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代游记散文创作中，多数作品或沉溺于风景的浅层描摹，或止步于个人情绪的随意抒发，而俞敏洪的《俞你同行：我从陇上走过》却跳出了这一局限。这部以甘肃为行走坐标的游记，并非简单的行程记录，而是一场融合历史探寻、文化解码与生命觉醒的精神之旅。俞敏洪以“认真地行走”为
在当代游记散文创作中，多数作品或沉溺于风景的浅层描摹，或止步于个人情绪的随意抒发，而俞敏洪的《俞你同行：我从陇上走过》却跳出了这一局限。这部以甘肃为行走坐标的游记，并非简单的行程记录，而是一场融合历史探寻、文化解码与生命觉醒的精神之旅。俞敏洪以“认真地行走”为核心，用文字、图片构建起跨越时空的对话场域，在古迹与山水间，既挖掘出甘肃作为中华文明“十字路口”的文化深意，也完成了个人对生命价值的重新审视。
从文本内核来看，《俞你同行：我从陇上走过》最鲜明的特质，是将“行走”升华为一种文化解码的方式。俞敏洪并非被动地游览，而是带着对历史的敬畏与追问，主动走进甘肃的文化肌理。他在序言中明确指出：“通过这种方式，起到传播风情、历史、文化和思想的作用。在让自己更加了解世界和文化的同时，也让我的读者和粉丝更多地了解世界和文化，激发更多人行走世界、丈量人生的渴望和行动。”这种“解码意识”贯穿全书，在对麦积山石窟、伏羲庙、祁山堡等文化地标描写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在麦积山石窟的书写中，俞敏洪不仅展现了石窟艺术的视觉震撼，更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融合。他详细记录麦积山石窟的历史沿革：“始建于十六国后秦（384年～417年）时期，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十余个王朝，经过一千六百余年的开凿和修缮，现存窟龛221个，各类造像3938件10632身，壁画979.54平方米。”同时，他敏锐捕捉到石窟艺术所承载的文明交融痕迹，指出“麦积山的地理位置，刚好处于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界处，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时刻都在发生，如浪涛和堤岸，互相激荡”。这种描写打破了对文化遗产“静态观赏”的传统模式，让读者看到麦积山石窟不仅是艺术瑰宝，更是一部记录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立体史书”。尤其是对乙弗氏故事的讲述，俞敏洪将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与石窟的艺术价值相结合，“在旁边的第44号石窟中，有一尊美丽佛像，脸上的微笑被称为东方维纳斯的微笑，面容安详静美，以仁慈之态俯瞰众生，令人顿生吉祥庄严之感。民间一直流传，这个佛像就是照着乙弗氏的容貌而塑的”，使冰冷的文物有了温度，也让历史叙事更具感染力。
伏羲庙的书写则体现了俞敏洪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深度思考。他没有停留在对庙宇建筑的表面描述，而是围绕伏羲文化展开层层追问。一方面，他客观梳理伏羲庙的历史：“天水的伏羲庙起步晚很多，最早起步于元代。元代统治者对‘三皇’特别推崇，认为‘三皇’是伏羲、神农、轩辕，诏令全国各州县，务必修建‘三皇’庙进行通祀”“直到明弘治三年（1490年），当时的秦州指挥尹凤，不知道被什么所触动，认真倡导重造庙宇，改三皇庙为伏羲庙，延续至今的伏羲庙正由此而来。”另一方面，他深入探讨伏羲文化的象征意义，指出“伏羲女娲相交图，和今天的DNA遗传基因图谱非常相像，也许是巧合，也许是老天早就识透了生命传承的奥秘，用伏羲女娲的故事，来启发先人的智慧”。这种将历史考证与文化思辨相结合的写法，不仅展现了甘肃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的厚重底蕴，更引导读者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内在关联。
在文化解码之外，《俞你同行：我从陇上走过》另一重深刻价值，在于将“行走”转化为一场生命觉醒的过程。俞敏洪在书中坦言，此次甘肃之行的初衷，源于对人生方向的思考：“2020年在家的几个月，我对未来人生何去何从做了一点思考。思考的结果，是我决定把行走定为未来人生的一个主题。”这种“以行走探路人生”的动机，让整部作品超越了普通游记的范畴，成为一部个人生命体验与文化认知相互映照的“精神自传”。
在与自然景观的对话中，俞敏洪完成了对生命状态的重新审视。扎尕那的游览堪称典型，他引用洛克的评价——“我平生未见如此绮丽的景色”，同时融入自己的感悟：“扎尕那这样的地方，不应该是来看一眼就走的地方，而是一个可以停下脚步，颐养身心，静心体验生命奥妙的地方，是一个可以让人暂时忘却红尘的烦恼，洗净污垢的地方。”这种感悟并非空泛的抒情，而是建立在对现代生活困境的清醒认知之上。在都市生活中，人们往往被功利与焦虑裹挟，而扎尕那的“纯粹”让俞敏洪意识到，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向前奔跑”，更在于“向内审视”。他在描写草原夜空时写道：“草原的夜空万里无云，繁星闪烁。把车停在路边上熄灯后，我们看到银河横贯天空，似乎触手可及”，这种对自然之美的细腻捕捉，实则是对“慢下来”的生命状态的向往，暗含着对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的反思。
在与历史人物的精神对话中，俞敏洪进一步深化了对生命价值的理解。李广墓的游览中，他详细讲述李广的生平故事，尤其关注“李广难封”的悲剧命运：“王朔就问他，你在一生中有什么遗憾吗？李广说他曾经诱降羌族的反叛者，把投降的八百多个人都给杀掉了。王朔就说，他没法被封侯就是因为随便杀人，杀得太多了，‘祸莫大于杀已降’。”俞敏洪没有简单评判李广的功过，而是通过李广的故事，思考“成功”的多元定义——封侯并非唯一的价值标准，李广“英勇善战，体贴将士，为汉朝开疆拓土”的精神，以及他在历史中留下的“飞将军”形象，同样是生命价值的重要体现。这种思考映射到俞敏洪自身，也解释了他为何在花甲之年仍选择“行走”：“数十年沧海桑田，荣辱不惊，赤子之心未泯。花甲之年，依然起早贪黑，规划未来，乐此不疲，不知老之将至。”对他而言，“行走”既是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也是对自我生命潜能的挖掘，是一种“让生命在行走中开阔”的积极选择。
从文学表达来看，《俞你同行：我从陇上走过》的创新之处，在于构建了“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有机融合。传统游记多以个人视角为主，难以承载宏大的文化主题；而一些文化散文又往往陷入“掉书袋”的困境，缺乏个人情感的温度。俞敏洪则巧妙地平衡了两者，以个人行走轨迹为线索，将甘肃的历史文化、自然景观串联起来，让宏大的文化主题通过个人的体验与感悟变得可感可知。
在描写祁山堡时，俞敏洪将个人对诸葛亮的认知与历史考证相结合：“我一直以为著名的街亭是在四川境内，没有想到过了祁山继续向北，一直要到天水的北部才能到街亭。而诸葛亮去世的五丈原，更是到了宝鸡地区。所以，我觉得诸葛亮心里下的大棋，是想占领整个关陇地区，再扼守潼关，这样就稳住了蜀国的地盘，进退有据。”这种写法既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又融入了个人的思考，让读者在跟随俞敏洪“纠错”的过程中，加深对三国历史的理解。同时，他对祁山堡现状的描写——“现在的祁山堡和西汉水，已经看不出一点点古战场的痕迹。在山顶的小展厅里面，有诸葛亮几次攻击魏国的路线图，也有几枚带着铁锈的兵器展现。”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引发读者对“历史记忆如何传承”的思考。
此外，《俞你同行：我从陇上走过》还注重“图文互证”的表达效果。书中“18万字甘肃实地游记100余幅高清摄影美图”，让文字描写与图像呈现相互补充。在描写七彩丹霞、月牙泉等自然景观时，文字的“诗意”与图片的“直观”相结合，让读者更能感受到甘肃风光的壮美；而在描写莫高窟、伏羲庙等文化遗址时，图片则让文字中的历史细节变得更加具体可感。这种“图文互证”的方式，不仅丰富了文本的表现形式，也增强了作品的文化传播力。
值得注意的是，俞敏洪在书中并未回避行走中的“遗憾”与“不完美”。他在《序一：初行甘肃》中坦言：“有些我想去的地点没有去成，比如武威的天梯山石窟和隋炀帝走过的扁都口，还有一直想去的玉门关”；在《序二：再入甘肃》中也提到：“在真正开始旅程后，刚走到崆峒山，北京的工作就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我只能中断旅程，经兰州返回北京。上面提到的渭河源头、临夏中华文化源头、炳灵寺石窟等，只能等待下次的缘分了”。这种对“遗憾”的坦诚书写，让作品更具真实感与亲和力。同时，“遗憾”也成为一种“留白”，既暗示了甘肃文化的博大精深——“用十一天的时间行走甘肃是远远不够的，无非就是走马观花而已”，也为读者留下了想象与探索的空间，激发更多人走进甘肃、了解甘肃。
总的来说，《俞你同行：我从陇上走过》是一部兼具文化深度与生命温度的游记散文佳作。俞敏洪以“行走”为纽带，将历史、文化、自然与个人生命体验有机融合，既完成了对甘肃文化的深度解码，也实现了个人的生命觉醒。在当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需要这种“慢下来”的行走与思考，而这部作品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它告诉我们，行走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旅程；文化不仅是历史的遗产，更是滋养生命的源泉。正如俞敏洪在书中所说：“旅行除了愉悦身心，更重要的是让生命浸染在历史的长河里，使你的生命因为旅行而丰富”，这或许就是《俞你同行：我从陇上走过》最核心的价值所在。（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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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读者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