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夜话 | 下汉口•扎根江城

摘要：1974年初，100多名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的武汉知青集中下放到我们新堰知青大队，该厂专门派了几个带队干部常驻知青队。天门知青和武汉知青中的“笔杆子”组成写作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的带队干部老高当我们的顾问。老高曾是长江日报记者，据他讲，某年某日《长江日报》上那篇整

原创谢力军

1974年初，100多名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的武汉知青集中下放到我们新堰知青大队，该厂专门派了几个带队干部常驻知青队。天门知青和武汉知青中的“笔杆子”组成写作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的带队干部老高当我们的顾问。老高曾是长江日报记者，据他讲，某年某日《长江日报》上那篇整版长篇通讯《九嶷山下新愚公》，就出自其手笔，这让我们大为钦服。他说武汉江汉关近旁那栋当时全市最高的8层楼“红旗大楼”，就是长江日报社所在地。

很长时间里，我都被“红旗大楼”的“红”字误导，以为那栋在江汉路与洞庭街交汇处的红房子是红旗大楼，其实红房子是原中国实业银行大楼、省中药材公司（后来成了中信银行地盘），红房子旁边的浅色建筑才是。原是“纺织大王”裕华纱厂老板徐荣廷的产业，永利银行旧址，是武汉在1949年前修建的最后一幢现代派建筑。作为“舆论阵地”，这里在文革某段时间一度成为造反派的大本营，数十个红卫兵组织争相在那里设联络站。到了90年代，这里成了民生银行武汉分行，跑企业贷款时去了几次。

左：中信银行红房子；中：原长江日报社社址“红旗大楼”；右：“红旗大楼”改为民生银行

1974年是“批林批孔年”，县广播站派个采编人员来，给我做了个批判发言录音。录音在天门广播站播放后，被湖北人民广播电台采用。正是全公社劳力上水利工地的日子，工地广播站一天三次播放我那一口天门腔的批判发言。其后不久，收到寄自武汉的一包东西，打开来，里面有几本批判材料，还有一本绿色塑料封皮的精美笔记本，封面印着湖北广播大楼图片，扉页写着“赠某某同志：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奋勇前进”，落款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盖有公章。这让我想起早年下汉口，在武汉商场对面的广播大楼门前走过的场景。那笔记本保存了几年后不知所终。

待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下汉口，是进修与读书，呆的时间不再以天记，而是以月以年记了。在水果湖边那家有名的医学院附属医院进修时，最大的乐趣和进益并非来自所学专业，而是八小时以外的自选动作。那几年，从文化沙漠走出来的人们，涌进书店、涌进影院、涌进舞厅，报复性地追逐着一切精神食粮。

1976年东湖。前左：当时在湖北中医学院读书的知青队友唐本遂，后左：知青队友张小燕，后右：武汉汽发知青队友张汉菊，前右为作者，中间前后均为作者的弟弟

终于有机会频繁进入小时候仰望的洪山礼堂了，不是开会，是看免费电影。科室一位带教老师的老公是洪山礼堂的支部书记，我常从她那儿拿电影票。把那年月引进的外国电影如《流浪者》《卡桑德拉大桥》《冷酷的心》《叶塞尼亚》等看了个遍。洪山礼堂的座位是软包沙发椅，与现在的小影厅相比也不遑多让。

逛书店是又一大乐趣。较大的新华书店在武胜路和江汉路上，是我周末流连的地方。70年代后期，万物复苏，文艺作品纷纷解禁，书店一带成了旧书买卖市场，每到周末，热闹非凡。苦于囊中羞涩，我只买过两本旧书，一本是《世界之窗》合订本，一本是伏尼契的《牛虻》。《牛虻》里的亚瑟一副“革命苦行僧”作派，还有一只犀利如芒的笔，再加上英雄传奇故事中必有的标配红颜知己，俨然意大利版的保尔.柯察金。这部小说在西方文学界寂寂无名，但在中国一再重印出版，据说从50年代到80年代共印刷了14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情结是那年代儿子伢们集体中的蛊。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不仅永久性地下了汉口，还下了“海”。公司业务涉及武昌的医院，一在湖医护校当副校长的大学同学为我牵线搭桥拉扯些医院的生意。

护校旁边就是省人民医院，湖医护校和医院所在地在历史上大大有名，这里曾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旧址。周边的武汉音乐学院、实验小学都曾是书院地盘，护校就是当年书院的学生宿舍。在实验小学内的书院门柱上，还有张之洞所撰门联：

高文大册书鸿烈；

冰壶玉衡悬清秋。

两湖书院

那时多在医院一带活动，如紫阳湖宾馆及周围的餐厅。紫阳湖是陆游、黄庭坚泛舟题诗之地，还是张之洞宴客、散心的场所。此前写《沧浪之歌》文，对明代江夏籍名臣贺逢圣选择投紫阳湖殉节，有点迷惑不解，翻检资料，方知紫阳湖公园内遗存的紫阳桥为明代古迹，当年通往楚王宫。如此看来，贺逢圣到楚王宫寻楚王，得知其已被张献忠杀掉后，贺直接奔紫阳湖就顺理成章了。

90年代后期，除水果湖、洪山广场等处，核心繁华地带仍然局限于老武昌城的范围，如司门口、阅马场、大东门等。除了紫阳湖，彭刘杨路、阅马场一带也经常光顾。长江大桥引桥还没有改为从地下经过，辛亥红楼周围到处是露天烧烤、大排档、水果摊、卡拉OK场子，街边磁带店一个挨一个，从《涛声依旧》到《雾里看花》再到《真的好想你》，互相较劲看谁分贝高。“全民下海”“全民经商”的年代，每到夜晚，人流如潮，烟雾缭绕，漫天欲望，遍地喧哗。相较之下，李太白崔颢等黄鹤楼中品酒赏梅看鹤舞，不过落寞旅人的小场面，韩熙载夜宴更只是朋圈自嗨而已。

后来又去了一家民企。企业总部毗邻武昌南站，设在武珞路某巷子里，从大东门往东一溜巷子，分别叫武珞路1至N巷。这里和车站周围的武泰闸、梅家山、晒湖、千家街一样，都是城中村。私家出租屋里住满了吃车站饭的三教九流各路神仙：苦力、商贩、黄牛党、三只手，皮条客加“失足女”，三天两头出新闻，谁被砍，谁跑路，谁拐了人，谁失了踪，烟火市井，有血有肉，有时不免血肉模糊……我们是“大企业”，老板热爱企业文化，讲究社会形象，路演、洗屏寻常事。时有电视台编导记者甚或省市头面人物光临，企业资讯频繁见诸报端、亮相银屏、喧嚣街市，吸睛吸粉吸尾气，没吸到什么银子。

老武昌南站

南湖是东湖和汤逊湖以外的武汉第三大湖，武昌火车站则背靠庞大的南湖居住区。我和南湖接触的时间跨度贼长，30年前，曾作为援藏人员从南湖机场乘机，经成都转机去了拉萨。那时的武汉，建筑物很平民化，就一县城的升级版，否则飞机哪敢起降。一直到1990年代，南湖依然乡镇模样，路偏人稀，绿油油的菜地点缀在灰不溜秋的楼房之间。

我那时正热衷于学车，屡屡在南湖中央花园一带横冲直撞练手。跨过千禧年，武汉进入发展快车道，南湖成为有二三十万人口的全市最大居住区，位于宝安花园小区的原南湖机场指挥中心成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人口激增，配套难免跟不上，那年暴雨成灾，南湖好像仰承了全武昌的甘霖，几天功夫妆点出一个东方威尼斯景观，水里没游艇，只有汽车，像总攻前的两栖艇，趴窝不动，无线电有线电一起静默。

雄踞华中，最早开埠，武汉是洋气的；长期码头文化浸淫，至今城中村遍布，武汉又是市俗的。天南地北的学子、打工者、追梦人汇集于此，使得武汉的地域性格杂糅而多元，就像鄂菜。文化学者曾庆伟兄乃老武汉人，他总结本地菜肴特点，说四川“麻辣”、湖南“香辣”、贵州“酸辣”、江西“干辣”，武汉则是“酱辣”。

一个“酱”字，道出了本地菜系的复杂特征，各种豆类、大麦小麦、肉鱼水果都可制酱，鱼子酱、番茄酱、老干妈、老干爹……可咸可淡、可酸可辣，可干可稀，多样而包容。这也许正是武汉的地域特色——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积攒起自身文化的丰度和广度。五湖四海的异地客在此各取所需，寻找归宿。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都有自己的迁徙动机和路线图，山东人闯关东、江西人填湖广、南方人下南洋、晋陕人走西口，无非避祸求生；曾经的下农村、赴边疆、下基层是响应伟大号召；捎封信儿或挑担茶叶上北京之类，迹近梁中书之献生辰纲，是升迁道，非迁徙图。

天门人从近代几百年间的下南洋，到现代数十年里的“下汉口”，遵循的是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古训。当年很多人的祖辈父辈从穷乡僻壤挣扎进入乡镇、县城；到我们这一代，很多儿时玩伴、同学、知青队友因招工招生定居武汉成了武汉人；现在，我们的子孙又已经或将要走向更远的他乡——北上广深、大洋彼岸；更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穷尽心力，要跻身城市居民的行列。

汉正街已然衰落的沿岸码头，无数“扁担”们靠卖苦力养家糊口，想让子女有朝一日走出乡村成为体面的城里人。都市花团锦簇表面的地底，是炼狱之釜，翻腾着吞没低端拼争者的煎熬之汤。在漫长的城市化进程中，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这场声势浩大的迁徙大剧注定情节跌宕，冷峻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