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是广东人的骄傲，也是中国留学第一人！被人尊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更是用一生的执着，为无数中国人推开“看世界”的窗，他就是容闳。

他是广东人的骄傲，也是中国留学第一人！被人尊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更是用一生的执着，为无数中国人推开“看世界”的窗，他就是容闳。

1828年，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那时的广东因靠海，虽比内陆更早接触西方商船，却没多少人敢真正走进“洋人的世界”。

而此时的西方国家，正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工厂早已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作坊，轰鸣的蒸汽机被广泛应用在生产的各个环节，从纺织、钢铁到采矿，生产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爆发式增长。

而当时的中国，还停留在“农耕社会”，主要是靠人力、牛力耕田种地，织布是纺车吱呀转、铁匠挥汗打铁的小手工作坊，既没有轰鸣的蒸汽机，更没有规模化的大工厂。

朝堂上，皇帝和官员们守着“天朝上国”的旧观念，对西方世界的变化充耳不闻；民间百姓大多困在“读圣贤书、考科举”的认知里，对大洋彼岸的工业变革一无所知。整个国家像被一层无形的屏障裹着，慢慢落在了时代后面。

在当时，学洋文、去海外被视作“离经叛道”，“读圣贤书、考科举”才是公认的正途。

容闳7岁那年，为了让孩子能混口饭吃，父母咬牙把他送进了澳门的马礼逊学堂。

这所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学校里，有位叫勃朗的校长，他不仅教学生英语、数学，更常常讲起海外的教育与西方国家的见闻。

他告诉学生，课堂上的学习不用死记硬背，学生能自由提问与辩论；国外的城市里，有跑起来比马车快得多的蒸汽机车，有靠蒸汽机驱动、能日夜不停织布的机器工厂……

这些容闳听都没听过的新鲜事，像一束光照进了他的心里，让他对大洋彼岸的世界生出了格外强烈的向往。

勃朗是个“懂教育、有格局”的人，更是一个有教育情怀、远见与包容心的好老师。

他从未把这些中国学生当作“外人”，反而格外看重他们的潜力——他知道，在封闭的环境里，这些孩子的天赋很容易被埋没，而西方的教育体系，或许能为他们打开另一扇门。

1846年，勃朗因健康原因要返回美国，临行前对台下的学生说：“我可以带几个愿意继续读书的孩子去美国”。

满教室的孩子都低着头，唯有19岁的容闳“腾”地站了起来：“我去！”没有人知道，这个少年的决定背后藏着多少勇气！

那时去美国要航行三个多月，船舱里挤满了人，食物是发霉的饼干，喝的是带着咸味的淡水，遇到风浪时，整艘船摇得人连胆汁都吐出来。

有人劝他“别傻了，去了说不定就回不来了”，可容闳只想着：“就算再难，我也想去勃朗老师说的西方国家去看一看”。

到了美国，容闳才算真正体会到“举目无亲”的艰难。

刚落地时，他连“谢谢”的英文都说得磕磕绊绊，上课根本听不懂老师讲的是什么，只能晚上抱着词典逐字查；别的同学穿着整齐的校服，他只有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连买文具都要精打细算。

可他骨子里带着广东人“不服输”的韧劲：别人休息时，他躲在图书馆啃书；有人嘲笑他“中国小子不行”，他不辩解，只把劲儿憋在心里，用一次次稳居前列的考试成绩，让质疑声渐渐消失。

后来，他竟凭着这股劲，考上了耶鲁大学。这所世界顶尖学府，第一次迎来了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学生，容闳也成为耶鲁大学1854届毕业生，也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中国毕业生。

在耶鲁的四年，容闳没少想家，却更深刻地体会到留学的价值。

他看到美国的火车穿梭在田野间，工厂里的蒸汽机带动机器转得飞快，学校里的孩子能自由选择想学的知识。这些景象让他彻底明白，留学不是简单学几句外语，更重要的是打开认知的边界，对个人而言，是突破认知局限、见识多元活法的钥匙；对国家来说，是打破落后困局、追赶世界脚步的希望！

这种全球化的视野，成了他后来推动中国留学事业的核心动力。

而独立应对学业压力、处理生活琐事的过程，也让他快速成长——从连沟通都困难的少年，变成了能从容规划人生、敢于为理想奔走的青年，在挑战中倒逼自己蜕变，在陌生环境里学会独立。

1854年，容闳带着满脑子的想法回到祖国，可现实却给了他一盆冷水。那时的中国，刚经历过鸦片战争的惨败，朝堂上的官员要么守着旧规矩不放，要么对西方知识嗤之以鼻。

他先后在广州、上海等地任职，始终不忘“教育救国”志向，多次向曾国藩、丁日昌等洋务派官员提议选派幼童留美，因时机不成熟、朝堂争议较大，计划长期未能落地。

他没有空想，而是先从实干开始：曾受曾国藩委托赴海外采购先进机器，参与江南制造总局的创办，还主动建议设立兵工学校，专门培养懂技术的人才；同时翻译《地文学》《契约论》等西方著作，把海外的科学知识与思想理念带回中国。

他四处奔走，从上海到南京，见了不少官员、名士，翻来覆去就说一件事：“派些孩子去美国读书吧！学个十年八年，回来就能给中国办事！”

他深知，留学不是“崇洋媚外”，而是为国家培养能“看懂世界、跟上世界”的人才——就像他自己，若没去美国，或许永远不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也提不出改变的方向。

可回应他的，大多是质疑和嘲笑：“让孩子去‘蛮夷之地’，岂不是忘了祖宗？”“西方的东西，能救中国？”没人支持，容闳就自己扛着。这一扛，就是二十多年。

直到1871年，洋务运动急需近代技术人才，容闳再次联合丁日昌向曾国藩进言。这才获清廷批准，计划正式启动。

清廷成立“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任命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负责具体事务。招生依旧艰难，最终从沿海开放地区（如广东、上海）筛选出首批30名10-16岁的幼童。

1872年8月，首批这30名孩子，在容闳的带领下，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

按照容闳的规划，孩子们没有被集中管理，而是分散住进了美国家庭——这些家庭大多是教师、医生或商人，愿意无偿接纳中国孩子，既是出于对容闳教育理念的认同，也带着对遥远东方的好奇。

刚到美国时，孩子们因语言不通只能靠手势交流，饮食也难以适应。但这些孩子骨子里藏着和容闳一样的韧劲，短短半年时间后，他们就基本能跟上美国学校的课程节奏。

容闳为孩子们规划了清晰的求学路径：先进入当地的小学、中学打基础，再根据兴趣和天赋，考入耶鲁、哈佛、麻省理工等顶尖学府，主修工程、矿务、军事、铁路等“能救中国”的实用学科。

他像父亲一样盯着孩子们的成长，专门请了中国教习，定期给孩子们补授《论语》《孟子》；怕他们受欺负，一次次跑到学校和校长沟通，为孩子争取平等的学习机会；甚至在孩子们生病时，连夜驱车几十里送去药品。

到1880年，已有超过50名幼童考入美国的大学，其中22人进入耶鲁，詹天佑、唐绍仪、梁敦彦等后来的栋梁之才，都在其中。

此后每年，清廷都会遴选30名少年渡洋深造，至1875年共派出四批，累计120名幼童赴美。

可就在孩子们的学业渐入佳境时，远在国内的保守派官员却开始发难。

1876年，正委员陈兰彬调任驻美公使后，多次向清廷上奏，称幼童“剪辫易服、信奉洋教”，甚至“忘弃孔孟之道，专务西学之皮毛”。在他看来，这些孩子不再是“大清的臣民”，反而成了“被洋化的异类”。

1881年，随着中美关于华工问题的外交摩擦升级，保守派借机再次施压，声称“留美幼童多染洋习，恐为心腹之患”。

最终，清廷不顾容闳的苦苦哀求，下旨召回全部留美幼童。

消息传到美国，孩子们和容闳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当时，詹天佑正在耶鲁攻读铁路工程专业，距离毕业仅剩一年；唐绍仪刚考入哥伦比亚大学，还没来得及适应大学生活；还有不少孩子正准备报考心仪的院校。

但皇命难违，1881年下半年，除了3人病逝、5人提前回国、2人拒不返华外，其余94名幼童分批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回到中国后，等待这些孩子的不是鲜花与掌声，而是保守派的猜忌与冷遇。

他们被集中关押在上海的客栈里，接受“思想审查”；有人因为剪过辫子，被官员斥责为“不忠不孝”；还有人因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被嘲讽为“假洋鬼子”。

但即便如此，这些经历过海外教育的少年，还是用自己的学识，成了近代中国各领域的“顶梁柱”。

有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有推动矿冶事业发展的吴仰曾，有维护国家主权的唐绍仪，有曾任清华学校首任校长的唐国安……

他们用从海外学到的知识，悄悄改变着中国落后的模样，也印证了容闳的远见——留学能为个人赋能，更能为国家的发展注入全新的动力。

1998年，容闳诞辰170周年，耶鲁大学所在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宣布，将9月22日（当年第一批中国幼童在美入学的日子）定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 。

容闳这一辈子，没当过大官，也没赚过多少钱，甚至到了晚年，还因支持变法被迫流亡海外。流亡期间，他看清改良之路的局限，转而坚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成为连接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的重要人物。

他留下的，是远比金钱和名誉更珍贵的东西：他打破了“中国人不能留学”的旧观念，推开了一扇让中国“向外看”的窗；他播下的留学种子，后来长成了参天大树。

从他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在留学中拓展视野、强化能力、明确方向，为祖国的变革与进步注入力量。而这也恰恰印证了：留学不是一条轻松的路，却是一条能让人突破局限、实现成长的路。

如今，当我们谈论留学、谈论中外文化交流时，不该忘了一百多年前，那位从广东香山走出去的少年，和那位带着教育理想远渡重洋的勃朗校长。

容闳是广东的骄傲，更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上，一段关于“开放”与“希望”的传奇。他为我们推开的那扇“看世界”的窗，至今仍在指引我们突破局限、拥抱更广阔的天地！

来源：小橄榄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