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杜贵晨 |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数理批评（上）

摘要：其在外国文学研究中最早成功的尝试当推苏文清、熊英两位学者合作的《的第三空间及其意义——兼论文学数理批评》和《“三生万物”与——兼论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①]两文,但两文除首倡定义拙说为一种“理论”外，主要是就数字

——世界小说“倚数”编撰的杰作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拙说“数理批评”是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提出、应用并正在向古今中外文学研究推广中的“中国制造”的一种文学理论。

其在外国文学研究中最早成功的尝试当推苏文清、熊英两位学者合作的《的第三空间及其意义——兼论文学数理批评》和《“三生万物”与——兼论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①]两文,但两文除首倡定义拙说为一种“理论”外，主要是就数字“三”在《哈利—波特》中的数理意义进行探讨，又已发表多年，至今未见有新的应用“数理批评”的外国文学研究文章出来，则在“始作俑者”的我未免感到有点儿寂寞，于是乃记起阅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②]（以下简称“《生命之轻》”）的有关印象来。

《生命之轻》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小说的代表作。

这部书初版于1984年，随即风靡世界，也早就是中国人特别是青年读者喜欢的外国文学名著之一，并陆续有了不少中国解读。其见仁见智，大都展现了某种中国智慧。笔者心仪之，然无心学步，但为销此寂寞，乃不避或遭郢书燕说之讥，以拙说文学“数理批评”之理论与方法，试揭其创作中“‘倚数’编撰”[③]的特点。

这是以杜撰之“中国制造”的文学理论研究外国文学的又一尝试，其欲贯通中西，上下求索，故不得不为长话而不便短说也[④]。

一、“七章”模式的实践与理论

《生命之轻》和米兰·昆德拉的几乎全部作品（除一部外）都由“七个部分”组成。对于这一笔者称之为“‘倚数’编撰”的特殊现象，依拙说“数理批评”论，可称之谓“七章”模式。

这也就是说，“七章”模式是指一部书或一篇文章的篇幅分为七个部分，或说以七个有内在联系的部或卷、章、回、节、则、段、篇等组织为一书或一文的现象。

“七章”模式在东、西方文学中是说不上普遍却往往使人亮眼的现象。例如中国古代有《管子》[⑤]《易传》[⑥]《孟子》[⑦]皆本“七篇”之数。

而以著名的枚乘《七发》、张衡《七辩》等为代表的“七体”，还曾是一种流行的文学体裁。

至于章回小说中，确实未见这种典型的结构，但是，正如当代著名水浒专家马幼垣先生所指出，《水浒传》“所叙诸事很整齐地分为七大部分：

（一）由书首至排座次、（二）招安、（三）征辽、（四）征田虎、（五）征王庆、（六）征方腊、（七）覆灭。”[⑧]从而也似可以看作聊胜于无的一种“七章模式”。

虽然具体有异，但“七章”模式在欧美也非罕见，例如粗考有中译本的就有法国居伊·德卡尔（Guy des Cars）的小说《七个女人》[⑨]和马塞尔·普鲁斯特分七部（卷）的《追忆似水年华》[⑩]，以及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虽分八部，但是全书女主角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自第一部至第七部即全部结束，从而第八部写列文和吉娣的爱情生活及列文进行的庄园改革的的结局，只是与安娜命运对照的余音[11]。

几乎同样而又有明显区别的情况也发生在俄罗斯另一位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的创作中。

这部杰作的主体虽然只有六卷，但它还有一个包括两节的“尾声”，所形式上也还可以说是“七个部分”[12]。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写布恩迪亚家族连续七代人的传奇故事，实际也是一部由“七个部分”联络而成的长篇小说。

甚至在文学批评著作中，也有美国耶鲁学派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家J.希利斯.米勒著《小说与重复》，虽全书共八章，但除第一章《重复的两种形式》外，以下七章各论一部英国小说，进而其书有一个副标题曰《七部英国小说》[13]。

笔者以为此副标题固为写实，但也不排除作者或有对“七部”之数的特殊感受与寓意。

由此可见，自古及今，“七章”模式是世界文学中一个历史悠久的小传统，应该并且可立这样一个专名以利于文学批评的关注。

《小说与重复》

因此，《生命之轻》在1984年初版于他创作的高峰时期，那时即使他仍不了解或不熟悉中国文学有所谓“七体”传统，但他对于早成书于六十多年前的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成书于1907—1922年）分为“七部（卷）”的作法应该绝不陌生。

所以，昆德拉并不必对自己的作品除一部外都以“七部分”的构成表示惊讶，其能成为世界文学中运用“七章”模式的现代大师，实乃对这一文学传统自觉或不自觉的继承与发扬。

虽然如此，但自古及今中外应用“七章”模式的作家中，也只有昆德拉对应用“‘七章’模式”的感受与经验有过夫子自道。

他在《小说的艺术》中记下他曾与克里斯蒂安·萨尔蒙就这一特点的答问说：

萨：让我们来看看您小说的建筑图。几乎所有小说，除了一部，全是分成七个部分。

昆：写完《玩笑》的时候，我还根本没有理由因它具有七个部分而感到惊讶。接着我写了《生活在别处》。小说快写完了，当时它有六个部分。我并不满意。小说故事让我觉得平淡。

突然我想到要在小说中加上一个故事，是在主人公去世三年后发生的（也就是说超越了小说的时间）[14]。后来成了倒数第二部分，即第六部分《四十来岁的男人》。一下子，一切都完美了。[15]

他进而反思创作《生命之轻》时有意打破“七章”模式而终于不免数字“七”的“命定”说：

当我写《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我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打破这个命定的数字：七。

这部小说一直是按六部分来构思的。可第一部分一直让我觉得不成形。最后，我明白了这一部分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部分，就像是孪生的连体婴儿一样，要运用一种极为精细的外科手术，将它分为两个部分。

我把这些都讲出来是为了说明：（有七个部分）不是出于我对什么神奇数字的迷信，也不是出于理性的计算，而是一种来自深层的、无意识的、无法理解的必然要求，一种形式上的原型，我没有办法避免。我的小说是建立在数字七基础上的同样结构的不同变异。[16]

书中讨论到“七章”模式的内容不止上述（参见本文以下《其“倚数”编撰溯源》部分论音乐），仅从上引可以看到的是：

第一，昆德拉虽至其创作高峰期的1979——1985年间才在克里斯蒂安·萨尔蒙的问询下正式认可其创作“几乎所有小说，除了一部，全是分成七个部分”的特征，但他却是第一位现身说法探讨“七章”模式的重要作家。

相对于东、西方文学界至今未见有对这一现象的重视与探讨，昆德拉是西方文学作为“七章”模式的实践者之一，又是唯一的理论家。

第二，在昆德拉看来，《生命之轻》等的“结构”之数“七”似“命定的数字”，而又不是出于“迷信”和“计算”之说，是对“七章”模式的溯源，其归结为“而是一种来自深层的、无意识的、无法理解的必然要求，一种形式上的原型”以及“我没有办法避免”的体认，指出了“七章”模式探源的心理学、人类学方向，有一定深度和价值。

第三，昆德拉说“我的小说是建立在数字七基础上的同样结构的不同变异”，确认了数字“七”是《生命之轻》等昆德拉作品“结构”的“达芬奇密码”，是解读其书“结构”以至思想与艺术重要入手处，然而至今未见研究者有足够的注意。

第四，昆德拉对自己包括《生命之轻》在内的“建立在数字七基础上的同样结构的不同变异”的“七章”模式充满自豪。

除了同意批评家称之为“几何结构”外，又自称为“建筑图”，还进一步解释为是一种“数学秩序”“数学结构”。

由此可见《生命之轻》是昆德拉的创作是“建立在数字七基础上”的各种“数”度的集合，从而与中国文学共同证明“‘倚数’编撰”是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之一，从而加强了拙说“数理批评”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第五，昆德拉自认《生命之轻》等为“几何结构”“建筑图”“数学秩序”“数学结构”的“‘倚数’编撰”特点，使《生命之轻》的“数理批评”，既要重视其以“数字七基础上的同样结构”为基础，也不可忽略其与“七”相关诸数运用形成“结构”的“不同变异”，全方位有系统地揭示其“数学”之“秩序”“结构”和“建筑图”的特点。

这应该是昆德拉所期待的，而由本节引出以下必须阐释的内容。

《小说的艺术》（捷克）米兰 · 昆德拉著

二、“七子”模式、“搭扣”与平行对称

《生命之轻》中与布局谋篇的“七章”模式相应的是“七子”模式。“七子”模式指小说叙事中以七个人物为组合的人物配置，也是拙说“数理批评”设用的概念之一[17]。

这种人物配置模式的作品或作品中的这种人物配置模式，在古今中外文学中并不少见，有显而易见的，如中国神话传说的“七仙女”，小说《水浒传》写“七星聚义”、《西游记》写“七大圣”“七小圣”“七个蜘蛛精”等；

外国文学中有荷兰作家基维的长篇小说《七兄弟》、阿塞拜疆作家尼扎米的长诗《七美女》，以及《生命之轻》中写“一棵孤零零的大树的枝桠上坐着七名摄影师……像一群大个的乌鸦”[18]，虽然并未展开，但是也属于七个人物的组合。

当然也有深藏不露的，中国文学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在颍川的朋友七人（诸葛亮、司马徽、庞统、崔州平、颍川石广元、孟公威、徐元直）[19]，写诸葛亮“舌战群儒”七人（张昭、虞翻、步骘、薛综、陆绩、严峻、程德枢）[20]，曹操陈留起兵最初聚集的有七人（曹操、曹仁、曹洪、李典、乐进、夏侯惇、夏侯渊）[21]等等。

外国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名作《挪威的森林》并无声明，却实际也是写了七个主要人物（渡边、直子、绿子、永泽、木月、初美和“敢死队”）。

《生命之轻》也正是有这种深藏不露“七子”模式的应用，而且其在欧美文学中有可以追溯的蓝本。

《生命之轻》写有名有姓并有一定描写的人物约有二十个左右，但按直接展现以性爱婚姻关系为中心的人生“轻与重”[22]“灵与肉”（第45页）矛盾之“永恒轮回”（第3页）的主题说，其核心与次核心人物实际是两个“三角”关系：

一是托马斯与特丽莎、萨丽娜之间的“三角”关系，和那位与特蕾莎发生了性关系的工程师。（托马斯已经离婚的“第一个妻子”几无具体描写应当不计）；

二是与托马斯形成对称的弗兰茨及其妻子玛丽-克洛德，与弗兰茨在柬埔寨遇到的“那个……女大学生”（第268页），也就是那个在弗兰茨的葬礼“人群后面……蜷缩着……的女孩子”（第332页）的“三角”关系。

如此看来，则在以托马斯为中心并以弗兰茨为对比的男主角叙事系统中，《生命之轻》的核心与次核心圈人物实际就是七个人：托马斯、特丽莎、萨丽娜、工程师、弗兰茨、玛丽-克洛德、女大学生。

这七个人的关系构成了全书叙事的主体骨架，图示如下：

托马斯————————特蕾莎

↓ ↓

萨比娜工程师

↓

弗兰茨————————克洛德

↓

女大学生

因此，一旦确认《生命之轻》以“永恒轮回”写人生“轻与重”“灵与肉”矛盾之性爱婚姻的主题，则从其叙事写人理出的人物关系，就主要是这七个人，故能比照拙说数理批评，以其为《生命之轻》叙事中一个深藏不露的“七子”模式。

《生命之轻》以性爱婚姻的主题的“七子”模式有异于中国传统的鲜明特点：一是其以两相对比的“三角”性爱为核心共七位男女性组合，二是其中包含多个彼此相借的“三角”关系。

这在中国文学中是除《肉蒲团》偶或似之以外从未见过的现象。

《生命之轻》的“七子”模式包含的“三角”关系有五：即（1）托马斯与特丽莎、萨比娜，（2）托马斯、萨比娜与弗兰茨，（3）托马斯与特蕾莎、工程师，（4）弗兰茨、克洛德与萨比娜，（5）弗兰茨、克洛德与“女大学生”。

这五个“三角”的关联，则是以（1）为主和以（5）为次两个“三角”平行世界的对称，而以三角（2）为（1）与（5）主、次三角之间的联络，而作为（2）与（4）三角的“共享”人物萨比娜，则是（1）与（5）进而全部“三角”之间最重要的联系，也就是“七子”模式的关键。

《挪威的森林》

按昆德拉的理论，萨比娜作为“七子”模式的关键，是一“搭扣”性人物。

他在《小说的艺术》中接着上引“写完《玩笑》的时候”一段话稍后述论说：

《好笑的爱》开始是十个短篇。当我最后汇成一册时，去掉了三个；整体就变得非常一致，以至于它已经预示了《笑忘录》的结构：同样的主题（特别是“捉弄”主题）将七段叙述联成一个整体，其中第四与第六段叙述被同一个主人公的“搭扣”联在了一起：哈威尔医生。在《笑忘录》中，第四与第六部分也被同一人物联在一起：塔米娜。[23]

虽然《生命之轻》与《好笑的爱》和《笑忘录》设置“搭扣”的具体作法必然有异，但由此及彼，《生命之轻》中由（2）与（4）三角中“共享”之一角的萨比娜，是起有如《笑忘录》中哈威尔医生、塔米娜那种“搭扣”作用的人物，仍具有鲜明的辨识度。

有所不同的是作为独立的艺术形象，萨比娜整体上更高于哈威尔医生和塔米娜：她自《第一部》出现以后，一直以游移于托马斯和弗兰茨之间共同情人的身份，在起到不可或缺的“搭扣”作用同时，也作为一位个性独立的女画家形象而与其他女性——主要是特蕾莎和克洛德——形成鲜明对照。

叙事文学中与中心和次中心人物相比似乎“搭扣”式人物的设置与描写，中国小说、戏曲中自古有之，如《三国演义》中“（徐）元直走马荐诸葛”中的元直即徐庶、《西厢记》中在张生、莺莺与老夫人间的奔走说合的红娘等，都一时或多次起到类似“搭扣”的作用。

但毕竟《生命之轻》中萨比娜的形象与徐庶、红娘的作用似相近而实甚远，更没有根据说《生命之轻》与中国古典小说、戏曲有何直接的因缘。

因此，萨比娜形象作为“搭扣”人物进而《生命之轻》“七子”模式的渊源，还应向欧美文学传统中追寻。而且读者从《生命之轻》的阅读中不难感知，书中反复写及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宁娜》[24]，最有可能是《生命之轻》中“七子”模式的蓝本。

从文学传统的承衍看，很大程度上《生命之轻》的主题堪称《安娜·卡列宁娜》的演义，而其框架结构等，分别上论两书或摹本。

此论复杂，说来话长，而单说《安娜·卡列宁娜》写人物虽多达一百五十余个，但论其中心框架，则显见是以安娜与卡列宁为核心与以吉提与列文为次核心的两对夫妻之婚姻家庭命运对称的双线结构。

其故事大略始于安娜与丈夫卡列宁婚姻不合，而杜丽是安娜的嫂子和吉提的妹妹，安娜因哥哥司忒潘婚姻出轨与杜丽闹矛盾来莫斯科调解，与正在追求吉提的渥伦斯基一见倾心，渥伦斯基遂舍吉提而追求安娜并最终成为安娜的情人，而吉提则在地主列文的追求下与之结婚等等。

这一主、次核心“三角”的人物关系可图示如下：

杜丽————————司忒潘

↑

安娜————————卡列宁

↓

渥伦斯基

↓

吉提列文

如能肯定这个图示基本符合《安娜·卡列宁娜》中主要人物性爱婚姻关系之实际的话，那么以此与上列《生命之轻》“七子”模式的图示相对称，则可见《安娜·卡列宁娜》中心人物的配置早就是一个“七子”模式。

而即使可以杜丽与司忒潘一对夫妻有强扭入局的嫌疑，然而单从结构看，渥伦斯基作为与安娜与卡列宁和与吉提与列文构成的两个“三角”的“共享”人物，实际在安娜与吉提两对婚姻家庭的对称中所起正是《生命之轻》中萨比娜那样的“搭扣”作用。

《安娜 ·卡列宁娜》

如上比较与推论绝非随意撮合或生拉硬扯。这只要看《生命之轻》中反复出现《安娜·卡列宁娜》一书的意象与提示和托马斯、特蕾莎双双死于车祸有似于安娜的结局，以及特蕾莎的宠物狗名曰“卡列宁”，以“卡列宁的微笑”为第七部命名结束全书等，便不难相信，

由《生命之轻》逆推《安娜·卡列宁娜》的“七子”模式是《生命之轻》人物布置的渊源，当然也是《安娜·卡列宁娜》影响《生命之轻》人物形象的一个发现。

总之，“七子”模式也许并非托尔斯泰有意的设置，但至少客观上使读者可以作如是观，并进而认为言必称《安娜·卡列宁娜》的《生命之轻》的“七子”模式，很可能就是从对《安娜·卡列宁娜》的模仿化用而来。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生命之轻》与《安娜·卡列宁娜》后先承衍的各以“搭扣”相锁定的两个“七子”模式，各所包含的两对夫妻婚姻家庭的命运，似乎两个平行的不同世界的对比，大有中国《周易》“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意境。

而似又不谋而合的是，中国古代小说恰恰也有这种双线平行对称的结构样式，如《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二回后叙狄希陈前世晁夫人家行善修德与其今世受薛素姐等冤报的平行对照，《红楼梦》写甄、贾宝玉和《歧路灯》写谭绍闻与谭绍衣的对照等，根本上就都属于这种双线平行对称似二律背反的安排，也是“倚数”编撰的一种体现。

三、计时描写中的“七”

除了上述东、西方文学的传统之外，还应该看到以上两节所论与《生命之轻》结构攸关的数字“七”，实乃东、西方文化传统中最具神秘性的数字之一。

而《生命之轻》在欧美文化传统中的所承，显然是《圣经·创世纪》写神七天创造世界的信仰和以七天为一礼拜即一星期的生命轮回周律的影响。

因此，《生命之轻》自“永恒轮回是一种神秘的想法”说起，探讨人只有一次之生命的“轻与重”“灵与肉”等意义，反复咀嚼品味生命中爱的欢乐与欲的煎熬，抒写其哲思忧伤，故能在“七章”“七子”模式的大结构下，叙述描写中计时亦多用“七”或“星期”之数，尤多用于写托马斯与特蕾莎聚散、分合“七年之痒”[25]等等的计时：

1、大约是三个星期前，他（托马斯）在波希米亚的一个小镇上认识了特蕾莎，两人在一起差不多只待了个把钟头。她陪他去了火车站，陪他一起等车，直到他上了火车。

十来天后，她来布拉格看他。他们当天就做了爱。夜里，她发起烧，因为得了流感，在他家整整待了一星期。（第7页）

2、他（托马斯）觉得她（特蕾莎）是不想走的。况且，占领的最初七个日子，她是在一种兴奋的状态中度过的，简直像是某种幸福。（第30页）

3、他（托马斯）给在日内瓦的萨比娜打了多次电话。在俄国人入侵一个星期前，萨比娜碰巧到日内瓦办画展……（第33页）

4、他（托马斯）付了账，走出饭店，想在街上逛逛，满怀的忧郁渐渐地令他心醉。

他同特蕾莎已经生活了七个春秋，此刻他才发现，对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他们在一起生活时更加美好。（第35页）

5、他（托马斯）跟特蕾莎捆在一起生活了七年，七年里，他每走一步，她都在盯着。仿佛她在他的脚踝上套了铁球。（第36页）

6、他（托马斯）的同情心……在睡大觉，就像一个矿工劳累了一个星期之后，在星期天好好睡上一觉，以便星期一有力气再下井去干活。（第37页）

7、她（特蕾莎）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没有告诉母亲就上了火车。（第64页）

8、她（特蕾莎）对托马斯谈了母亲的病，并宣布她要离开一个星期去看望母亲。（第75页）

9、那七天里，特蕾莎在街头拍下了俄国军官和士兵种种不光彩的行径。（第83页）

10、是入侵的第七天，她（特蕾莎）在一家日报的编辑部里收听演说。（第91页）

11、她（特蕾莎）对他（托马斯）说：“我被活埋了，埋了很长时间了。你每个星期来看我一次。你敲一敲墓穴，我就出来。我满眼都是土。”（第270页）

虽然有关托马斯与特蕾莎的时间描写中也偶有用及其他数字，但是“七”或“星期”的应用的数量与频率绝对是最显著的存在。

其意义当然首在写实，但在“七章”“七子”模式和欧美以“七”为圣数的传统下，其除写实之外，大可以认为“七”或“星期”的反复运用也是对其书以“永恒轮回是一种神秘的想法”念念不忘的暗示。

《创世纪》

四、“坚持‘三’的原则”

东、西方宗教、政治与社会习俗都有重“三”的传统。中国的就不说了。西方如“三位一体”“三权分立”等等，都堪称“三”的伟大应用。

这在《生命之轻》的叙事写人中亦表现突出，甚至明确说“要坚持‘三’的原则”（见下引），自然是可有则有，甚至无所不在。以下类举之。

（一）叙事频率与时间：

1、为了确保“性友谊”永远不在爱的侵略面前让步，就算是去看老情人，他（托马斯）也要隔上好一阵子。他认为这种方式无懈可击，对朋友炫耀说：“要坚持‘三’的原则：

可以在短期内去会同一个女人，但绝不要超过三次；也可以常年去看同一个女人，但两次幽会间至少得相隔三周。”（第14页）

2、第三天，他（弗兰茨）去找门房……给房东打了电话，得知萨比娜在两天前已提出解约，并且照租约上订好的付清了后三个月的租金。（第140页）

3、在巴黎的第三年，她（萨比娜）收到一封寄自波希米亚的信。是托马斯的儿子写来的一封信。（第145页）

（二）记梦：

1、她（特蕾莎）的梦好似变奏的主题，或像一部电视连续剧的片段，反反复复。比如有一个梦经常做，那是个猫的梦……还有另一类梦，梦中她总是送死……第三类梦做的尽是她死后发生的事情。（第21—22页）

2、她（特蕾莎）始终交替做着三种梦：

第一种，老鼠猖獗，暗示了她活在这个世上经受的苦难；

第二种，展示的是变化多样的死法中她最终将被处决的景象；

第三种，讲述的是她在彼世的生活，羞辱在那里成为了一种永恒的状态。（第71页）

（三）叙人、事或物：

1、接下来的几天，他（弗兰茨）仍旧上门，希望碰上萨比娜。直到一次他看见房门开了，里面有三名穿着蓝色工装的男人在搬家具和油画，往停在房前的一辆搬家大卡车上装。（第140页）

2、排列成梯形状的三排长凳，女人们坐在上面，挤得一个挨着一个。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长着一张十分标致的脸蛋，坐在特蕾莎身边一个劲儿地出汗。（第161页）

3、然而一等他离开，一个索要第三杯伏特加的小个子秃头男人开口了：“夫人，您知道您无权向未成年人提供酒精饮料。”（第170页）

4、“特蕾莎太太，”大使用一种慈父般的口吻说道，“警察有多项职责。第一是传统的职责……第二是威慑的职责……第三项职责是制造能加罪于我们的情形。”（第194页）

5、特蕾莎心里只琢磨着一件事：工程师肯定是警察派到她身边来的……因为那个男孩，警察才找她的碴儿，才有工程师出来为她抱不平。他们三个合伙演了一场精心准备好的戏。那个男人对她表示同情，任务就是引诱她。（第195页）

6、离开她时……他(托马斯)终于得到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公式：一、笨拙伴着热情；二、失去平衡而跌倒的人的惶恐的脸；三、两腿高举，恰如士兵面对挥舞的武器举起投降的双臂。（第245—246页）

7、三个人都笑了……谈起捷克其他画家、哲学家、作家如今在干什么。俄国入侵之后，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剥夺了工作，成了擦洗玻璃的、看停车场的、门房守夜的、给公共建筑烧锅炉的，最好的是开出租车的，因为这还需要门路。（第253页）

8、也许还存在着另一个星球，在那里人可以第三次来到世上，带着前两次活过的人生经验。（第267页）

9、此刻，三人正在一起用晚餐，老妇人称萨比娜为“我可爱的女儿！”（第305页）

10、翻译对着喇叭第三次喊话。（第323页）

11、这一权利（指“杀死一只鹿或一头母牛的权利”）在我们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自认为是最高级的动物。但是，只要出现一个第三者加入该游戏，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第344页）

12、可是今天，它（卡列宁）步履艰难，用三只脚跳着走，另一条腿上的伤口还在流血。（第345页）

13、（卡列宁）用三只脚瘸着走过去，让他们给它戴上了项圈。……他们在盼着卡列宁微笑的那一刻。然而它没有笑，只是往前走着，而且是用三只脚。（第352页）

14、卡列宁现在只能用三只脚走路，呆在一个角落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第360页）

15、飞机终于降落了……他们始终相互搂着，站在舷梯高高的台阶上。只见下面有三个戴着风帽、持枪的男人。（第366页）

16、小伙子……端起第三杯李子酒，说：“要是梅菲斯突感到伤心的话，我们就带它一起去，这样，我们就有两头猪了！见来了两头猪，哪个女人都会乐得前仰后合的！”说完，他一阵大笑，走开了。（第37页）

《罗贯中与》

（四）未标明“三”而实以“三”为度数的，如：

1、得给它起个名字。托马斯想别人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特蕾莎的狗，他想起，当初她不打招呼来到布拉格时，腋下夹着一本书。他于是提出那狗就叫托尔斯泰吧。

“不能叫托尔斯泰，因为这是个小丫头，”特蕾莎反驳说，“倒可以叫它安娜·卡列宁娜。”

“不能叫它安娜·卡列宁娜，一个女人的嘴，根本不会长得这么滑稽。”托马斯说，“不如叫卡列宁。对，卡列宁。这正是我原来一直想象的。”（第28页）

这是经三次的选择才为“特蕾莎的狗”取名“卡列定”。

2、他整个儿陷入了怪圈：刚出门去见情妇，马上就没了欲望，可一天没见情人，他会立即打电话约会。（第25页）

这是写托马斯对特蕾莎在“灵与肉”之间进退维谷如飞去来“怪圈”般的无奈，具体说在他的感觉中，“他已是毫无出路：在情妇们眼里，他带着对特蕾莎之爱的罪恶烙印，而在特蕾莎眼中，他又烙着同情人幽会放浪的罪恶之印”。（第25页）

正如上已述及并从引例中也偶尔可见，《生命之轻》没有也不可能事必为“三”，但是，很明显，作者既已声明“要坚持‘三’的原则”，则有如上林林总总以“三”为断的叙述与描写，无疑是阅读与研究中应该特别注意到的一个“倚数”现象。

至于昆德拉如此作法受到了古老重“三”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也要看到这在欧美文学中不是罕见的现象。例如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中“神父每晚都会和警察局的巡逻官下三盘象棋”[26]69，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曾三次写到桑提亚哥梦，尤其是沙滩上的“狮子”[27]217，等等。

至于昆德拉是仅仅继承了这些传统，还是另有其他的考虑？或者也“是一种来自深层的、无意识的、无法理解的必然要求，一种形式上的原型”，则不得而知。

《象棋的故事》

五、“三”的倍数

应该与“要坚持‘三’的原则”有关，《生命之轻》的“倚数”编撰也多用到“六”“九”等“三”的倍数。

（一）有关“六”的：

1、事实确实如此：兴奋的日子只持续了占领后的头七天……就在这些日子里，俄国人强迫那帮被劫持的捷克政要妥协，在莫斯科签了协议。

杜布切克带着这份妥协的协议，回到布拉格，并在电台发表了讲话。六天的监禁竟把他折磨得不成人样，连话都讲不出来，结结巴巴，不停地喘气，连一个句子都讲不完整，一停就差不多有半分钟。（第31页）

2、七年前，在特蕾莎居住的城市医院里，偶然发现了一起疑难的脑膜炎，请托马斯所在的科主任赶去急诊。但是，出于偶然，科主任犯了坐骨神经痛病，动弹不得，于是便派托马斯代他到这家外省医院。

城里有五家旅馆，可是托马斯又出于偶然在特蕾莎打工的那家下榻。还是出于偶然，在乘火车回去前有一段时间，于是进了旅馆的酒吧。特蕾莎又偶然当班，偶然为托马斯所在的那桌客人提供服务。

恰是这六次偶然把托马斯推到了特蕾莎身边，好像是自然而然，没有任何东西在引导着他。……这个女人，这个绝对偶然的化身，现在就睡在他的身边，在睡梦中深深呼吸着。（第42—43页）

3、从苏黎世回到布拉格后，托马斯一想到他和特蕾莎的相遇是因为六次难以置信的偶然巧合，心里就不痛快。（第58页）

4、“真奇怪，您在六号。”她（特蕾莎）说……她想起她曾和父母一起住在布拉格，那时父母还没有离婚，他们的房子就是六号。但她回答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只能为她的机智而赞叹）：“您住六号房间，我六点下班。”（第60页）

5、他知道自己已经准备随时离开他幸福的家，准备随时离开与他梦中的年轻姑娘一起生活的天堂，他要背叛爱情的“es muss sein”跟着特蕾莎，跟着这个缘于六次滑稽的偶然的女人走。（第285页）

6、三天后，托马斯在兽医的协助下亲自为它动了手术……缝了六针的伤口。（第342页）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捷克）米兰 · 昆德拉著

（二）有关“一”与“六”的：

1、写特蕾莎梦中刑场上她“一”个人眼中的“六个”杀人与被杀者：

她看到那里有几个人。她走过去，越靠近，越是把脚步放慢。一共有六个人……她总算来到他们身边了。在这六个人当中，她肯定有三个和她因同样的原因而……另外三个显得宽容善良。其中一个手里拿着把枪。

看到特蕾莎，他微笑着做了个手势：“对，就是这里。”（第174—175页）

2、写“他们的真正的朋友”——“他们”作为“一”人与合作社主席一家五人一猪——实是说“他们”与合作社主席如六头“猪”似的一家人的联系：

合作社主席成了他们的真正的朋友。主席已结婚，有四个孩子，还有一头猪，却被当作狗来养着。猪的名字叫梅菲斯突，是全村的骄傲和开心宝。

它很听话，爱清洁，一身粉红色，迈着小步，活像那些穿着高跟鞋走路的大腿肚女人。（第341页）

（三）向特蕾莎的母亲求婚的“九个男人”：

1、特蕾莎的母亲……等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九个男人向她求婚。一个个跪倒在她的身边……向她求婚，九个人的膝盖都磨出了泡。

最终她选择了第九个……她心里在想着另外八个求婚的，觉得每个都比第九个强。（第50—51页）

值得注意的是，如上《生命之轻》叙事中各种涉及数字“六”“九”的人或事多非吉祥，更无一如意之事。显示《生命之轻》对数字“三”的位数“六”甚至“九”，都持似乎忌讳排斥的倾向，从而与这两个“数”有关的的描写，皆非圆满至乐之境，而与我国传统“六六大顺”“九九归一”有异，但与《金瓶梅》中“潘六儿（金莲）”“王六儿”“六娘”之皆含贬意之“六”色彩略相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