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一瞬间，我的手微微颤抖起来，仿佛一股久违的山风吹进了上海这座水泥丛林，带来了遥远记忆中的桂花香。

错过的芳华

＂周老师，有您的信。＂社区门卫老李递给我一封泛黄的信封。

那一瞬间，我的手微微颤抖起来，仿佛一股久违的山风吹进了上海这座水泥丛林，带来了遥远记忆中的桂花香。

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已经泛黄的纸，上面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辨，如同当年那个姑娘的眼神一般坚定。

我叫周明志，今年七十二岁，是上海市第三机床厂的退休工程师。

在旁人眼里，我不过是个平凡的老头子，每天清晨在小区花园打太极拳，傍晚到菜场买点青菜回家做饭，日子过得规规矩矩。

可谁能想到，在我这满是皱纹的脸庞和花白的头发背后，藏着怎样的青春往事呢？

1969年冬天，我和其他几十名上海知青一起，被分配到四川大巴山区的清溪公社插队落户。

那时的我们，把行李捆在自行车后座，唱着《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满怀豪情地奔赴＂广阔天地＂。

清溪公社的山路崎岖难行，我们这些城里娃第一次见到土坯房、茅草屋，第一次用柴火煮饭，第一次面对繁重的农活，一个个都傻了眼。

就在那个陌生又艰苦的环境中，我认识了杨桂芝。

她是生产队长的小女儿，比我小两岁，扎着两条粗粗的麻花辫，说话时总是低着头，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初到乡下，我连锄头都拿不稳，桂芝就悄悄地教我，手把手地纠正我的姿势。

＂周知青，你这样会闪了腰的，锄头要这样拿，身子要弯低点。＂她一边说一边示范，那认真的样子让我心里一动。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的快乐也很简单。

休息日，我会和几个知青到村口的小河边洗衣服，桂芝总会＂恰巧＂带着弟弟妹妹们来河边玩耍。

我们隔着一段距离，眼神在空中交汇，又迅速移开，那种朦胧的情愫在心里悄悄滋长。

知青点里有台手摇式留声机，是上海带来的宝贝。到了冬夜，我们会放一些样板戏的唱片，惹得村民们都围过来听。

桂芝会坐在人群的最外围，安静地听着，眼睛亮亮的，像山间的星星。

1970年的春天，我被分配到公社的广播站当播音员，每天早晨五点半要到山顶的播音室去播报新闻和政策宣传。

有一次下了大雨，山路湿滑泥泞，我摔了一跤，膝盖磕得生疼。

爬起来继续赶路时，忽然看见前方一个熟悉的身影，撑着一把破旧的油纸伞，在雨中等候。

＂周知青，我爹让我送点草药给你，说是你们城里人容易水土不服。＂桂芝递给我一个用荷叶包着的小包裹，里面是几根晒干的草药。

我接过来，两只手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指，她像触电一样迅速缩回了手。

雨水顺着伞沿滴落，打在泥泞的山路上，发出轻轻的声响，我们就这样站在雨中，谁也没说话，却比任何言语都要深刻。

后来，我每天准时去广播站的路上，都能看到她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偶遇＂我。

有时候她会递给我一个用树叶包着的红薯，说是刚烤好的；有时候是几颗野果子，说是上山采来的；更多时候，只是递给我一个羞涩的微笑，就匆匆跑开了。

公社里有规定，知青和社员不能有过于亲密的来往，所以我们都很小心，不敢让别人看出什么端倪。

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感情却比现在来得纯粹和炽热。

记得有一次生产队组织看露天电影，放映员骑着自行车，后座绑着一台16毫米的放映机，在村口的打谷场上支起一块白布幕。

全村人都去看电影，男女老少挤作一团。

放映的是《地道战》，我和桂芝＂恰巧＂站在人群的边缘，黑暗中，她的手指轻轻地碰了碰我的手背，然后迅速缩了回去。

就这样一个瞬间的触碰，让我整晚都心跳不已，电影的内容一点都没记住。

1972年初，我被调去公社办公室当文书，负责起草各种报告和总结材料。

桂芝则成了生产队的会计，负责记工分和分配口粮。

这样一来，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有时在公社开会时能碰面，有时送报表时能说上几句话。

但我们都明白，这份感情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被鼓励的。

知青们迟早要回城，而农村姑娘则要在山里扎根一辈子。

况且，那个年代谈情说爱是会被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只能把心意埋在心底，用眼神和小动作表达。

七十年代中期，政策有了变化，知青们开始陆续返城。

1975年初春的一天，公社书记把我叫去，说上海来了指标，可以安排我回去工作了。

回城，这是所有知青梦寐以求的消息啊！可是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心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了。

＂周知青，你要回上海了？＂桂芝在村口的小路上拦住了正在发呆的我，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颤抖。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嗯，下个月就走。＂

＂那...那挺好的，你终于能回家了。＂她故作轻松地说，嘴角勉强扯出一丝笑容。

沉默在我们之间蔓延，最终，我鼓起勇气说：＂桂芝，等我安顿好了，我会回来接你的。＂

她抬起头，眼中闪烁着希望和怀疑：＂真的吗？＂

＂我发誓。＂我郑重其事地举起三根手指。

离别的那天，全公社的人都来送我。桂芝站在人群的最后面，远远地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没掉下来。

我背着行囊，登上了通往县城的拖拉机，回头对她喊：＂等我回来娶你！＂

她点点头，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我等你！＂

拖拉机轰鸣着驶去，渐渐地，我再也看不见她的身影，只记得那双含泪的眼睛和那句＂我等你＂。

回到上海后，日子过得很快。单位分了房子，工作也渐渐稳定。

我给桂芝写了不少信，开始时每周一封，后来变成月月一封，再后来...变成了年年一封。

信寄出去了，可回信少之又少。偶尔收到的回信也只是寥寥数语，告诉我她很好，让我不要挂念。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生活轨迹也发生了变化。

1978年，我经人介绍认识了同厂的女工李秀珍，温柔贤惠，对我也很好。

在父母和亲戚的催促下，我们结婚了。

婚后，我不敢再给桂芝写信，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她找到一个好归宿。

日子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

妻子和我白头偕老，儿子也已成家立业，还有个上小学的孙女，生活平静而美满。

我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有什么波澜，直到那天收到了桂芝的信。

＂明志，若你收到此信，我已不在人世。＂信中写道，＂临终前，我只有一个心愿，想请你再回来看看这山，看看这水，也看看我们曾经守望过的土地。我有一些话，想通过我的孩子们告诉你。＂

看完信，我坐在小区的长椅上发了很久的呆。

妻子看我神色黯然，轻声问：＂出什么事了？＂

我只说是老战友的来信，要回去看看。

结婚四十多年，她从不过问我的过去，就像我从未过问她与前夫的往事一样。

这是我们这代人的默契，每个人都有不愿提及的昨天。

第二天一早，我便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去往四川的列车。

＂票价327元，老人优惠半价。＂售票窗口的姑娘熟练地操作着电脑。

我掏出手机付了款，心想当年从上海到四川，可是走了整整三天三夜啊。

窗外的风景飞速掠过，高楼大厦、农田、山川、隧道，一幅幅画面如电影般闪过，却怎么也赶不上时光流逝的速度。

多少年了，当年翻山越岭要一整天的村庄，如今乘高铁几小时便到。

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唯有那段青春记忆，依然鲜活如昨。

到了县城，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医生在站台迎接我。

＂您就是周明志同志吧？＂他朝我走来，面容和善，＂我是杨桂芝阿姨的儿子，杨光明。母亲生前嘱咐我们，如果您来了，一定要亲自接您。＂

听到这个名字，我心头一震。光明，多么美好的名字啊，就像当年我们对未来的期许。

＂你...你好。＂我努力平复着心情，＂你母亲她...什么时候...＂

＂三个月前。＂杨光明的声音低沉下来，＂是肝癌晚期，发现的时候已经扩散了。她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

我点点头，眼泪却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

一路上，杨光明开着车，向我介绍着家乡的变化。

＂现在村里都通了水泥路，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电视信号也好了，能收到几十个台。年轻人大多都外出打工了，村里主要是老人和孩子。＂

我只是沉默地听着，思绪早已飘向那个夏天，那个我背着行囊离开村庄的夏天。

＂您知道吗，周叔叔，＂杨光明突然说道，＂小时候，母亲常给我们讲起上海的事情，说那里有高楼大厦，有电车，有外滩，虽然她自己从未去过。＂

我的心一阵抽痛：＂她...过得好吗？＂

＂还算不错。＂杨光明笑着说，＂我父亲对她很好，是公社农机站的技术员，后来成了村里的能人，带领大家种果树，搞农家乐。她生了我和妹妹，过得挺踏实的。＂

听着杨光明的描述，我心中涌起一丝安慰，桂芝没有辜负自己的一生，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周叔叔，其实我母亲去世前，告诉我们一件事。＂杨光明突然说道，语气变得严肃起来。

我握紧了座椅扶手，等待着下文。

＂您可能不知道，我其实与您有点亲戚关系。我母亲的表姐高秀兰，是您的堂婶。＂

我恍然大悟，难怪当初桂芝对我格外关照。

而她一直没告诉我这层关系，大概是怕我因此而疏远她真挚的情感。

那时候，知青与当地姑娘的恋情多被视为不对等的关系，更何况还有这层亲戚关系在里面。

我们的车沿着蜿蜒的山路，驶向那个藏在大山深处的村庄。

道路两旁的景色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样子，曾经的荒山秃岭如今绿树成荫，曾经的泥泞小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

＂到了。＂杨光明停下车，指着前方的村庄说。

我望去，村口的那棵大槐树依然在，只是比记忆中更加高大茂盛，树下新建了一个小广场，几位老人正在下象棋。

村里正举行丰收节，鞭炮声、锣鼓声不绝于耳，到处张灯结彩，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

＂走，先去我家吧，妹妹和家里人都等着您呢。＂杨光明引着我往村里走去。

路上遇到的村民都会好奇地打量我，有几个老人似乎认出了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这不是当年的周知青吗？＂

杨光明的家是一栋两层小楼，院子里种着各种蔬菜和花草，墙上挂着几串红辣椒，非常整洁。

＂妈，周叔叔来了！＂杨光明喊道。

一位中年妇女从屋里走出来，腼腆地笑着：＂爸，你可算来了，妈走之前一直念叨着你。＂

我愣住了，这声＂爸＂让我一时反应不过来。

杨光明见状，忙解释道：＂周叔叔，这是我妹妹杨月婷。母亲临终前告诉我们，您...您其实是我们的亲生父亲。＂

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我浑身颤抖，几乎站立不稳。

杨月婷忙扶住我：＂爸，您别激动，进屋喝口水再说。＂

我被搀扶进屋，杨月婷给我倒了杯热茶，然后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旧木盒，放在我面前。

＂这是妈留给您的，她说您来了一定要亲手交给您。＂

我颤抖着手打开木盒，里面是一叠发黄的信纸——我写给桂芝的那些信，她全都保存着；一本日记本；还有一张我和她在村口合影的老照片，照片已经泛黄，但我们年轻的笑脸依然清晰可见。

最让我心酸的，是盒子底部躺着一枚用红绳串着的铜质勋章——那是我离开时送给她的，上面刻着＂忠于革命，服务人民＂的字样。

＂妈说，您回上海后不久，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杨月婷轻声说道，＂但她知道您在上海已经结婚成家，不想打扰您的生活，就嫁给了我们的养父。养父待我们很好，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

我捂着脸，泪如雨下。

＂妈常给我们讲上海的事情，说您是个很好的人，为人正直，有知识，有理想。她让我们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杨光明接着说，＂我和妹妹都没让她失望，我考上了医学院，现在是县医院的医生；妹妹在镇上教书，教语文。＂

我抬起头，透过泪眼看着面前这对儿女——他们长得那么像年轻时的桂芝，尤其是那双明亮的眼睛，充满了善良和坚韧。

＂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哽咽着，＂这么多年，我以为...我欠桂芝的太多了...＂

杨月婷握住我的手：＂爸，妈从来没有怪过您。她说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她很幸福，因为她有了我们，也因为她知道您在上海过得很好。＂

晚饭后，杨光明带我去了桂芝的坟前。

墓碑很简单，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墓前摆着些鲜花和水果。

墓碑旁种着一株桂花树，开得正盛，香气扑鼻。

＂这是她生前特意嘱咐的，说您最爱闻桂花香。＂杨光明轻声说。

我跪在墓前，泪如雨下，将几十年来的愧疚和思念都倾注在这片土地上。

＂桂芝，对不起，我来晚了...＂我轻声呢喃着，仿佛她就在眼前，依然是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

回去的路上，我们碰到了村里的老书记，竟是当年一起插队的张建国。

他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但精神还很好，见到我时激动地抓住我的手：＂明志！真的是你啊！这么多年，你小子怎么一次都没回来看看？＂

＂建国，你...你还认得我？＂我惊讶地问。

＂废话，当年咱们朝夕相处那么久，能不认得吗？＂他拍着我的肩膀，＂来来来，去我家坐坐，咱们好好叙叙旧！＂

在张建国家中，我见到了几位当年一起插队的老知青，有的已经回到上海，有的则留在了四川，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围坐在一起，喝着自酿的米酒，回忆着当年的峥嵘岁月。

＂明志，你还记得咱们在石岩村挖的那口水井吗？＂张建国笑着问我，＂现在全村人都用上了自来水，但那口井我们一直保留着，当作纪念。每年丰收节，村里人都会去井边祭拜一下，感谢你们知青的贡献。＂

听着这些话，我心中五味杂陈。那些年的艰苦岁月，那些年的青春热血，那些年的纯真情感，都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在丰收节的晚会上，村民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唱起了喜庆的歌谣。

篝火照亮了每个人的脸庞，我坐在人群中，看着这些曾经贫穷落后的山村如今焕发出的新生机，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自豪和欣慰。

杨光明和杨月婷坐在我身边，讲述着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杨光明的妻子是隔壁村的姑娘，已经怀了第二个孩子；杨月婷明年准备和县城一位工程师结婚。

听着他们的规划和梦想，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夜深了，篝火渐渐熄灭，只剩下几点星火在黑暗中闪烁。

我望着满天繁星，恍惚间又回到了那个青春的夏天。桂芝站在村口，目送我离开，眼中含着泪水说＂我等你＂。

或许生命中总有一些遗憾无法弥补，但这些遗憾也构成了完整的人生。

我与这片土地，与桂芝的子女，与昔日的战友，一起守望着未来，就像当年我们憧憬的那样。

月光如水，洒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

明天，我将回到上海，回到妻子和儿孙身边，继续我平凡的晚年生活。

但我知道，从今以后，我的心中多了一份牵挂，多了一个家。

每年的丰收节，我都会回来，看看这山，看看这水，也看看我们曾经守望过的土地。

在生命的暮年，我终于明白，青春虽然错过，但爱却从未走远。

杨光明和杨月婷，是我和桂芝爱情的见证，是那个纯真年代留下的最珍贵的礼物。

我轻轻抚摸着木盒中的老照片，桂芝的笑脸依然如当年般明媚。

＂桂芝，我回来了，虽然晚了这么多年...＂我在心中默默地说。

夜风吹过，似乎带来一阵淡淡的桂花香，那是她的回应，也是她的祝福。

来源：读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