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隐士作为中国历史上知识阶层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存在几乎与中华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相始终，其仕隐选择除受政治环境、时代风气以及个人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外，还与他们所生长的地域文化密不可分。两汉时期上承隐逸文化萌芽的先秦时期，下启隐逸文化走向成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

一、引言

隐士作为中国历史上知识阶层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存在几乎与中华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相始终，其仕隐选择除受政治环境、时代风气以及个人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外，还与他们所生长的地域文化密不可分。两汉时期上承隐逸文化萌芽的先秦时期，下启隐逸文化走向成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所出现的隐逸现象对隐逸文化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士人自先秦以来所尊奉的“道统”遭到“政统”的排斥和压抑，一些士人或出于内心对“道”的追求，或为避免“君威难测”给自己带来灾祸而选择避隐山林，隐逸不出。两汉之际王莽篡权，士人或因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或因“不事二姓”的坚守，“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隐逸高潮。东汉初期，社会“尊隐”“崇隐”之风大开。顺帝之后，政治走向衰落，外戚宦官交替专政，士人不愿与其同流合污，纷纷选择远离官场，隐居不仕，造就了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第二次隐逸高潮。

我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自然景观有着巨大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的人文特色，即班固所说的“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经过长期积累的历史传统和人文特色所形成的地域文化又深刻影响着成长于斯的文人学子——其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为人处世态度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不知不觉中均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

本文试图从两汉隐逸人物的籍贯入手，分析其所生长的地域与他们仕隐出处选择之间的关系：空间上，以《汉书》《后汉书》人物列传中记载的人物籍贯资料为基础，根据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录的成帝时刘向对全国地域所划分的九大地区所包括的范围，结合两汉隐逸人物分布的特点，将两汉疆域划分为齐鲁地区、三晋地区、关陇地区、巴蜀地区、吴楚地区、宋地、其他地区等，对两汉隐逸士人的地域分布状况进行分析；时间上，从西汉（西汉初期、西汉中后期、两汉之际）和东汉（东汉初期、东汉中后期）两个整体时期来分析不同阶段隐逸士人地域分布的变化特征及其地理、人文成因。

二、两汉隐逸士人籍贯分布区域

西汉时期不同阶段隐逸士人的地域分布主要集中在4个地区（图1）：齐鲁地区（刘向所划齐地、鲁地的全部范围，主要包括北海、平原、琅琊等郡，大体相当于今山东省）；三晋地区（刘向所分的韩赵魏三地所包含的区域，包括河内、太原、南阳等郡，其范围大体相当于今河南省中部、南部，河北省中南部，山西省全境）；关陇地区（刘向所分秦地的一部分，大体相当于今陕西、甘肃、宁夏一带，包括关中和陇右两大地区，关中地区即两汉所指京兆、扶风、冯翊三个郡辖范围，陇右地区则指陇山以西的天水、陇西、敦煌、武威等郡）；巴蜀地区（主要指四川盆地及其周围地区，包括两汉巴、蜀、广汉等郡，相当于今四川省、重庆市大部，贵州省北部等地区）。具体来说，西汉初期隐逸士人集中分布在齐鲁地区和三晋地区，西汉中后期则由东部转移到西部的关陇和巴蜀地区，两汉之际隐逸士人的分布仍集中于以上4个地区，但隐逸人数明显增加，其中地处中原的三晋、齐鲁地区人数最多，其内部的地域分布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如三晋地区太原、南阳两郡人数最多，分别为7人和5人，齐鲁地区北海郡人数最多（4人）。

图1 西汉时期隐逸士人地域分布特征

迨至东汉，“尊隐”“崇隐”风气盛行。与西汉相比，东汉时期的隐逸士人不仅数量上有了极大的增加，地域分布的集中性也更加明显（图2）。整体上，东汉时期隐逸士人集中分布于关陇地区、吴楚地区和三晋地区。具体而言，东汉初期隐逸士人主要分布于关陇地区的扶风、京兆两郡以及吴楚地区的汝南郡；东汉中后期则集中于三晋地区的南阳、陈留、颍川三郡，关陇地区的扶风郡，吴楚地区的汝南郡仍占据优势地位，除此之外，巴蜀地区的广汉郡，关陇地区的弘农郡等地也成为新的隐逸士人集中分布区。

图2 东汉时期隐逸士人地域分布特征

三、两汉隐逸士人地域分布的自然地理因素

自然地理条件是人类进行一切生产劳动和文化创造活动的物质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两汉时期，自然地理条件对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形成等，而这些因素对士人的仕隐选择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西汉时期

西汉时期隐逸士人集中分布在齐鲁、三晋、关陇和巴蜀地区，且各地区隐逸人数随时间推移都呈现增加的趋势。这些西汉隐逸士人集中分布的地区，在自然地理因素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1.自然条件的相似性。

这些地区都具有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相对发达的经济基础，它们大部分处于平原丘陵地带，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大，境内河流纵横、水源充足，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齐鲁地区地处黄河下游、华北平原东部，境内丘陵平原地带土壤深厚肥沃，洙水、泗水的流经为发展农业经济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西汉时已是“膏壤千里，宜桑麻”的农业发达之地。

三晋地区隐逸士人主要分布于河内（今河南省北部的焦作、济源、新乡西部）、太原（今山西省中部）和南阳（今河南省南部地区）三郡。西汉河内郡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太原郡位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腹地，自然条件优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南阳郡境内河流纵横，土地肥沃，西汉中后期水利灌溉系统的大量修建使得南阳地区经济得到开发。

关陇地区隐逸士人主要集中于关中地区（今陕西省中部关中平原）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郡，这里自然条件优越，与如今相比，气候更温暖、降水量更大、森林植被覆盖面积更广、物产更丰富，有“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之称。

巴蜀地区主要位于四川盆地，内部地形多样，自西向东可分为平原、丘陵、平行岭谷三种类型，既适于农耕也利于经济作物生长。自秦蜀守李冰修都江堰后，巴蜀地区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府之国”，两汉时更是“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的富庶之地。

2.自然条件的差异性。

由于地理位置、地形地势等因素的不同，这些地区及其内部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有着显著差异，进而影响着经济发展的程度和类型，影响着地域民风。

关中、河内地区位于黄河流域，农业开发较早。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河内郡先秦时已是“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之地。三晋地区的太原、南阳两郡以及巴蜀地区虽经济开发较晚，但矿产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手工业、商业发达，如西汉末年政府在南阳设置铁官，负责冶炼铁器，南阳郡的治所宛县成为当时国内的名都之一；巴蜀地区则“器械之饶，不可胜用”。

齐鲁地区又可分为齐、鲁两地，以泰山为分界线，“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自然地理条件有着一定的差异。齐地北濒大海，鱼盐资源丰富，南临泰沂山脉，矿产资源充裕，“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鱼盐、纺织等工商业也很发达。鲁地为内陆地区，与齐地相比，没有丰富的山林矿产资源，经济类型较为单一，“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从自然地理条件对齐鲁民风的影响来说，齐地毗邻大海，波澜壮阔、汹涌澎湃的海域特征造就了齐人阔达足智、灵活多变、敢于冒险、积极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而处于内陆、长期从事农耕生产的鲁人则比较保守封闭、创新性较差，即“故其民龊龊……俭啬，畏罪远邪”。

西汉时期，以上四个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农工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历史研究表明，这些地区在西汉时也是人口密集、学术文化发达的地区，如葛剑雄在《西汉人口地理》一书中指出，西汉元始二年，齐鲁地区、河内地区、关中平原、南阳盆地、成都平原都属于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百人以上的人口稠密地区，而处于汾水两岸的太原河谷平原也属于“人口相对稠密、密度在每平方公里二十人以上的地区”；卢云在《汉晋文化地理》中统计发现西汉学术文化发达地区主要分布在齐鲁周宋、河北西部地区、三辅地区、蜀郡周围地区、淮南吴越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优越、人口的密集、经济的繁荣、学术文化的发达增加了隐逸人物产生的基数，而这些因素所造就的不同地域性格、文化精神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士人的处世态度、行为方式以及人生价值取向。“中国士大夫与中国政治息息相关，他们不同的地域性格，必然演化为不同的政治行为与政治观念”，进而影响着士人知识分子与政治的亲疏远近。

（二）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隐逸士人主要分布于关陇地区的扶风、京兆和弘农郡，巴蜀地区的广汉郡，吴楚地区的汝南郡以及三晋地区的南阳、陈留、颍川三郡。由于弘农郡处于关中渭河平原东南部，其自然地理条件与三辅地区类似，巴蜀地区的广汉郡以及三晋地区的南阳郡在讨论西汉隐逸士人籍贯地域分布时都已叙述，故不再赘述。在此就东汉时期隐逸人物新的分布区域汝南、颍川、陈留三郡的自然地理条件进行分析。

汝南、颍川、陈留三郡毗邻，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河南省中部、南部以及安徽省西北部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三郡地处华北平原腹地、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适宜、雨热同期，土壤深厚肥沃，适合多种农作物的生长，汝、颖三大水系的流经为农业灌溉提供了便利。两汉时期政府在这三郡设立铁官、工官，大规模修建水利工程，引水灌溉，促使三郡成为农工商业较发达之地。

上述三晋地区的南阳、陈留、颍川三郡，关陇地区的弘农郡，巴蜀地区的广汉郡，吴楚地区的汝南郡自古以来就是沃野千里、资源丰富、经济较为发达之地。然而直至两汉之际或东汉以后才成为隐逸士人大量集中分布区域，究其原因，可能与其地学术文化发达程度等社会、人文因素相关。

四、两汉隐逸士人地域分布的社会文化因素

（一）西汉时期

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学术思想文化体系、民风习俗的地域差异，西汉时期隐逸士人的区域分布、隐逸类型有着显著的不同。

1.齐鲁地区。

齐鲁地区为西汉初期和两汉之际隐逸人物集中分布区域。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地的学术文化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鲁地出现了孔子创立的以“礼”“仁”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派，在孔子“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首开私人讲授之风的带动下，鲁人逐渐形成了“好学崇儒”“尚礼仪”的文化风气。西汉初年，这种风气在鲁地士人身上依然存在，如鲁地两个儒生不肯应叔孙通为汉高祖制礼仪的征召，认为“百年之德而后可举礼仪”，而叔孙通在西汉百废待兴之时就欲起礼乐的行为不合于古。这一方面反映了鲁地文化保守持旧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是儒家“奉天法古”、以三代先王之道为楷模思想在鲁地士人身上的体现。

战国时道家思想在齐地得到重大发展，“战国道家的重要一派——稷下黄老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就主要在齐国稷下学宫”，它促使齐地士人思想行为中蕴含着清静无为、恬淡自然的一面，成为齐地隐逸风气盛行的原因之一。西汉初年黄老道家思想在齐地仍较为盛行，如齐国丞相曹参以齐地隐逸士人盖公所主张的黄老清静之道治齐，说明黄老思想符合汉初齐地社会经济状况和思想观念。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清高之士纷纷弃官不仕以持守气节、完善人格。齐鲁士人更是追求人格的完美，不约而同地选择隐逸，“齐栗融客卿、北海禽庆子夏、苏章游卿…皆儒生，去官不仕于莽”。据统计，两汉之际隐逸人物籍贯明确的有61人，齐鲁地区占14人，仅次于三晋地区的15人，可见齐鲁文化中忠君、尚气节精神已成为西汉末年齐鲁士人身体力行的观念。此外，齐鲁文化中好学、讲礼仪的精神在两汉之际齐鲁地区隐逸人物身上也有所体现，如承宫“执苦数年，勤学不倦”、淳于恭“举动周旋，必由礼度”。

2.三晋地区。

西汉不同时期隐逸士人在三晋地区的分布地域不同，西汉初年主要集中于河内郡，西汉末年则主要集中于太原、南阳两郡。河内郡地属中原文化地带，因毗邻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区，较少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直至西汉时期“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刚强乖戾、讲究侠义之气的民风影响着其地士人，如西汉初年“义不受辱”的商山四皓因高祖“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非遇君主礼敬则绝不肯出山为仕。

与齐鲁地区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不同，战国时期三晋地区的太原郡法家文化最为发达，即“法家主要源于三晋”。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或本身即为三晋之人或主要活动于三晋地区，而这些学者虽归于法家，其思想却深受道家黄老之术影响，如申不害“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其本于黄老”、慎到“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因而道家思想也通过这些法家学者在三晋地区得到传播，至两汉之际仍未衰退。两汉之际太原地区的7个隐逸人物中，有5人都为屡征不至、终身未仕的“绝尘不返”者，观其绝意仕宦、以繁琐政事为累之行径，不难看出黄老道家思想对他们的影响。

南阳郡在西汉前期学术文化并不发达，中后期郑弘、召信臣相继为南阳太守后，皆笃行教化、移风易俗，南阳地区遂儒风渐被、人才辈出。两汉之际的南阳之所以成为三晋隐逸人物集中分布的地区之一，与西汉中后期以来南阳风俗的变迁密不可分。儒家文化的传播、读书为宦之路的开辟使得原本就深受法家积极进取文化传统影响的南阳士人孜孜不倦地读书习经、求学问道，而在这一过程中儒家尽忠尚义、恪守士节的思想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面对两汉之际王莽篡权、割据战乱的局面，秉持儒家“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信念的南阳士人，不愿折辱士节、所事非主，纷纷弃官不仕。积极进取的文化传统则又使得他们在光武复汉之后除一些士人年老病逝之外，都积极应召、回归仕途，故两汉之际南阳地区的士人隐逸类型多为先隐后仕或先仕后隐，并无终身不仕者。

3.关陇地区。

黄老学说在西汉前期被奉为西汉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统治阶级上层曾极力尊崇黄老之术，其后虽为儒家思想所取代，黄老学说却仍为关中地区显学之一，影响着其地士人的思想。西汉中后期关中之地隐逸人物盛行就与黄老思想在此的传播有着一定的联系。当时的关中隐士多为修道家黄老之术者，如安丘望之“少治《老子》经，恬静不求进宦……著《老子章句》……终身不仕，道家宗焉”，张仲蔚与“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隐身不仕”。

两汉之际关陇地区成为隐逸人物集中分布区域的原因则与其所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关中为莽新政权统治中心区域所在，地缘位置的相近使得这一地区的士人为王莽征召的主要对象。为坚守“不事二姓”的忠君观念、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高尚的气节，关中士人纷纷隐迹遁身以逃避征召，李邵公“王莽时辟地河西”、杨宝“居摄二年，与两龚、蒋诩俱征，遂遁逃，不知所处”。其后赤眉军、更始政权等西汉末年割据势力在关中地区的争夺以及隗嚣在陇右的割据统治，造成关陇地区动荡不安，成为关陇士人选择隐逸的又一原因。

4.巴蜀地区。

巴蜀位于西南地区，由于盆地地形的封闭性特征以及对外交通的不便，先秦时期与中原交流较少，文化发展较为落后，活跃于中原地区的儒家学说并未远播其地，“古代巴蜀的学术空气中最为浓烈的是道家与神仙传说”。其地士人精敏聪颖，民风敦厚质直、鲁钝朴素且好义勇武。西汉景武年间，蜀郡太守文翁推行一系列文教措施，使得儒学在巴蜀地区得到传播，学术文化迅速发展起来。然而西汉中后期的巴蜀士人虽读经学儒，但自先秦以来的道家思想文化传统仍影响着士人的行事作风。这时的巴蜀隐士全为终身不仕者，或好学读经却不为章句，李弘“少读五经，不为章句”；或研究《周易》、老庄学说，如落下闳通《周易》、晓天文；或精于卜筮之道，如严君平则明占卜之术，“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大多为典型的道家型隐士。两汉之际的巴蜀士人选择隐逸则更多地与其地忠义慷直、无惧生死的民风相关。面对王莽谋权篡位的不忠行为，巴蜀士人不仅去官不仕，甚至以死明志。章明在王莽篡位后，“叹曰：‘不以一身事二主’遂自杀”；侯刚见莽篡位也表示“吾宁死之，不忍事非主”。

（二）东汉时期

东汉隐逸士人的集中分布区与当时文化发达区域相一致，在以儒家经学为主流的文化背景下，学术思想、士人风气的地域性差异虽相对减弱，却仍影响着其地士人的仕隐选择。

1.关陇地区。

东汉时期关陇地区仍为学术文化发达地区之一。自东汉建立之后，两汉之际遭遇严重破坏的关中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加之西汉以来集聚于三辅地区的世家豪族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形成“好礼文”的传统，使得三辅地区的文化继续在全国保持优势地位，并向周围弘农、汉中等郡扩散。“时三辅多士”“三辅饶俊异”成为后人在论及三辅地区时的共识。而在其地“好高尚义，贵于名行”的士风下，产生了一批不愿出仕为宦的隐逸士人。这些隐士大多注重名声、崇尚高节义行，梁鸿“尚节介……仰慕前世高士”，井丹“性清高，未尝修刺候人”。

与东汉崇儒习经风气的盛行相一致，这一时期关中地区学术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主，官僚士人多诵习今古文经学。由于东汉时期古文经学未被立为官学且对研习者的学识素养和文字学基础要求较高，故研究古文经学的士人大多为无心仕途、醉心学术之人，如古文经学家马融的老师挚恂即“明《礼》、《易》，治五经，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属文……隐于南山之阴”。此外，东汉关中地区的弘农杨氏家族中出现了连续五代都曾有过隐逸不仕经历的现象，杨宝终身不仕，杨震、杨秉、杨赐、杨彪皆为先隐后仕者。这种家族化隐逸现象出现的原因，除“杨宝先辈杨恽以悲剧告终的政治生涯，所造成的家族性群体心理应是影响弘农杨氏后人入仕观的一大原因”外，与其所处关中地区多隐逸之士的风气可能也有着一定的联系。

2.巴蜀地区。

东汉时期的巴蜀地区依然保持着文化发达区域的优势地位。除西汉以来就处于文化比较发达地位的蜀郡以外，蜀郡邻近区域广汉、犍为两郡的文化也得以发展，“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土地沃美，人士俊义，一州称望”，尤其广汉地区不仅“有多士多名士”，还出现了大量士人隐逸不仕的现象。

据袁庭栋的《巴蜀文化志》考察，“汉代的巴蜀学术的主线仍是沿袭古代巴蜀道家文化的传统……中原正统儒学是到三国时才较完整地传入蜀中的”；卢云先生在《汉晋文化地理》中也讲到，东汉时期“经学在巴蜀地区占据了学术文化的主要部分……黄老尚有一定的发展”。两位学者虽然对东汉时期巴蜀地区学术文化的主流思想有不同看法，但都承认黄老思想在巴蜀地区学术文化中尚有一席之地，这与东汉时期广汉士人的大量隐逸想必存在联系。

据笔者对东汉广汉郡隐逸士人的统计发现，8个广汉隐士中，任安、段翳、冯颢3人曾为修黄老术的学者杨厚的学生，杨厚以黄老授于诸生，故这几人的仕隐选择可能受其所习黄老之学有关。此外，景鸾、任安、段翳、冯颢、杨厚、董扶六人都为明《易经》、晓图谶之人，而《易经》又被后人视为“隐逸思想之宗主”，其蕴含的隐逸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着士人的出处进退。

3.汝颖、南阳、陈留文化区。

汝南、颍川、南阳、陈留四郡地理位置毗邻，地辖今河南省大部分地区，都属中原腹地。西汉时期这一地区虽经济发达，学术文化却仍较落后，四郡民风都有着任侠剽悍、“难动以非，易感以义”、好结朋党的特点。东汉时，四郡地近京师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其地士人求学问道、交游仕宦提供了便利，加之西汉中后期以来历任地方官兴办学校、教化吏民、好才礼士，使得四郡原有风气为之一变，汝颖、南阳、陈留地区士人遂欣欣向学，研习经典、皓首穷经蔚然成风，产生了大量政治、文化等各类人才。从卢云先生的统计来看，东汉时南阳、颍川、汝南、陈留四郡文化最发达，已成为当时的文化重心所在。毗邻的地理位置、相近的民风、同为文化发达区的优势使得四郡士人交流密切，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圈。

东汉中后期汝、颖、南、陈四郡成为党锢之祸的发源地，四郡士人也成为党人的核心和中坚。在两次惨痛的党锢之祸中，作为党锢中心区域的汝颖、南阳、陈留士人对于东汉政府黑暗腐败、无药可救的政治形势体会最深，心灰意冷的四郡士人遂遁隐乡里，不愿为官做吏，这一地区也成为东汉中后期隐逸士人人数最多的地区。这一地区之所以成为党锢之祸源地、隐逸士人集中分布区，离不开其地不畏权贵、重名尚节、不交非类士风的盛行，如李充“陈海内隐居怀道之士”，不合外戚邓陟之意，邓陟想以“啖肉”来打断他，“充抵肉于地，曰：‘说士犹甘于肉’！”，不畏得罪权贵；“不读非圣之书，不修贺问之好”的周燮在宗族劝其应征出仕时，明确表示不愿“以滑泥扬波，同其流矣”。

除此之外，东汉以来汝颖、南阳、陈留地区文化的发展，“好学”氛围的形成也成为四郡士人隐逸的原因之一，观四郡隐逸人物事迹，“专精诵读”“锐意经典”“耽思经书”之类的记述不绝于书，其修习的学术涉及方方面面。四郡隐士从对政治的关注转向对学术的钻研，对他们来说与其出仕“无道之世”、处于祸福难料的宦海漩涡，不如考究学问、教授著述。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隐逸士人集中分布在齐鲁、三晋、关陇、巴蜀以及吴楚等地区。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间接地为这些地区隐逸士人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在两汉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社会中，自然地理条件先天优厚的地区农工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隐逸士人的产生。从社会人文因素来说，西汉时期隐逸士人的区域分布、隐逸类型与自战国以来形成的学术思想文化体系、民风习俗的地域性差异相关：黄老道家思想盛行的地区通常为隐逸士人集中分布区，且多为终身不仕者，如齐鲁地区、巴蜀地区，而法儒两家思想盛行的三晋地区所出隐逸士人多为先隐后仕或先仕后隐者；民风好忠尚义、任侠慷慨之地则更易成为隐逸盛行区，如河内、巴蜀等郡。东汉时期隐逸士人的集中分布区域与当时文化发达区域相一致，选择隐逸的原因多与当地之士风、主流学术思想的影响相关。此外，靠近政治中心的地区在政治黑暗、改朝换代之际也往往成为隐士集中之地，如关中、汝颖、南阳、陈留文化区。（节选自《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来源：山房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