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阐明了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机制，为理解现代经济繁荣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202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阐明了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机制，为理解现代经济繁荣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本次诺奖得主的研究价值和理论意义在国内经济学界引发热烈讨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张军领衔的“国家理论”课题组组织线上讨论，邀请陈硕教授、奚锡灿副教授、张延人助理研究员、石烁助理研究员以及博士研究生高世镐等课题组成员围绕三位获奖者的理论贡献与思想价值展开交流。
复旦大学出版社经授权，摘录部分谈话实录，以期为理解诺奖获奖成果及其对发展理论的启示提供参考。以下为张军老师发言摘编。
张军谈2025诺贝尔经济学奖：从创新机制到中国路径
01 莫基尔的欧洲视角与学术启示
到目前为止，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者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表明内生性增长的思想已得到充分肯定。1993年的诺斯强调制度在西方崛起中的关键作用；2018年的罗默通过模型揭示思想与知识在增长中的核心地位；去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获奖，今年又轮到莫基尔、阿吉翁和豪伊特，他们的研究都与这一思想密切相关。
历史上的欧洲崛起、国家兴衰、东西大分流这样的话题确实一直是西方顶流经济学家的兴趣所在，也应了卢卡斯当年讲的那句话：“一旦你去思考跟经济增长有关的研究，你几乎不再可能去做别的事了。”
我上世纪80年代在复旦读书时也对这个话题颇感兴趣。那时听人讲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后来《走向未来》丛书出来，又读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何成功》以及金观涛提出的“超稳定结构”理论。这在当时那可是相当有冲击力的想法。
应该说这个话题一直还在吸引着我，但跟过去不同的一点是场景变换了，时代不同了。日本和东亚的经济获得成功崛起，中国现在又进入全面崛起的时期。这些重大现象跟早期的欧洲是非常不同的。今天我们免不了会问自己，西方经济学家那些关于欧洲领先的知识对今天的中国有多大帮助？事实上，主流的经济学家并未真正预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倒是历史学家汤因比1958年在波士顿曾说过“中国将重回世界的中心”，而这一预言如今正在应验，非常了不起。
有意思的是，西方经济学家还是一往情深地关注和研究早期欧洲率先工业化的现象，特别是欧洲与中国历史上的大分流。今年的诺奖得主莫基尔也是一位经济史学家和欧洲科技史专家。他也同样试图从欧洲历史中寻找解释工业革命驱动经济增长的线索，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经济发展的终极原因或先决条件。在他看来，既有的解释大多数只是近因而不是终极原因。
然而，我认为他们基于欧洲经验和历史的理论视野还是相当局限的，面对时代的变化，至少存在两个基本问题：其一，他们只是试图解释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或其他地区先行进入工业化，但这样的知识对于世界的其他地区和后来者的借鉴意义是有局限的；其二，他们的解释单元往往过于微观，线条单一，缺乏结构和宏观框架。如果去阅读西方经济学家的这类著作或文献，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理论确实是非常线性和单一的，似乎告诉了我们哪些具体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比如英国的私产制度、光荣革命、观念的转变、思想市场和有用知识的积累等对欧洲崛起的重要影响。但从大历史视野角度看，这些东西对于理解后来者的经济发展就未必那么关键。虽然分裂的欧洲在早期催生的这些制度对经济增长有相对优势，但当今欧洲也由于无法像美国和中国那样拥有高度整合的市场规模而显示了其劣势的那一面。而他们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
莫基尔认为，要回答“为什么欧洲率先发生工业革命”，首先就要回答“为什么是欧洲率先发生了启蒙运动”，近代科学首先在欧洲发育，知识开始快速积累，而这是科技创新的先决条件。
莫基尔的研究强调知识的积累、知识分子的交流和传播对欧洲16世纪之后涌现的科技创新现象具有主要影响。在启蒙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科研活动通常源于对自然界的兴趣而自发进行，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热情主要来自好奇心，而非其他利益驱动。这意味着知识的积累与传播本身一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从历史角度看，知识的积累与传播只是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但并非其直接原因。
这让我想到黄亚生前几年在著作《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东亚的兴衰：科举、专制、稳定与技术如何成就中国，以及为何可能导致衰落》）中提供的类似思路。
他认为，中国古代王朝在分裂时期知识分子思想往往比较活跃、创新较多，比如南北朝。其次，他认为中国古代王朝是大一统国家，对国家稳定的追求优先性更高，因此需要将社会人才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并吸纳进官僚体系，且由于治国的能力和制度逐渐成熟，中国古代王朝得以保持长期稳定，却在技术创新上被欧洲后来居上。他的整体看法与大部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观点是类似的。
02 中国语境下的“真问题”：规模、国家作用与后发追赶策略
回答那些历史现象的研究所得到的知识其实有它的局限性，历史在快速演进，时代在变化。18-19世纪的欧洲，大陆民族国家的兴起，北美的崛起，在经济方面，这些都是重要的现象。同样在19世纪中叶之后，东方的日本崛起，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打开，世界经济格局开始发生剧烈变化。
中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的文明古国，在面对西方通商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开始拥抱现代性，社会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
这些系统性变革往往是在受到外部和内部各种冲击之后在较短时间内发生的，跟欧洲的发展道路截然不同。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中，特别是二战后，东亚开始进入世界经济舞台，在经济实力上快速积累。再后来是资本和贸易驱动的全球化，它给予中国全面崛起的历史机遇。
对当代中国经济学家而言，最重要的观察是，在时代变迁中，国家能力和市场的高度整合始终得以维系，这是我们进一步思考经济发展理论的合适场景和出发点。跟西方学者研究早期欧洲崛起的历史现象不一样，我们需要超越在分裂状态下单一国家的经济学研究传统，高度关注整合的市场规模和国家能力在后进国家经济发展中不断提高的重要性。
无论如何，中国的快速经济崛起提醒我们需要在理论中整合一些新的元素以捕捉我们在中国和全球经济中观察到的重要现象。特别是，在什么条件下，大一统的国家在历史上的弱项在今天有可能变成强项？技术发展的方向是否有利于这样的转变？整合的市场规模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思考经济发展理论所绕不开的。
《中国发展经济学》
张军 主编
章元 宋弘 副主编
戚雅斯 李荃 责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
本期编辑 | 杨梦瑶
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