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3年的秋天，风里带着一股铁锈和萧瑟的味道。我们那座小城的日子，就像厂区里那棵老槐树，一圈圈年轮，刻着波澜不惊的安稳。直到那张盖着鲜红印章的“下岗通知书”被丈夫陈峰从帆布包里拿出来，轻轻放在饭桌上，我才听见，安稳碎裂的声音。
93年，丈夫下岗携小姨子赴上海闯荡，一年后我带儿子去探望惊呆
01
1993年的秋天，风里带着一股铁锈和萧瑟的味道。我们那座小城的日子，就像厂区里那棵老槐树，一圈圈年轮，刻着波澜不惊的安稳。直到那张盖着鲜红印章的“下岗通知书”被丈夫陈峰从帆布包里拿出来，轻轻放在饭桌上，我才听见，安稳碎裂的声音。
陈峰是我们那一片儿出了名的好脾气，也是红旗机床厂里最年轻的技术骨干。我嫁给他的时候，人人都说我，林薇，有福气，守着这么个铁饭碗，一辈子吃喝不愁。
可那张薄薄的纸，比铁还硬，砸碎了我们的“铁饭碗”。
那晚，儿子童童睡得很沉，我和陈峰坐在客厅里，没开灯，窗外路灯的光斜斜地照进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空气里只有他一下接一下的抽烟声，烟头忽明忽灭，像他心里挣扎的火。
“薇薇，我想出去闯闯。”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去哪？”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上海。”
上海，多遥远，多虚幻的一个词。在我们的世界里，它只存在于电视和画报上，是高楼大厦，是霓虹闪烁，是跟我们这种小城生活毫不相干的另一个星球。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把那张通知书叠好，收进抽屉。我害怕，像一只习惯了笼子的鸟，突然被告知笼门要开了，可外面是未知的狂风暴雨。
02
家里沉闷的气氛持续了半个多月。陈峰四处托人，得到的回应都是摇头。那个年代，一个厂倒了，就像多米诺骨牌，倒下一大片。
打破僵局的是我妹妹林玥。她刚从职高毕业，学的是服装设计，在我们这个连百货公司都只有两家的小城，她的专业毫无用武之地。她年轻，有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
那天晚饭，她突然说：“姐夫，我跟你去上海！”
我一口汤差点喷出来，筷子都惊掉了。“你胡说什么？”
“我没胡说！”林玥把碗一放，眼睛亮得惊人，“上海肯定有服装厂，有批发市场。姐夫懂技术，我懂设计，咱们兄妹俩一起去，总比一个人强！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这儿，剪剪裤边，缝缝补补。”
陈峰一直低着的头，缓缓抬了起来，眼里那点快要熄灭的火星，似乎又被风吹亮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说不清的恐慌攥住了我。让丈夫和一个年轻未婚的小姨子去那么远的地方，邻居的唾沫星子都能把我们家淹死。更何况，那是我唯一的妹妹。
我激烈地反对：“不行！绝对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家，跟着去像什么话？你们俩吃什么住什么？”
“姐，”林玥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心滚烫，“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可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再守着那些老规矩，咱家就要喝西北风了。姐夫一个人去，我们更不放心。我在，好歹有个照应。”
陈峰看着我，眼神里是恳求，是挣扎，还有一丝被我反对刺伤的落寞。“薇薇，玥玥说得对。我一个人，心里没底。玥玥脑子活，我们……我们就是去探探路。”
那晚，我们又是一夜无话。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听着他压抑的叹息，心像被泡在又酸又涩的苦水里。我不是不信他，我是不信生活。生活的磨盘转起来，谁知道会把人碾成什么样。
我还是妥协了。我看着陈峰一夜之间冒出的白发，看着妹妹眼里对未来的憧憬，我还能说什么？我把家里所有的积蓄，一共三千二百块钱，用手帕包了一层又一层，塞给了陈峰。
我说：“到了地方，安顿好了，立刻给我来信。别省钱，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玥玥。”
他重重地点头，眼圈红了。
03
他们走的那天，是个阴天。我和母亲带着四岁的童童去火车站送行。绿皮火车呜呜地响，站台上挤满了南下的人潮，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相似的迷茫和渴望。
林玥背着一个大大的双肩包，冲我挥手，笑得灿烂：“姐，等我们发了财，接你和童童去上海住大房子！”
陈峰没怎么说话，只是紧紧抱了抱我和儿子，转身的时候，我看到他用袖子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睛。
火车开动，我抱着童童，站在原地，直到那抹绿色彻底消失在视野尽头，才感觉脸上一片冰凉。
日子一下子变得漫长而空旷。我白天在街道工厂上班，做些糊纸盒的零活，一个月挣一百多块钱，勉强维持开销。晚上回到家，面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心里也空落落的。
流言蜚语还是传来了。邻居张婶子在水池边洗衣，拐弯抹角地问我：“薇薇你心可真大，就这么让你家老陈带着小姨子去花花世界？”
我攥紧了手里的棒槌，指节发白，嘴上却淡淡地说：“张婶，他们是去讨生活，不是去游山玩水。玥玥是我亲妹妹，我不信她，还能信谁？”
话是这么说，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胡思乱想。他们的信半个月才来一封，写得很简短。陈峰总是说“一切都好，勿念”，玥玥的字里行间倒是雀跃，说上海多大多繁华，说她见识了好多新潮的衣服。
他们从不提困难，越是这样，我越是不安。我给他们汇过两次钱，每次两百，都是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陈峰在回信里说，不要再寄了，他们已经找到了活儿，能养活自己了。
童童总是问：“爸爸和姨姨什么时候回来？”
我摸着他的头，说：“等爸爸挣了好多好多钱，就回来接我们了。”
可我心里没底。信上的字迹是冷的，电话里的声音隔着电流也显得失真。他们口中的“上海”，和我之间，隔着一千多公里的距离，也隔着一层我看不透的纱。
04
转眼一年过去了。94年的夏天格外热，街道工厂的订单也少了，我的收入越来越不稳定。童童马上要上学前班，开销也大了。
那天，我收到陈峰的一封信，信纸皱巴巴的，上面只有短短几行字：“薇薇，一切安好。最近在忙一个摊位的事，勿挂。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信的末尾，他的签名显得有些潦草无力。我盯着那几个字，心里的不安像藤蔓一样疯狂滋长。什么叫“摊位”？不是说在工厂里找到了工作吗？为什么听起来那么不稳定？
一个念头，在我心里破土而出：我要去上海看看。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她坚决反对。“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万一……万一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你怎么收场？”
我懂母亲的顾虑，可我更怕自己被蒙在鼓里，怕我们这个家，在无声无息中散了。
“妈，我必须去。是好是坏，我得亲眼看看。这个家不能光靠他一个人在外面扛着，我在家也不能干等着。”我说这话时，语气平静，但决心已定。
我跟厂里请了长假，又找亲戚凑了五百块钱，揣着地图和那个我早已背熟的地址，牵着童童的手，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05
四十多个小时的硬座，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童童第一次坐这么久的火车，从兴奋到烦躁，最后蔫蔫地靠在我怀里。
终于，广播里传来“上海站”三个字时，我的心跳瞬间加速。
走出车站，巨大的、陌生的人潮和车流像要把我们吞没。我紧紧攥着童童的手，按照地址，七拐八拐，问了无数个人，终于找到了那条叫“虬江路”的巷子。
信上的地址是“虬江路XX弄3号亭子间”。
眼前的景象，和我幻想中高楼林立的上海，判若两人。狭窄的巷子，两边是密密麻麻的老式石库门房子，头顶是蜘蛛网一样的电线，晾晒的衣服像万国旗一样飘着。空气里混杂着潮湿的霉味、饭菜的油烟味和各种我说不出的味道。
我牵着童童，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找到了3号。一个胖胖的阿姨正在门口洗菜，她打量了我一眼，指了指楼梯旁一个又黑又小的门洞：“亭子间？喏，那对兄妹住那儿。”
06
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彻底惊呆了。
这不是一个“房间”。这是一个楼梯转角下隔出来的小空间，最多五六个平方。一张木板床占去了一大半地方，床底下塞满了各种杂物。另一边，用几块木板搭了个简易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个电炉和锅碗瓢盆。唯一的窗户又高又小，透进来的光线微弱得可怜。
屋里没有人。
我呆立在门口，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这就是陈峰信里说的“一切都好”？这就是玥玥信里说的“繁华上海”？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那些关于背叛、关于享乐的猜忌，瞬间被眼前这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我以为他们过得很好，好到忘了家；我甚至偷偷想过最坏的可能，是他们有了新的生活。可我从没想过，他们过得是这样的日子。
“妈妈，这里好小啊……”童童怯怯地拉着我的衣角。
我蹲下来，抱住他，说不出话。心疼、愧疚、自责……各种情绪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
07
我们在门口等了很久，直到傍晚，巷口才传来熟悉的说话声。我看到陈峰和林玥推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回来，车上架着锅灶，还有一些没卖完的馄饨和面条。
陈峰瘦了，黑了，背也有些驼了，脸上刻着掩不住的疲惫。林玥也褪去了小姑娘的娇气，剪了短发，皮肤晒得黝黑，胳膊上的肌肉线条清晰可见。
他们看到我和童童，也愣住了，像被点了穴一样。
“薇薇……童童……你们怎么来了？”陈峰的声音在发抖，他下意识地想把三轮车往身后藏。
林玥最先反应过来，她扔下手里的东西，一把抱住我，哇地一声就哭了。“姐！姐你怎么来了！你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她的哭声里，有惊，有喜，更有无尽的委屈。
那一刻，所有的隔阂和猜疑都烟消云散。
08
那天晚上，我们五个人，挤在那间小小的亭子间里。
林玥一边飞快地给我们下馄饨，一边抢着说。原来，他们来上海后，工作根本不好找。陈峰的技术在小厂用不上，大厂又进不去。他们俩带来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最难的时候，一天只啃一个馒头。
后来，林玥发现这附近有个服装批发市场，就动了心思。她求着一个摊主，免费帮忙干活，学着怎么进货、怎么吆喝。陈峰则用最后一点钱，置办了这个小吃摊，每天凌晨三四点起来和面、调馅，天一亮就出摊。
“姐，我跟你说，姐夫可厉害了，他调的馅儿最好吃，好多回头客呢！”林玥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着光，那是一种在苦水里泡出来，却依旧清澈的光。
陈峰一直在旁边默默地听着，给我和童童夹馄饨，把碗里最大的都给了我们。他自己碗里，是些煮破了皮的。
我看着他粗糙的手，上面有好几处烫伤的新疤旧痕，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
等童童和林玥在床上挤着睡着后，陈峰拉着我，走到外面狭窄的过道上。
夏夜的风带着一丝凉意，头顶是上海一方小小的、被楼房切割得不成形状的天空，挂着几颗疏星。
“薇薇，对不起。”他靠着墙，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没本事，让你和孩子受苦了。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担心，也……也怕你瞧不起我。”
他声音哽咽：“我总想着，等我混出个名堂，赚到钱了，就风风光光地回去接你们。我没想过……会是这样。”
我伸出手，轻轻握住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陈峰，”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你。我只是害怕。我怕你离我越来越远。现在我不怕了。”
“你是我的丈夫，是童童的爸爸。不管你是技术骨干，还是路边摊老板，你都是。这个家，有我，有你，有童童，才叫家。钱，我们可以一起挣。苦，我们也可以一起吃。”
他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滚烫地砸在我的手背上。他一把将我紧紧搂进怀里，那是我一年多以来，最踏实的一个拥抱。
09
我没有立刻回去。我把回程票退了，在上海多待了半个月。
白天，陈峰和林玥出摊，我就带着童童，把亭子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我用带来的钱，买了新的床单被褥，买了两个小板凳，还买了一盏明亮的台灯。晚上那盏灯一开，小小的亭子间，瞬间就有了家的温度。
下午，我去他们的摊位帮忙。我学着包馄饨，学着给客人找零。上海话我听不懂，就跟人比划，笑着说“谢谢”。
林玥悄悄跟我说：“姐，你来了真好。姐夫这两个月话都少了，天天愁眉苦脸的。你来了，他又开始笑了。”
我看着不远处，陈峰正满头大汗地给客人煮面，他的动作麻利而熟练，吆喝声也格外响亮。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身上，镀上了一层金光。
我忽然觉得，此刻的丈夫，比当年在工厂里穿着蓝色工服的他，要高大一百倍。
10
半个月后，我带着童童回了家。临走时，陈峰和林玥来送我们。陈峰往我口袋里塞了一沓钱，说：“拿着，给童童交学费，剩下的给家里添置点东西。以后我每个月都寄。”
林玥抱着我，悄悄说：“姐，等我们盘个小店面，就把你也接过来。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
我点了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回去的火车上，童童问我：“妈妈，我们以后还去上海看爸爸和姨姨吗？”
“去。”我抱着他，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心里无比坚定，“等下次去，我们就不是去探望了，我们是一起，去过日子。”
回到小城，我辞去了街道工厂的零活，用陈峰给的钱，在学校门口盘下一个小门脸，开了一家文具店。
我们的通信没有断，电话也打得勤了。电话两头，不再是小心翼翼的问候和报喜不报忧的隐瞒，而是实实在在的商量。他问我店里生意怎么样，我问他摊位有没有被城管赶。我们分享着各自的辛苦，也分享着每一个微小的进步。
那一年的上海之行，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婚姻里最坚固的那把锁。我惊呆于他们生活的窘迫，更惊叹于他们在绝境中生出的韧性。我明白了，真正的夫妻，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仰望和等待，而是在生活的泥潭里，愿意弯下腰，伸手拉对方一把，然后并肩，一起往前走。
93年的那阵风，吹散了我的铁饭碗，却也吹走了我心里的围墙，让我看到了生活最真实、也最温情的样子。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我们一家人的心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坎，是跨不过去的。
来源：穿梭历史长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