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元二十年（732年）春，长安城平康坊的曲江宴上，一群头戴胡帽、身着男装的贵族女子正与文人墨客纵酒赋诗。其中一位女子解开腰间的金鱼袋，随手掷出三十贯钱买下一卷王羲之摹本，这个举动引得满座喝彩——她是秘书监裴家的嫡女，刚刚结束了第三段婚姻，正在物色下一位夫婿。

开元二十年（732年）春，长安城平康坊的曲江宴上，一群头戴胡帽、身着男装的贵族女子正与文人墨客纵酒赋诗。其中一位女子解开腰间的金鱼袋，随手掷出三十贯钱买下一卷王羲之摹本，这个举动引得满座喝彩——她是秘书监裴家的嫡女，刚刚结束了第三段婚姻，正在物色下一位夫婿。

唐代女子的婚恋自由可追溯至建国初期。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娶诏》，明确规定“鳏夫服终，妇人丧期已尽，即须申以婚媾”。这道诏书不仅鼓励再嫁，更规定地方官需将婚嫁数量纳入政绩考核。据《唐会要》记载，仅贞观十四年至二十三年间，长安城再嫁妇人就达二千四百余例。

真正的社会变革发生在武周时期。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在科举制外增设“女科”，虽未形成定制，却使女子习文蔚然成风。《朝野佥载》记载，当时洛阳女子“弃织绣而事诗书者十有三四”。最典型的场景出现在如意元年（692年），太平公主在终南山别馆举办诗会，到场的贵族女子皆可自择座次，与男性诗人平起平坐。

最能体现唐代女子自主权的，是敦煌文献中的多份“放妻书”。斯6537号文书详细记录了一位李氏女子的离婚协议：“今已不和，愿相离隔。夫取妻意，妻取夫言。”更令人惊讶的是P.3212号文书，其中明确写道“妻可再嫁，夫无阻隔”，且女方带走了全部嫁妆。这些出土文献证明，唐代女子确实享有现代人都难以企及的婚姻自主权。

唐代女子的经济活动同样活跃。西市胡商留下的账本显示，经营胭脂铺、绸缎庄的女性商人占比超过三成。《北里志》记载的妓女楚儿，不仅精通诗文，更拥有三处房产，常与进士出身的官员讨论时政。而吐鲁番文书中的借贷契约表明，当时女子可以独立进行土地买卖、钱货出借等商业行为。

在服饰装扮上，唐代女子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时尚风潮。永徽年间开始流行的“帷帽”，到开元时已简化为透明薄纱；天宝年间更兴起着男装、跨骏马的风习。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中，贵妇们身着圆领袍衫，腰系蹀躞带，与男子装束无异。这种服饰的性别模糊，反映出社会对女子抛头露面的宽容态度。

唐代女子的开放离不开法律保障。《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凡妇人犯奸，当徒二年”，但同时又补充“若夫纵妻淫，不坐”。这种相对宽容的条款，使女子不必为失节付出生命代价。在财产继承方面，《户婚律》承认女儿对娘家财产的继承权，未嫁女可分得相当于儿子一半的家产。

从曲江宴上的诗酒风流到丝路上的商队驼铃，唐代女子用她们的生活实践着那个时代的开放精神。当我们拨开“三从四德”的历史迷雾，看到的是一幅生机勃勃的女性生活图景——她们可以主动离婚，可以经商致富，可以身着男装驰骋街市，甚至可以与男子同席辩论诗文。这种跨越千年的自由气息，或许正是盛唐气象最动人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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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捕鱼的劳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