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踏上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从洋务运动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新文化运动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好像不知不觉把自己的历史文化都全盘否定了。现在一提到古代，特别是古代政治，很多人就咬牙切齿，张口就是“皇帝专制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踏上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从洋务运动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新文化运动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好像不知不觉把自己的历史文化都全盘否定了。现在一提到古代，特别是古代政治，很多人就咬牙切齿，张口就是“皇帝专制”“官员都是奴才”之类的话。
会出现这种看法，从心理学上说，是因为一种叫做“近因效应”的现象。人们常常把最后一个王朝，也就是清朝的政治形态，当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政治的全部。实际上，这种认识非常片面，也不准确。
本文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1、我们痛批的古代政治，在那些来过、研究过中国的西方人眼里，真相是什么？
2、中国古代政治两个核心权力，在汉唐是如何演变的？
01 中国古代政治，在那些来过、研究过中国的西方人眼里，真相是什么？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1917年写了一篇《殷周制度论》，开篇第一句就很有分量：“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他的意思是，中国从周朝到清朝这三千年间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其实都是由周朝奠定的基础。从三皇五帝到夏商，一路发展到周朝，周公站出来，把自古以来的治国方法整理成一套完整的政治文化体系。这套东西，影响了整整三千年。
后世尊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为什么？因为周公奠定了基础，孔子将其发扬光大了。只要是认同中华正统的人，都必然把周人视为人文始祖。这三千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周朝建立的这套体系，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线，始终贯穿其中，把整个古代中华文明串联了起来。
周朝为我们奠定的政治与文化核心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为政以德”和“民本思想”。周朝之后的历代王朝，其政治架构基本都是围绕这八个字展开的。我们要明白，一个时代的社会制度，总是和当时的物质条件相匹配的。所以，虽然古代的王朝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当时的生产力和治理水平下，那套制度也许是他们不得不做的、比较现实的选择。
反观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兴起后，世界上许多游牧、商业文明在近五百年里直接跳过了古典农耕文明阶段，转型为工业城市与农耕乡村并存的定居文明。与中国古代对比，这就好比上学跳级，缺了关键的农耕文明一课程，工业化过程中自然是矛盾重重，压迫和战争不断，人类为此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有些西方人还自我感觉良好，认为现代西方文化最先进，其实他们没搞懂文明发展的底层逻辑。
接下来，看看我们一直批判中国古代政治是“皇帝专制”，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我们自己说可能不太有说服力，不如看看西方人是怎么看的，这可能更有参考价值。
1582年（明万历十年），来自教宗国（今意大利部分地区）的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后来在广州、肇庆、韶关、南昌、南京等地居住，最后长住北京，直到1610年去世，在中国生活了28年。他是第一个不仅亲身经历中国，还精通中文并深入研究中国典籍的西方学者。他去世五年后，《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欧洲出版，轰动一时。书中第六章专门讨论“中国的政府机构”，第一段就点出了他的观察：
“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但紧接着，他就感到困惑：
“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因为“虽然所有由大臣制定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他还写道：
“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
比利玛窦更有名的孟德斯鸠，他也试图用政体理论来分析中国。谈到中国时，孟德斯鸠先断定它是专制政体，但说着说着又把中国看作一个例外。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经常出现这样矛盾的句子：
“中国的政体是一个混合政体，因其君主的广泛权力而具有许多专制主义因素，因其监察制度和建立在父爱和敬老基础之上的美德而具有一些共和政体因素，因其固定不变的法律和规范有序的法庭，视坚忍不拔和冒险说真话的精神为荣耀，而具有一些君主政体因素。这三种因素都不占强势地位，源自气候条件的某些具体原因使中国得以长期存在。如果说，因疆域之大而使中国是一个专制政体国家，那么，它或许就是所有专制政体国家中之最佳。”
从这些可以看出，西方学者自己也搞不清中国古代到底是什么政体，好像专制、共和、民主的成分都有。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看？因为他们的政体分类标准根本不适合用来分析中国古代政治，因此不能生搬硬套用在西方形成的政治理论来解释中国。
我们需要换个思路：根据政体最终要服务的目标来划分。中国古代政体服务于“为政以德”和“民本主义”，体现的是我们常说的“王道”。所以，中国古代政治可以归结为“王道政治”，并不能简单用专制来概括。
02 中国古代政治两个核心权力，在汉唐是如何演变的？
那么，我们的古人围绕“王道政治”设计了什么样的体制呢？
严格来说，到秦汉时期，中国才真正有了统一的政府。秦以前的中国，只能说是“封建
式的统一”。直到秦汉，中央才出现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地方上也不再是封建诸侯并列，而是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所以谈中国传统政治，可以直接从秦汉开始，因秦朝的时间短，汉朝的政治大体是秦朝的延续。所以我们以引以为傲的汉唐为例，看看当时的政府组织是什么样的。
说到政府组织，最关键的是看职权分配。这里重点说说皇帝和政府的职权划分。
秦以后，中国有了统一政府。统一政府需要一个领袖，那就是皇帝。皇帝是怎么产生的呢？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皇位是世袭的——父亲传给儿子。用现代政治眼光看，有人会问：皇帝为什么要世袭？他们常拿古希腊、古罗马对比，因为它们的领袖大多是选举产生的。
但这种比较是拿不同国情的国家来生搬硬套。他们的国土和人口有多少？不谈规模因素就讨论政治，都是不实际的。
古希腊、古罗马所谓的“国”，其实就是一个城市，每个城市人口不过几万，他们的领袖自然可以由市民选举。只要大家聚集到广场上，就能表达所谓的“公意”。罗马起初也只是一个城市，后来通过征服形成帝国，但其核心仍是希腊城邦模式。
而中国到秦汉时期，疆域已非常巨大，人口至少几千万，散布在全国上下百万个农村，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行选举。
我们不能因为古代王朝实行皇帝世袭，没有民主选举，就断定中国古代政治黑暗、不理性。从历史进步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王朝从秦以后，除了皇位可以世袭，政府中的其他职位都不能世袭。郡守不能把职位传给儿子，县令也不能传给儿子，这已经是政治制度上的一大进步。
秦以前，中国是“百家之和”，政府和家族密不可分，可以说是一体的。但秦以后，“百家合为一家”，这时政府和皇室就要开始分开了。因为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皇室只是代管，所以政府从皇室里独立出去，政治目标也必须有利于天下百姓。
这一时期，从表面看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但实际上国家的政权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元首，象征国家的统一；宰相是政府首脑，负一切实际政治责任。“皇权”和“相权”的划分，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重要议题。近几十年来，很多人认为秦汉以来都是封建政治或皇帝专制，这其实不符合历史事实。
要理解汉代“皇权”与“相权”的划分，可以看一个具体例子。
汉代，当时皇帝和宰相各有一个秘书处，但规模大小完全不同。
汉代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的意思。六尚包括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和尚书。其中五尚只管皇帝的私人起居，只有“尚书”是管文书的，算是皇帝的秘书处，最初只有四人。
而汉代的宰相，官名称作丞相，他的秘书处叫丞相府，竟然有十三个部门，称为“十三曹”。丞相为了处理全国政务，设立了这个庞大的机构，每个“曹”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司或局。比如西曹负责丞相府内部的人事任免，东曹负责地方郡守和中央高官的任免。可见汉代宰相的权力有多大。
此外，汉代政府部门叫九卿，它们既负责皇室事务，也处理国家核心事务。其实从这里能够看出，汉代的政府部门是从封建时代负责皇室事务的家臣演化而来，带有浓厚的“家国一体”色彩。
有人可能会问：丞相府的十三曹和九卿是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十三曹是丞相的私人幕僚机构，协助处理全国政务，是“决策和执行辅助中心”；九卿则是国家的专业事务执行机构，负责具体的皇室和国家事务，是“公共事务管理部门”。
比如地方上发生刑事案件，会先上报九卿之一的廷尉，同时奏章也会送到丞相府，由相关曹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最后丞相汇总意见，上报皇帝决策。
从这里就能看出，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汉代实际的人事和行政大权，都归丞相府掌管，而不是皇室。说白了，宰相才是政府真正的掌门人，权力非常大。尽管从西汉中期到东汉，皇帝为了不让相权一家独大，不断出手削弱宰相，以此来巩固皇权，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汉代的政治传统完全是皇帝专制。
到了唐代，宰相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唐朝吸取了汉代宰相权力过大、容易一家独大的教训，对制度进行了改革，从汉代的“领袖制”转向了“委员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汉代是由宰相一个人总揽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散到几个部门，由多人共同负责，彼此制约，重要事务都要经过各部门开会讨论才能决定。
具体来说，唐代的宰相有三个核心机构，合称“三省”，分别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这三个部门的职权加起来，才相当于一个汉代宰相的权力。
中书省主要负责制定政令。政府所有最高级别的命令，都从这里发出。这些命令名义上是皇帝的诏书，在唐代叫做“敕”。凡是重要的政事，都必须由皇帝下敕才能执行。但有意思的是，皇帝并不亲自起草诏书，而是由中书省负责拟定，这个过程叫做“定旨出命”。
中书省除了最高长官中书令，还有副职“中书侍郎”，再往下设有七八名“中书舍人”。别看中书舍人官职不高，他们却掌握着起草诏书的实权。朝廷政令多由他们执笔初拟。
根据唐代制度，中书舍人起草诏书时，会由几位舍人各自撰写一稿，这叫“五花判事”。然后，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从这几份初稿中选出一篇，加以修改润色，形成正式诏书，再呈送皇帝“画敕”。仔细看这个起草过程，其实已经体现出一定的民主色彩。皇帝画敕之后，诏书就正式成为朝廷命令，随后被送往门下省。
所以说，唐代政府决策出令的实权，其实掌握在中书省手里。皇帝更多是履行程序上的批准。
门下省则扮演审核机构的角色。长官侍中和副长官侍郎接到诏书后，会进行复核，相当于对政令进行二次审查。门下省还没有若干“给事中”，虽然职位不高，却有权对皇帝的诏书提出异议。如果门下省认为诏书内容不妥，可以直接将其批注退回，这叫“涂归”，意思是涂改后发还中书省重新拟定。这个过程也叫做“封驳”“封还”或“驳还”。
用今天的话来说，门下省掌握的是一种“副署权”。任何政令必须经门下省副署同意，才能正式生效。如果门下省不点头，中书的命令就发不出去。
诏书经过中书省拟定、门下省审核之后，最后会送到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只有执行的权力，一般不参与决策。
当然，这种制度也有它的麻烦之处。如果中书省拟好的诏书被门下省驳回，那这道命令就等于白写了，连皇帝的“画敕”也一起作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代形成了一种机制：在正式下发敕书之前，先由中书省和门下省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地点叫做“政事堂”，两省的主要官员都会参加。这种通过集体会议商议决策的形式，是不是也体现了一种制度化的民主协商机制呢？
这么看下来，通过汉唐的政治制度，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政治其实很难用“皇帝专制”来简单概括，皇帝想一个人说了算也不太容易。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文章开头那几位西方学者会感到困惑了——因为它里面既有君主制的影子，也包含了贵族共治、甚至一些民主审议的成分，本来就不是用西方那一套单一标准能划分清楚的。
所以说自信中国，要从匡正历史开始。
来源：夏虫语冬冰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