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郝岳才，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化学者，《傅山论坛》主编。致力于文化历史，特别是晋文化与周易文化研究30余年。独立研究课题《平遥古城与尧文化》获山西省2006年社会科学“百部（篇）工程”二等奖；独立研究课题《三郎文化研究》；另有《禅宗临济正宗在山西——从太原道场

郝岳才，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化学者，《傅山论坛》主编。致力于文化历史，特别是晋文化与周易文化研究30余年。独立研究课题《平遥古城与尧文化》获山西省2006年社会科学“百部（篇）工程”二等奖；独立研究课题《三郎文化研究》；另有《禅宗临济正宗在山西——从太原道场沟观音堂说起》专题研究项目。出版有《周易文化的科学探索》《寻找母亲的平遥》《赵意空年谱》等。

杏花岭区坐落于太原市中心腹地，西临汾河，东倚台地，自古便是山环水绕、人杰地灵的文明沃土。这片土地虽名称屡易、建置数变，却始终与太原的历史息息相关。尤其在宋以后千余年间，成为了太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从赵简子肇建晋阳，到宋太宗毁城迁建，再到晋王朱棡就藩太原，重大历史事件皆在此留下深刻烙印。作为农耕与游牧文明的交汇枢纽，杏花岭不仅见证了军镇雄风、商贸繁华，也孕育出多元共生的民族交融图景。今日的杏花岭，仍是一座蕴藏丰厚、亟待深入挖掘的历史文化富矿。

地理环境

山西北有大漠，西有黄河，左太行、右吕梁，一条汾河贯穿南北。太行与吕梁之间有恒山、系舟、太岳与中条诸山东西列摆，形成了大同、忻定、太原、临汾、运城五个盆地，是一个山环水绕、资源丰足的宝地，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最早的中国就形成于山西晋南，不仅见之于“夏都安邑”的文献记载，更有襄汾“陶寺遗址”佐证。

位于杏花岭区的晋商博物院 张昊宇 摄

历史上的山西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西周立国时，推行以“井田制”等为核心的国策，但唯独对晋国实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之策。在历史的发展中，伴随着秦汉大一统，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多民族的文化不断融入汉文化主体。同时，伴随着道教、佛教的兴起与发展，儒、释、道相互作用，不断影响民众的精神生活，进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与地方风俗。

太原地形由北向南倾斜，平川仅占五分之一，山地约占五分之四。西部山地统称西山，是吕梁山东翼——云中山的延续，石千峰、庙前山、狐偃山等主峰海拔在1800米至2099米；组成西山的主要岩石为页岩与石灰岩交互层，构成砂砾岩山地，多为褶皱断层，基岩外露、山势陡峭，其中的天龙山、悬瓮山等山冈峦起伏，松柏葱茏，为太原的旅游胜地。东部山地统称东山，是太行山支脉——系舟山的延续，最高海拔1585米；方山、罕山等犬牙交错，层峦起伏，以石灰岩为主，接近穹隆构造。东西两山的植被多为耐旱灌木草甸，也有卫矛、山杨、杜梨等乔木，同时散布有油松、白皮松等小片针叶林。东西两山对峙，向北合拢环抱，汾水自北而南纵贯其间，形成河谷平原，北高南低，地面斜差50米，两翼构成“三级阶地”，市区在一、二级阶地上，因此，三级阶地与东西两山山基毗连。

杏花岭区正处于太原市的中心腹地，西为汾河，东部三级台地位居方山、罕山之间，从北向南依次为李家山、龙角山、石尖山、窑头山、磨石山、牛头山，并形成自东向西的横河、小返河、枣沟、涧河、北沙河。杏花岭的地域不论名称如何演变，建置如何设置，疆域如何划分，始终围绕着汾河中段形成的太原盆地，与汾河辐射的东部山地，连同北边山形，形成宝地。尽管区域内目前未曾发掘大型的考古遗址，但光社遗址与镇城遗址的发掘证明，杏花岭这片土地同样有着5500年的人类聚居史。特别是赵宋王朝烧毁晋阳城，又不得不在唐明镇新建太原城后的一千多年的沧桑巨变中，杏花岭这片热土始终是太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中心，也承载了丰厚的历史与文化。

历史沿革

了解杏花岭区域的历史文化，必须将其置于太原乃至山西的文化历史背景与时空维度下，从历史的纵深即西周以前的太原古史中、从晋阳城烧毁到太原城新建的并州府治移位中，综合分析研究，将考古新证与史料相印证，并辅之以科学推理，进而全面走进杏花岭区域的文化历史。

位于杏花岭区胜利街的“天”字桥 牛利敏 摄

太原的历史地位扼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古史中的太原，是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两大文化的碰撞融合之地，是唐尧文化的形成之地，也是晋文化的发祥之地、赵文化的发源之地。

第二，历史上的太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两大文明的交汇之地，不仅表现为两大文明碰撞的战争，更多地表现在交流交往与贸易方面，孕育出太原独特的军镇文化、宗教文化与商业货殖文化。

第三，自辽金崛起于东北，先后建立王朝，特别是元朝一统天下定都北京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从西安、洛阳等中原腹地移位于北京，山西不再以河东称，而称之为山西，京蜀大官道随之形成，太原成为这一大动脉上的明珠，“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成为标志。

重要人物

欲了解杏花岭区的历史文化，须知晓几位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人物，包括赵简子、宋太宗、晋王等，下面重点介绍。

晋阳建城——赵简子

赵简子，名鞅，简子为谥号。《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始记载，其作为晋卿代表晋国在列国盟会中露面的情况，其业绩既表现在作为晋卿对晋国所作出的贡献上，也表现在作为赵氏宗主对赵氏政治实体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上。

作为晋卿，在尚未担任晋国中军将前的晋顷公十三年（前513），便主持操办了在晋国内外引起反响的“铸刑鼎”事件，即在大鼎上铸刑法条文，以显示刑律的不可更改性，使刑书尽可能多地为世人了解。是我国最早颁布的成文法。

作为赵氏宗主，维护和捍卫了赵氏利益，发展壮大了赵氏影响，增强了赵氏政治实体的实力。最为具体的表现在于：一是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晋国比较偏远的地区，尤其是晋国北部领土。晋阳为重中之重，先后派遣董安于、尹铎治理，这也是晋阳城的发端。二是为适应开疆拓土后的土地管理，实施经济与税制改革，建立了正常的田税与户税制度，改变了以往“籍而不税”的旧制。三是尊贤爱士，改革原来的世卿世禄制，废除世袭，实行赏禄制，不同于旧时卿大夫家中的家臣，拥有自己的封邑与领地，完全由君主在士人中选拔任用贤能人才，刑赏出自君主一人，举拔录用贤者，并厚赏，处置刑杀不肖者。

这些措施的实施，使赵简子时期的赵氏不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上，还是在领地的实际占有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奠定了赵氏建国与三家分晋的基础与条件。赵简子也成为赵国基业的奠基者、新制度的开拓者。

毁晋阳建太原——宋太宗

关于宋太宗火烧水淹1500年晋阳城的历史，太原人铭刻于心。宋太宗如此评价太原人：“盛则后服，衰则先叛。”曾一度采取向外移民的政策，但火烧也罢，水淹也罢，降格也罢，拔“龙角”也罢，太原府“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诚古今必争之地”“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的地位不会改变。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又不好承认自己的错误，派潘美在唐明镇建起了太原城，只不过从河西改建至河东。然而，铭刻在太原人心中的文化不会因晋阳城的消失而消失，只不过由晋阳城转移至太原城而已。

自此以后，太原城延续了晋阳城的历史。成为1000多年来这片土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伴随着太原城的建成与繁荣，作为太原城中心腹地的杏花岭区域也一步步承载起太原的文化历史。

就藩太原——晋王朱棡

朱棡（1358-1398），明太祖朱元璋第三子。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大封诸子，12岁的朱棡受封晋王。明洪武十一年（1378），朱棡正式就藩太原，在宋太原城基础上兴建规模宏大的晋王府。这座位于太原城东北的王府建筑群，正是今日杏花岭区辉煌的肇始之地。

晋王府依地势而建，周垣十里有余，殿宇鳞次栉比。王府内设有承运殿、存心殿等主体建筑，四周筑有城墙城门，俨然城中之城。朱棡在此统率山西军政，督造兵器屯田，与代王、燕王等共同构成明朝北疆防线。其间他整饬吏治，发展农桑，使太原成为北方重要的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棡病逝后，其子孙世代袭封晋王，延续二百余年。晋王府历经扩建修缮，形成以宫城为核心，囊括花园、衙署、作坊的完整体系。王府周边的杏花岭一带逐渐发展为官署林立、商贾云集的繁华区域，每当春日杏花漫山，朱甍碧瓦掩映其间，堪称太原胜景。

清顺治三年（1646），晋王府毁于火灾，但其建筑基址仍深刻影响着城市格局。如今杏花岭区作为太原核心城区，其名即源于晋王府外杏花盛景，区内现存精营街、典膳所等地名，皆与昔日晋王府属官机构相呼应。这座明代王府虽已不存，却为杏花岭注入了绵延六百年的文脉精魂，见证着从藩王治所到现代都市的沧桑变迁。

三位历史人物，三个关键节点，共同在杏花岭所在的土地上镌刻下太原的基因密码——既有赵简子构筑基业的坚韧，也有宋太宗毁建之间引发的重生，更承载了晋王朱棡奠定杏花岭区繁荣基业。今日杏花岭的宁静之下，奔涌着的正是这样一条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

区划沿革

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太原市在原北城区的基础上，设置城北6个街道办事处，将原北郊区中涧河、小返两乡镇与原南郊区杨家峪乡划入，形成了如今的杏花岭区。

从台骀治汾，到唐尧旧都，一直到西周叔虞封唐，尽管史书无载，但均与杏花岭这片土地密切相关。

春秋以降，晋顷公十二年（前514），祁奚之孙祁盈触法，晋国六卿依法诛之，由大夫魏献子（舒）治理政务，并分原祁氏之田为邬、祁、平陵、梗阳、涂水、马首、盂七邑，由原来的私田改为公田，并派大夫管理。杏花岭地域当属盂邑。战国时，在今黄寨东置狼孟，为赵邑。杏花岭地域当属狼孟。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天下分三十六郡，置狼孟县，隶属太原郡。杏花岭地域当属狼孟。两汉时期，县域名称多变，汉初，以太原郡21县与雁门郡辖县改置韩国，后改置代国。汉文帝刘恒二年（前178）分代国为代、太原两国，设狼孟、盂、汾阳三县，先后隶属韩国、代国、太原国。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废除代国，复置太原郡，狼孟、盂、汾阳三县均隶属于并州刺史部太原郡。新莽时一度将狼孟县改为狼调县。东汉时又反反复复，直到汉末建安二十年（215），将原阳曲县（今定襄境内）县民迁至现阳曲镇一带，才新置阳曲县。杏花岭区域属阳曲县。

两晋以降，杏花岭区域始终属阳曲县（隋代一度改称为阳直县，唐武德初分阳直县地置汾阳县）。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北汉降宋，宋太宗恶晋阳人民顽强抵抗，毁晋阳城，降太原府为并州军事，移并州治于县界三交寨，不久又移至榆次。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因榆次“地非要会”，将州治从榆次迁至唐明镇，并迁县治于太原城西郭外。北宋熙宁三年（1070），废平晋县入阳曲县。金天会年间，实行路、府（州）、县三级地方行政，太原为府，阳曲县治移入府城。元明清各代，不论是元代实施中书省、道、路、府（州）、县五级地方行政，明代实施省、府（直隶州）、州、县四级地方行政，清代实施省、道、府、县四级地方行政，还是民国先后实施省、县两级制，省、道、县三级制，阳曲县衙始终在府城。

区位优势

从古晋阳到太原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伴随着晋阳城的毁灭与太原城的新建，太原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中心由河西的晋阳转移到河东的太原，占据太原老城三分之二、五道城门的杏花岭区独具区位优势，由原来的从属地位上升至中心地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中心。1927年太原置市前，杏花岭区域始终是阳曲县的一部分。置市后，伴随着军政机关进驻，军队的驻扎与移民的迁入，上升至中心地位。北宋以降，始终处于省级行政机构政治中心地位。

军事重镇。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始终处于融合与对立中，以至于发生战争，朝代更迭。太原的中心地位确立后，始终处于两大文明碰撞的军事前沿。处于核心位置的杏花岭区域首当其冲，必然成为军镇重地。明代，太原成为九边重镇之一，设晋王府。一直到近代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杏花岭区域仍然是关键的战略要地与战场，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

商业繁茂。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始终处于融合与对立中，但对立与战争往往十分短暂，融合与贸易则是常态。太原处于司马迁《史记》所载的“龙门碣石线”上，不仅是军镇重地，同样是重要的商业通道，也孕育出绚丽的货殖文化。杏花岭区域自然成为南北贸易中心中的核心。近代工业则兴起杏花岭区域，诸如洋务运动产物的山西机器局、现代工业标志的发电厂，以及火柴厂等，均兴起于杏花岭区域，杏花岭区域也成为山西近代工业的摇篮。

教育发达。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与碰撞，使太原地域的文化兼容并蓄，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杏花岭区域则是这一文化的重要载体。诸如明代的三立书院，清末的令德堂，明清两代的太原府、阳曲县文庙与唱经楼，乃至近代的师范街，都集中在杏花岭区这片土地上。

宗教多元。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使太原成为宗教兴盛之地。佛教传入中国后，太原是最早最重要的传播地之一，杏花岭区的普光寺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同时，道教文化也随之产生并发展。其他外来宗教尽管进入太原较晚，但杏花岭区域均为重要的传播地。

经济转型。从阳曲县到北城区，再到杏花岭区；从无农村乡镇，到三个乡镇，其变化不在名称，而在内涵，即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的职能发生了变化，城市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此即所谓城镇化。

农村的土地流转，使农村成为一种崭新的聚落。农业文明时期，村庄是生产生活的载体，也就是农业文明的载体，城市仅仅是行政管理机构的驻扎地。工业文明时期，村落的作用虽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城市已然发展成为市民工人的生活区域，市民阶层逐步扩大。

另外，在历史的发展中，处于农耕与游牧文明“龙门碣石线”与“京蜀大官道”上的杏花岭区域，形成了与周边郊区稍有区别的老太原方言，不仅需要研究，更需要保护与传承。

继往开来

应当尽快挖掘整理杏花岭区乡邦文献，修纂各类村志、乡镇志、企业志、行业志、机关志、学校志、医院志等专业志书。

位于杏花岭区的1898太原兵工厂文化产业园 米国伟 摄

应当留住曾经的历史。这里就以已经消失了的敦化坊村为例，村名原呼东马坊，翰林张廷鉴以为不雅，取《中庸》“大德敦化”一语，将东马坊谐音为“敦化坊”。清乾隆以降，张家的张映宿，张廷铸、张廷鉴与张廷铨，张方永三代皆科甲出身，敦化坊72号即张进士别墅，乃翰林张廷鉴宅院，惜已不存。但张映宿《鹤坊诗稿》存世，张廷铸、张廷鉴与张廷铨三兄弟所撰、书、篆之隆国寺碑存世。张映宿《槐杖引》一诗中就描述了清季敦化坊村上坟的情景，以及村庙旁的老槐树。这些著述需要整理、点校、刊行，碑石则需要保护。

研究杏花岭区独特的文化，诸如傅公祠与傅山、晋王府与宝贤堂、柳溪与《花月痕》、令德堂与张之洞、牺盟会与国民师范等。

创作具有杏花岭区特色的文化产品，包括创作地域类文学、艺术作品，以立体展示杏花岭区的历史文化，达到传承、推介的效果。

杏花岭区，绝对是一座有待深入挖掘的历史文化富矿。

来源：晋说历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