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7年10月31号，斯德哥尔摩那个音乐厅，金色的穹顶灯下面，28岁的杨振宁从瑞典国王手里接过了诺贝尔奖章，可就在这同一个时候，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大礼堂里头，杜聿明正跟一群‘同学’围着个收音机，当听到‘华人科学家杨振宁获奖’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愣住了，过了

1957年10月31号，斯德哥尔摩那个音乐厅，金色的穹顶灯下面，28岁的杨振宁从瑞典国王手里接过了诺贝尔奖章，可就在这同一个时候，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大礼堂里头，杜聿明正跟一群‘同学’围着个收音机，当听到‘华人科学家杨振宁获奖’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愣住了，过了好半天才问旁边的人，“这个杨振宁，是哪个杨家的？”，又过了三天，管理干部送来一封他女儿的亲笔信，他这才敢信，那个轰动了全世界的年轻人，居然是自己的大女婿。

这事儿得从1947年说起，上海龙华机场，杜致礼提着个皮箱准备上飞机，本来要跟她一起走的父亲杜聿明，被蒋介石一封急电给留在了南京，那个十八岁的姑娘就只能自己一个人飞去了纽约，转到卫斯理学院念书，两年后，她在普林斯顿一家叫‘茶园餐厅’的地方端盘子，穿着蓝布工服，手被开水烫得通红，那天下午，一个穿着呢子大衣的年轻人推门进来，用一股子西南联大的口音点了一份青椒肉丝，她一抬头，认出来了，这是当年联大数学系的助教杨振宁，在国外这么一碰上，以前那点师生情分就变了味道，1949年圣诞节，俩人在市政厅签了字结了婚，戒指是花了5美元买的二手白金圈，里头刻着‘Y&Y’，是杨振宁和杜致礼名字的缩写，也是‘双重幸运’的意思。

可对海峡那边的杜聿明来说，女儿的生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淮海战役被俘以后，他先是被秘密带到东北，后来又转到北京功德林，跟外面写信都得一层一层地审，1950年，他太太曹秀清带着六个孩子去了台湾，日子也不好过，津贴被克扣，人还被监视着，大女儿在美国结婚的消息，她还是从一张被剪掉半拉的《美洲华侨日报》上看到的，那张报纸被审查的人当成包装纸塞进了家属包裹，曹秀清就在那纸缝里看到了‘杨振宁’和‘杜致礼’并排的名字，眼泪一下子就把铅字给弄花了。

1956年，杨振宁跟李政道一起提出了‘宇称不守恒’，整个粒子物理学界都震动了，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马上就看明白了这张‘华人牌’的用处，他让中国的科学家代表团去瑞典祝贺，还特意安排代表团里的张文裕先去了一趟功德林，请杜聿明给女婿写封祝贺信，杜聿明在小屋子里铺开信纸，就写了两句话，‘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奖金，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杜聿明即草’，写完，他把信交给了管理员，心里还是不敢信，那个广播里人人称赞的天才，真的是自己那个素未谋面的女婿。

一直到1959年12月4号，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走出了功德林，被安排住进了北京崇文门外一栋灰色的小楼里，上面告诉他，可以跟海外的亲戚通信了，他第一时间就给女儿发了封电报，可电报先到了杨振宁手里，那时候杜致礼刚生下大儿子杨光诺，正在纽约郊区坐月子，杨振宁把电报念给妻子听，最后那句‘父甚念汝’，让她当场就哭出了声。

翁婿俩真正见上面，那得是1971年的夏天了，杨振宁带着夫人绕道巴黎飞到北京，飞机在南苑机场一落地，杜聿明和曹秀清早就在舷梯底下等着了，杜致礼老远就喊了一声‘爸’，杜聿明却先朝着女婿伸出了手，杨振宁犹豫了一下，叫了句‘杜先生’，周恩来在一旁听了哈哈大笑，“应该叫岳丈大人才对！”，他们四个人合了张影，照片里杜聿明穿着灰色的中山装，腰板挺得笔直，眼睛很有神，杨振宁身子微微侧着，像个学生一样谦虚，照片背面，杜聿明写了一行字，‘1971.7.28 于北京 初次相逢’，离他女儿出嫁，已经过去了整整22年。

从那以后，杨振宁每年都回国，每次回来都要陪岳父喝上一壶花茶，杜聿明喜欢聊抗战时候的事，讲到昆仑关那场血战，还会激动地站起来，用拐杖在地板上画战术图，杨振宁呢，就给他讲基本粒子，讲对称破缺，老头子听得有滋有味，可私底下跟别人说，‘我听不懂，但我知道他在给中国人争面子’，1981年杜聿明病重，杨振宁从美国赶回来，在病床前，老人已经说不出话了，就一个劲儿地拍女婿的手背，拍得通红，追悼会上，杨振宁以家属的身份献了花圈，挽联上写着，‘民族之光，家门之幸’，这八个字，算是给这段迟到了二十多年的翁婿情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收音机里那模糊不清的声音，到第一次握手，杜聿明和杨振宁的这段相认路，走了14年，这事儿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大时代里，一个个小人物的错位和重新缝合，战场和讲台，牢房和诺贝尔奖，敌对和血缘，最后都在那一句‘岳丈大人’里放下了，历史记住了杨振宁的诺贝尔奖，也记住了杜聿明的投降和特赦，却常常忘了那封只有两句话的贺信，那张信纸虽然短，却跨过了海峡，跨过了阵营，让一个父亲在战犯管理所的高墙里头，第一次感觉到了骄傲。

来源：音乐唱歌技巧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