,极易引发众人的反感。比如王圣,她诬告良善、贪图钱财,这些行为直接且具体,每个人都能清晰感知到她的恶劣,自然对她厌恶至极。

而大坏则如同隐藏在暗处的巨兽,难以捉摸。像邓绥专权,她的每一个举动都包裹着 “为国为民” 的华丽外衣。她推迟归政,给出的理由是皇帝年幼,需要她的辅佐才能保江山社稷安稳;打压异己时,又声称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防止有人趁机作乱。这种 “坏” 与 “善” 相互交织,让人陷入认知困境。人们既看到她越权行事,打破权力制衡的 “坏”,又看到她在治理国家时取得的一些成绩,比如推行了某些有利于民生的政策,稳定了社会局势等 “好”。在这种矛盾的认知下,人们往往会陷入纠结,最终得出 “功过相抵” 的结论,甚至对她产生一种复杂的敬意。李斯评价赵高 “善谋而狠”,短短四字,道尽人们对大坏复杂情感的来源 —— 他们的行为充满多面性,后果影响深远,让人难以简单地用好坏去评判。

莫言曾说 “大坏大怪被人敬仰”,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人性深处的慕强心理。在《资治通鉴》的故事里,王莽在篡汉之前,“谦恭下士”,礼贤下士,对每个人都表现得极为谦逊有礼,时常救济百姓,名声传遍朝野,众人皆认为他是难得的能臣,对他满怀期待,产生了 “能臣” 的幻觉。还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展现出非凡的权谋手段。在那个乱世之中,人们渴望有强者能够结束纷争,带来和平与稳定。所以当这些人展现出强大的权力、高超的手腕或者宏大的目标时,群体就容易陷入 “强者滤镜”。大家会觉得他们的行为超越了普通道德的范畴,是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是实现伟大目标的必要代价。

反观小坏,他们缺乏这种强大的 “光环”。小坏的自私自利、偷奸耍滑等行为,往往直接侵犯到个体的利益。在日常生活中,小坏的行为更容易被放大,因为他们没有足以掩盖缺点的功绩或能力,所以更容易触发人们的 “零容忍” 机制。人们对小坏的容忍阈值极低,一旦发现他们的不良行为,便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和唾弃。

在现代社会,《资治通鉴》中 “小坏遭人厌,大坏反被人敬” 的现象依然随处可见,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与职场。

在办公室这个 “小江湖” 中,背后诋毁的现象屡见不鲜。同事 A 工作能力出众,业绩突出,这引来了同事 B 的嫉妒。于是,同事 B 经常在其他同事面前说 A 的坏话,夸大 A 在工作中的小失误,还恶意揣测 A 的工作动机,试图破坏 A 在大家心中的形象。这种背后诋毁的行为,就像一把无形的刀,虽然每次造成的伤害看似不大,但日积月累,却能让被诋毁者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对其职业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而微腐败在一些职场中也时有发生,比如某些掌握采购权力的员工,在采购办公用品、设备等物资时,为了获取私利,收取供应商的回扣,然后选择价格虚高、质量却不尽如人意的产品。这种行为看似微不足道,却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增加了运营成本,影响了公司的整体效益。这些 “小坏” 行为,直接侵犯了身边同事的利益,大家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自然会对这些行为和实施者深恶痛绝。

反观那些所谓的 “大坏”,却常常被美化。一些企业家在商业竞争中奉行 “丛林法则”,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不惜采用一些近乎残酷的手段。他们可能会恶意打压竞争对手,通过价格战等手段将对手逼入绝境;也可能会在行业内形成垄断,限制市场的自由竞争。比如某互联网巨头,凭借自身庞大的用户基础和雄厚的资金实力,不断收购新兴的创业公司,一旦这些创业公司展现出威胁其市场地位的潜力,就会被其收入麾下或者被挤压得毫无生存空间。从表面上看,这种行为似乎推动了企业的发展,为公司带来了巨额的利润,也让企业家本人成为了众人眼中的商业传奇。还有一些管理者,秉持 “结果至上” 的理念,在管理过程中忽视员工的权益。他们会给员工施加巨大的工作压力,要求员工长时间加班,甚至不惜牺牲员工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来完成业绩目标。当公司取得好的业绩时,这些管理者往往会被视为有能力、有魄力的领导,他们的 “大坏” 行为被成功的光环所掩盖,人们只看到了他们所取得的成绩,而忽视了背后员工所付出的代价。 这种对 “小恶” 和 “大恶” 的双重标准,本质上就是《资治通鉴》中权力逻辑在当代社会的映射。在权力和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往往会根据行为的结果和对自身利益的影响来评判是非,而忽视了道德和伦理的底线。

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大坏崇拜” 的现象一直延续至今。赵高,这个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竟然也有人为他辩护。有人将他视为 “底层逆袭者”,强调他从一个卑微的宦官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的艰辛历程,却对他篡改诏书、祸乱朝纲的恶行视而不见。魏忠贤同样如此,他被一些人渲染为 “维持朝廷平衡的能臣”,说他在明朝末年的党争中,凭借自己的手段压制了东林党,使得朝廷局势不至于失控。这种对 “大坏” 的宽容,往往伴随着一种 “悲情叙事”,试图从另一个角度为他们的恶行开脱。

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现象愈发明显。一旦名人被爆出私德瑕疵,比如某位明星被曝光出轨、某位企业家被揭露生活奢靡等,这些 “小坏” 行为就会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引发网友们的群起攻之。大家会在评论区纷纷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谴责,各种负面评价铺天盖地,仿佛这些名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然而,当这些名人做出一些看似推动行业进步的 “大动作” 时,即使这些行为背后可能存在破坏规则的问题,人们却可能选择谅解。比如某些互联网大佬,他们通过资本操控市场,形成行业垄断,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还利用舆论工具引导公众舆论,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因为他们推动了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带来了所谓的 “创新”,很多人就对他们的这些 “大动作” 持宽容态度,甚至将他们视为英雄和时代的引领者。这种现象,正是《资治通鉴》所揭示的人性悖论在互联网时代的延续。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更容易被表面的现象和一时的利益所迷惑,从而忽视了道德和正义的真正价值。

在评判 “坏” 的本质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表面的结果所迷惑,而应深入探究行为背后的动机。邓绥专权的例子就很典型,她在临朝称制期间,确实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东汉的局势。她减轻百姓赋税,让饱受战乱和贫困之苦的百姓得到了喘息之机;在文化方面,她重视教育,大力推动经学的发展,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这些 “善果” 就忽视她长期不放权的 “恶因”。她贪恋权力,迟迟不愿归政于皇帝,这种行为背后的动机是对权力的私欲。她害怕失去权力后,自己的地位和家族的利益受到影响,所以即便皇帝已经成年,具备了亲政的能力,她依然紧紧握住权力不放。

王圣则截然不同,她的作恶没有任何堂皇的借口,出发点纯粹是自私。她诬告良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可能是出于嫉妒,也可能是为了获取某种利益。她贪图钱财,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不择手段地敛财,全然不顾他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她的每一个行为都清晰地展现出她的自私和贪婪,没有一丝一毫的遮掩。

如果我们仅仅以 “善果” 掩盖 “恶因”,就会陷入 “目的正当性掩盖手段不正当性” 的危险陷阱。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人打着 “为了集体利益”“为了社会发展” 的旗号,做出一些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情。比如,某些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不惜破坏环境,污染水源和空气,虽然它们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这种以牺牲环境和公众健康为代价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认可。又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大搞形象工程,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城市变得更加繁华,但实际上却损害了百姓的切身利益。我们必须明白,任何行为都不能以牺牲道德和正义为代价,只有坚守道德底线,才能确保我们的行为真正符合人类的长远利益。

《资治通鉴》中智伯瑶的故事,是一个极具警示意义的案例。智伯瑶在晋国的权力角逐中,展现出了强大的野心和实力。他四处征战,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增强智氏家族的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行为逐渐变得残暴和贪婪。他水淹晋阳城,使得城中百姓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无数人失去了生命和家园。他的这种行为,无疑是对道德的严重践踏。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有些人却因为他的强大实力和宏大目标,而对他的恶行选择了沉默甚至美化。他们认为,智伯瑶的行为是为了实现晋国的统一和强大,是为了在乱世中建立秩序,所以他的手段虽然残酷,但也是无奈之举。

这种观点就是典型的 “强者神话” 和道德相对主义的体现。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敬服,应该建立在对 “善” 的坚守之上,而不是对 “强” 的盲目屈服。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值得尊敬,关键在于他是否遵守道德准则,是否尊重他人的生命和权利。那些被美化的 “大坏”,往往是历史长河中最危险的漩涡。他们的行为看似能够带来一时的利益和成就,但实际上却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埋下了祸根。

李斯的一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年轻时胸怀大志,渴望建功立业。他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为秦朝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的郡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秦始皇死后,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与赵高合谋篡改诏书,立胡亥为帝。这一行为导致了秦朝的内乱,加速了秦朝的灭亡。最终,他在临刑前,发出了 “牵黄犬出上蔡东门” 的悔恨感慨。他意识到,自己为了追求权力和利益,抛弃了道德和正义,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也提醒我们,在面对各种诱惑和选择时,我们要坚守道德底线,不被权力和利益所左右,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价值观,才能避免陷入 “大坏” 的陷阱,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从王圣的速朽到邓绥的争议,从赵高的权谋到李斯的悲剧,《资治通鉴》早已写透人性的复杂:小坏因其直白而遭厌,大坏因其隐蔽而被敬。但历史的真正启示,是让我们在面对 “坏” 的不同形态时,始终保持清醒 —— 不因 “小” 而忽视其恶,也不因 “大” 而美化其罪。毕竟,真正值得敬仰的,从来不是 “坏” 的尺度,而是 “善” 的重量。

来源:微笑着读者一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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