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谁能想到，一本写给普通读者看的历史通史，会把孔子和山东的古老陶器扯到一起，还说出了“儒学是抄韩国的”这种话。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谁能想到，一本写给普通读者看的历史通史，会把孔子和山东的古老陶器扯到一起，还说出了“儒学是抄韩国的”这种话。

这事儿听着像个段子，可偏偏它出自韩国历史研究会的前会长、首尔大学的教授韩永愚。

说来挺意外的。

他是讲坛出身，不是那种靠热情撑着的“民科”。

出身正统——1938年生，首尔大学历史系毕业，拿了博士学位，还在哈佛任过客座教授。

当过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也主编过奎章阁的资料。

按说，这样的人该是最讲究史料、最在乎证据的。

可在他的《新编韩国通史》里，偏偏写了这么一段——说山东发现的熊掌形陶器，和古朝鲜的“熊图腾”一样，说明这是“阿斯达文明”的一部分。

再往下写，说孔子的儒学思想，不过是“有感于阿斯达族和古朝鲜人的道德”，然后“理论化”了一下。

这事儿怎么说呢，说轻了是牵强，说重了，简直是“学术包装下的神话”。

可问题不止在这儿。

那会儿，韩国社会正处于民族认同的强化期。

历史，不只是学术工具了，它成了一种身份确认的手段。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历史课本里就反复讲“我们是世界上最早的民族之一”“我们祖先曾统治整个东亚”，这可不是个别人的说法，而是教育系统里反复灌输的内容。

追根溯源，得提到一个人——申采浩。

他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在朝鲜沦为殖民地的背景下，提出了“创造古代辉煌历史”的主张。

他不是没意识到这些内容不真实，相反，他是主动虚构。

他在《总论》里就写过——历史有没有证据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唤醒民族意识。

他这一套，后来成了“在野史学”的源头。

虽然在韩国学界被认为不严谨，但影响力挺大。

尤其是到了互联网时代，这种讲法在民间传播更快了。

可韩永愚不属于“在野史学派”。

他是讲坛学者，是被认为“讲证据讲逻辑”的那类人。

他怎么也开始讲“儒学源于朝鲜人”了？

这问题，不光是学术路线偏不偏的问题。

背后，其实是边界在变。

以前，讲坛派和在野派界限分明。

一个靠学院和文献，一个靠想象和民族情绪。

但到了2000年以后，界限越来越模糊。

像韩永愚这样的人，也开始在著作里使用“在野”的表达方式，只不过换了个包装，看上去更像学术。

比如“阿斯达文明圈”这个说法。

他没有说“这是韩国的”，但他说山东、辽西、朝鲜半岛都是同一个文化圈。

他没有直接说“孔子学的是韩国人的道德”，但他写“阿斯达族的道德影响了孔子”。

他不直接碰红线，但话都说到了。

这时候，中国考古界也不是没发现山东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联系。

比如新石器时期的红山文化、辽西的陶器纹饰，确实有一些共通性。

但共通性不等于归属关系，更不代表孔子学的就是这些。

《论语》里讲仁义礼智，讲君子之道，讲“克己复礼”。

这些思想有它的土壤，是周礼体系下的产物。

孔子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鲁国，那时候的“阿斯达”是什么样子？没人知道。

唯一记载“阿斯达”的《三国遗事》成书于1289年，那已经是孔子去世一千七百多年后了。

而这本《新编韩国通史》在韩国卖了50多次版，还出了中、英、日、俄等多个语言版本。

韩永愚自己也没回避这些争议，他在书中说得很清楚——韩国人之所以比中国人更热爱儒家，是因为本来就是他们的生活哲学。

这段话的背后，是另一套逻辑：文化的归属，不看起源，看谁用得更好。

这种说法很有情绪感染力。

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听起来很提气。

但问题是，它绕开了最基本的证据链。

就像那块熊掌陶器，它确实存在，也确实出土于山东。

但它是不是“祭祀熊图腾”的？是不是“纪念檀君母亲”的？没人能证明。

广州出土过一枚熊首印章，也被拿来当成“纪念檀君”的证据。

可那是南越国的东西，和朝鲜半岛之间，隔着上千公里的山海。

这类例子不止一个。

还有人说，蚩尤是韩国人，朱元璋是韩国后裔，甚至说古韩国曾控制整个亚洲。

这些说法，在韩国被称为“民间历史”。

但当这些想法开始出现在正规通史中，就不是单纯的“民族自信”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是一种学术话语的转变。

传统历史学强调证据、时间、逻辑。

新民族主义历史学更看重认同、象征、情感。

两种路径，目标不同，工具也不同。

问题是，当后一种被前一种包装起来时，读者很难分清楚界限。

这不只是韩国的问题。

日本也有类似情况。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右翼学者开始主张“慰安妇没有强迫性”“南京大屠杀人数夸大”，改写历史课本，引发中韩强烈反应。

对比之下，韩国的方式是“向前推”，把历史拉得更长、文化说得更早，把自己放到“东亚文明的中心”。

说法不同，动机类似。

而这本《新编韩国通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受欢迎的。

从那以后，“阿斯达”一词被正式写进了韩国中学历史教材。

参考资料：

韩永愚，《新编韩国通史》，民音社，2004年

金容燮，《韩国历史学的形成与发展》，首尔大学出版社，1998年

申采浩，《朝鲜上古史》，东文出版社，1924年

崔文植主编，《韩国史纲》，延世大学出版社，2006年

刘建军，《朝鲜民族主义历史观的演变》，《世界历史》2012年第6期

来源：追寻五角之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