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牛灭绝，宇宙将不复存在，2023年，印度古吉拉特邦一名法官在审理一起因非法运牛导致两头黄牛死亡的案件时，宣称牛是慈悲的宝库，是拥有6.8亿圣地和3.3亿神灵的活星球。

大家好，厉叔这篇文章，主要阐述了为什么印度宪法明令禁止，且将牛信奉为神明的印度会成为牛肉出口大国。

如果牛灭绝，宇宙将不复存在，2023年，印度古吉拉特邦一名法官在审理一起因非法运牛导致两头黄牛死亡的案件时，宣称牛是慈悲的宝库，是拥有6.8亿圣地和3.3亿神灵的活星球。

他进一步宣称，牛粪可以隔绝核辐射，而牛尿更是被其形容为能包治百病的神物，最终依据该邦的动物保护法，两名嫌疑人以屠牛罪被判处终身监禁。

这类判决在印度并不稀奇，早在1950年，印度宪法第48条就已要求保护牛种并禁止屠宰。2014年莫迪上台后，该政策进一步加强。印度保护牛的文化传统早已深入人心，但令人惊讶的是，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2024年印度牛肉出口量达146万吨，成为全球牛肉出口第三大国，仅次于巴西和澳大利亚。

印度如何做到在严禁屠牛的同时成为牛肉出口大国？这背后是一条“薛定谔的法律”。由于印度是联邦制国家，各邦在执行宪法中“禁止屠牛”的规定上差别极大。从完全禁止任何牛类屠宰，到几乎允许一切牛类宰杀，各地政策不一。

在印度，牛本身也分等级，按社会地位主要有三种：瘤牛、黄牛、水牛。2024年印度牛肉产量预估为450万吨，其中超过80%来自水牛。因为水牛在印度教中并不具备神圣地位，所以不受到禁令保护，因为水牛成为主要屠宰对象，出口的146万吨主要销往越南、马来西亚、中东及非洲国家，其余约304万吨则为印度国内消费。

印度人是否吃牛肉，取决于其宗教信仰与社会阶层，印度教徒约占全国人口的80%，但在60.7%的牛肉消费者中，仅13.4%为穆斯林，2.3%为基督徒，其余多数为印度教低种姓与达利特群体。反之，中高种姓的印度教徒普遍有牛肉禁忌。圣雄甘地曾言，保护牛是印度教给世界的礼物，是印度教的核心真理。

然而，早期印度教的经典《离句吠陀》却描绘出另一幅图景，《离句吠陀》中有超过700处提到牛，大多用于宰杀与祭祀。祭司通过宰牛与神灵沟通，牛肉也供高种姓祭司、武士食用。

吠陀时代是雅利安人建立的混合型文明，初期以畜牧业为主，牛被广泛宰杀。随着农业技术发展，牛开始用于耕地，其经济价值上升。公元前7世纪起，饥荒与战争频发，吠陀神灵信仰开始动摇，佛教与耆那教应运而生，这两大宗教共同强调“不杀生”，对以祭祀为核心的婆罗门教构成挑战。

婆罗门教在竞争中被迫改教义，引入“不杀生”理念，以稳固统治地位。他们以三步方式实施改造：第一，废除动物献祭，推动素食主义；第二，神话化牛的神圣地位，通过《摩奴法典》《博伽梵往事》等典籍传播圣牛文化；第三，将牛也赋予种姓标签，将白色母牛神化为婆罗门的象征，而水牛则被降格为贱民对应物。

牛的神圣性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产物。在印度农业生态中，牛牛凭借其高奶产量、抗病能力、耐旱性、适应高温等特点，成为耕地主力。其后背特有脂肪器官调节体温，汗腺密度是水牛的2至3倍，蹄子宽大适合干旱地带耕作，日均耕作能力为3至5亩地。

而印度约70%的耕地为旱地，主要集中在西北和中部地区，这些正是屠牛禁令最严格的地区。牛牛的角色等于农民生存保障，一边是“神圣”，一边是“农具”，其双重身份让高种姓能够垄断农业资源。

尽管如此，牛依然会面临死亡，在印度，处理老弱病残牛的任务由达利特承担，他们拆骨、剥皮、分肉。那些快要腐烂的病牛肉不会进入高种姓的食谱，而是分配给低种姓人群。即便如此，这些劣质肉品在底层仍属“珍贵蛋白”，但高种姓却借此加强了牛肉与“卑贱”的联系。

在印度主流文化叙事中，“吃牛肉=不洁”成为种姓歧视的一部分，《往事书》中明确将吃牛肉的群体划入堕落类别，借以加固种姓体系的正当性。

13世纪起，印度被穆斯林与英国殖民统治长达700年，牛肉成为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民族象征。穆斯林统治者在古尔邦节大量宰牛，激起印度教徒反感，屡次引发宗教冲突。英国殖民时期，这种对立被进一步政治化。

1857年，英国军队引进涂有牛油与猪油的子弹，引发印度士兵反抗。85名拒绝使用子弹的印度士兵被判重刑，随后爆发大规模抗英起义。甘地后来将此起义视为“第一次独立战争”，并将保护牛肉的禁忌纳入民族主义叙事，视为对抗殖民的象征。

截止到2019年，印度拖拉机数量已经达到450万台，代替了大约30%的耕牛劳动力，奶牛则被产量更高的霍斯坦奶牛取代，本土牛牛竞争力逐渐丧失，追中被淘汰。

失去农耕和产奶功能的牛群只能接受被屠宰或者遗弃的结局，水牛因为不属于“神牛”的范围，所以合法屠宰，进入国内低种姓和穆斯林的市场，价格低廉的水牛肉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也十分畅销，黄牛与牛牛虽然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在非法屠宰场与黑市灰色链条中依旧被处理，黑市规模高达50亿美元。

在印度，牛即是神圣象征，也是经济单位，保护牛是为了政治合法性，屠宰则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公元前圣牛的文化，原本是婆罗门教借用佛教不杀生的理念来巩固自身统治权力的，1949年，印度宪法会议受到大约十万分请愿，迫使尼赫鲁将“保护牛”写进宪法，成为国家治理的一环。

此后，牛的神圣边界不断扩大，从牛牛延伸至黄牛，甚至近年连水牛也逐渐“被神圣化”。2014年大选期间，人民党以“投莫迪一票，为牛赢得生命”为口号，继续夯实圣牛叙事的政治价值。

回溯数千年，这场关于吃或不吃牛的论争，最终解释权始终掌握在少数高种姓之手。而牛，在这个权力系统中，从未真正作为一头“牛”存在。

厉叔认为，印度这种将牛即当作神明又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工具的行为属实是自相矛盾，你们觉着呢？

来源：厉建林医生通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