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北京城的发展史上，辽代(公元九一六---一二五年)和金代(公元一-五-一二三四年)是相当重要的过渡时期。由于辽金两代均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华北及东北的辽阔地区建立了称雄一时的统治政权，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蓟城的地位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北京城的发展史上，辽代(公元九一六---一二五年)和金代(公元一-五-一二三四年)是相当重要的过渡时期。由于辽金两代均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华北及东北的辽阔地区建立了称雄一时的统治政权，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蓟城的地位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蓟城已初具规模
这个时期，一方面是长安城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前期最大的政治中心的卓越地位一落千丈，另一方面偏在我国东北方的蓟城的地位，却一天天地变得重要起来。最初，辽代在这里建立了陪都，叫做南京，把它作为进攻中原以与北宋相对抗的据点。接着统治了小半个中国的金朝，又在这里建立了统治中心,命名中都，与南宋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其后，元代崛起漠北,进据中原，并在金中都城郊外兴建了大都城，大都城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政治地位,便完全确立起来。从此,北京城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就完全取代了长安、洛阳、汴梁等历史名城的地位,开始了它不同凡响的历史。
因此,辽的南京城和金的中都城,应该看作是古老的蓟城从北方的一个军事重镇走向全国政治中心的重要过渡。
辽代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
契丹人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原居于现今辽宁西北部西辽河上游西喇木伦河(当时叫做潢水)流域一带。
长期以来,契丹人与汉族人民往来密切,他们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与中原地区有频繁的接触和紧密的联系。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六二七-一六四九年)，唐王朝曾在契丹人居住的地区设置了松漠都督府和十个州，授予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以都督和刺史的名号，加强了唐王朝中央政府对契丹的政治联系。契丹这时在幽州也设有馆舍,经常派使节经过这里到长安通好。幽州作为各民族通商贸易的中心，经常有契丹人来往;还有一些不堪中原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奴役的汉族人民，从幽州逃亡到契丹地区。契丹和汉族之间长期的交往，对于契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契丹人长期过着以畜牧、狩猎为生的游牧生活。自从十世纪初(公元九〇七年)部落贵族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诸部并且用武力征服了突厥、吐谷浑、党项各部以后，契丹的势力逐渐强盛壮大起来。公元九一六年,耶律阿保机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称帝,正式建立契丹政权，成为我国北方一支强大的势力。又过了十年(公元九二六年)，契丹又灭了东邻的渤海国，“得地五千里，兵数十万”，实力更加雄厚。于是,契丹统治者开始举兵南下,叩打唐朝的门户,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幽州城。
这时，中原一带正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自从唐朝末年以黄巢为代表的农民大起义被镇压以后，反动的军阀武装和农民起义军中混入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叛徒乘机招兵买马，抢夺地盘，形成强大的割据势力，彼此之间不断进行战争。只就黄河流域来说，在短短五十年间，就有五个封建政权相继更迭,即后梁(九〇七--九二三)后唐(九二三--九三六)、后晋(九三六--九四七)、后汉(九四七-九五〇)、后周(九五一--九六○),史称“五代”。
当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政权时，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塘为了篡夺政权，不惜求援于契丹,因于公元九三六年夏上表契丹,以割地、纳贡、称臣为条件，且自称臣下，表示愿意以父礼奉事契丹统治者。并且约定消灭后唐政权，愿把以现今北京和大同为双中心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
契丹统治者对于石敬塘的卖国计划当然喜出望外。同年秋初，五万契丹骑兵入关支援石敬塘的叛军，在山西太原西北与后唐军队发生激战。唐兵在契丹骑兵与石敬塘叛军的合击下,终于溃败,一部分投降了契丹。于是石敬塘南下攻陷洛阳,灭了后唐,建立了后晋小朝廷。
石敬塘依靠契丹的军事力量爬上了儿皇帝的宝座以后，就把燕云十六州全部割让给契丹。燕云十六州在战略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十六州既失,整个华北无险可守,门户洞开，于是契丹骑兵的铁蹄便可向中原地区长驱直入了。
契丹政权在吞并了燕云十六州后，即改国号为辽，并在幽州城建立陪都(首都以外另建的国都)，因为这个陪都位于它所统辖的疆域南部,所以叫做南京,又称燕京。
契丹人为什么要在幽州城建立陪都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要利用这里有利的地理形势，作为向南进攻大平原的据点;另一方面还在于契丹占领了燕云十六州后，它的统治疆域大大扩展，而且新增拓的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饶，经济文化和生产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契丹本部，因此为了有利于统治广大汉族居住的地区，幽州城自然而然地成为辽在华北的政治中心。
辽代设有五个京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五京之中,以南京城规模最大。不过它基本上还是沿用唐代的幽州城址，只是把城墙重加修筑,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仅在城内西南部分修建了一个很小的宫城,也叫大内,城内宫殿也多半沿用前朝建筑。
但是,尽管如此,南京在当时整个北方仍然不失为一个人口稠密、市井繁华的城市。
据《辽史·地理志》记载，南京方圆三十六里，城墙高三丈,宽一丈五尺。城有八门:东为安东门、迎春门，南为开阳门、丹凤门,西为显西门、清晋门,北为通天门、拱辰门。
南京城内西南隅的宫城,外三门分别称为南端门、左掖门(后改称万春门)、右掖门(后改称千秋门)。西门称显西门，设而不开。东门称宣和门。
宫内正门为宣教门(后改称元和门)，内有元和、昭庆殿、嘉宁殿、临水殿、长春宫，以及供帝王游幸的球场、内果园和泛舟游览的湖泊。
辽代为了加强契丹政权的统治，施行契丹皇帝四时巡抚的“捺钵”制度,就是契丹皇帝在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季以到各地狩猎或者避寒暑的名义，召集臣僚商议军政大事，这种制度称作“四时捺钵”。南京城虽然不是契丹皇帝“四时捺钵”的固定地点，但在辽圣宗(公元九八三-一〇三一年)时，因对北宋王朝有军事行动，“春捺钵”(又称春水)和“夏捺钵”(又称坐夏纳凉)多在南京。
正因如此，南京城在当时发展为形势雄杰的城市，人口达三十万，其中包括多种民族，除了汉、契丹、奚、渤海等族以外，还有不少的女真族和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城中划分为二十六坊，街巷、坊市、廨舍、寺观，井然有序。城区北部为商业贸易中心，集中了来自各地的海陆百货。由于南京城与中原地区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市场上通行北宋钱币。宋朝发达的制瓷工艺也传播到了这里。一九七五年在北京门头沟区军庄公社龙泉务村发现了一处规模相当大的辽代窑址，南北长约三百米,东西宽约二百米,遗址内残留大量碎白瓷片,“细瓷胎质莹白坚致,釉色微微泛青,呈半透明状,器下有旧痕,近似定窑的制品。这说明当时南京城的制瓷工艺和生产规模均达到相当水平。此外,南京城同西域、西夏、蒙古等地也有频繁的商业往来。
隋唐以来普遍兴起的佛教，在辽代大为盛行。辽代统治者利用宗教来加强对各族人民的统治,相应地大兴宗教寺庙。南京城内外在这个时期兴建了不少规模宏丽、造型精巧的寺庙殿塔,其中有的建筑物历经数百年的兵燹战乱,依然保留至今。
现今北京城内广安门附近有座天宁寺，北魏时在这里初建光林寺,后代屡经重修,隋曰弘业寺，唐改天王寺。天宁寺是明朝重建后命名的。至于寺中砖塔则是辽代在旧塔址上建造的,是我国现存密檐式砖塔中比较典型的,也是北京现存古建筑中最古老的一个。只是个别细部在明清时重修过。这座古塔平面为八角形,共十三檐,总高五七·八米。塔身建于方形平台上,塔的最下部是须弥座,其上是具有斗拱、勾栏的平座和三层伸莲瓣,以承塔身。座身四面有券门和浮雕装饰,再向上就是十三层高的密檐,第一层出檐较远,其上十二层出檐深度逐层递减,使整个密檐轮廓呈现出丰满有力的“卷杀”,塔顶以宝珠形的“塔刹”结束，造型十分优美。可以设想这座砖塔初建之时,巍然耸立在南京城中，在市容上是极为壮观的。后来由于城址迁移,反而地处城垣之外了。
应该附带提到的是，距今北京城约一百五十公里的西南郊区——大房山的云居寺，是隋唐以来历代北方地区的佛教胜地。从隋代和尚静琬首创的雕刻石经的艰巨工程,历经唐以及辽、金、元、明、清各代，积累了大量石板经文，为研究佛教经典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其中辽代圣宗、兴宗、道宗时期所雕刻的石经四千多方，埋于云居寺西南角。此外,石经山山腰的藏经洞里，有上下两层石窟，除了隋唐时代和元代补刻的以外，保存了大量辽代的刻经。尤其贵重的是，辽代通理大师及其门人于一〇九三年(大安九年)埋在压胜塔下面的八千多块石经，至今保存得十分完好,这在国内也是不多见的。
辽建国后二十余年，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率军回到汴梁,夺取皇位，建立了北宋政权。北宋建国初期,前后经过了十六年才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初步统一了中原地区,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北宋王朝。
但是,位于北宋王朝北方的辽朝,一直是威胁中原的心腹之患。由于燕云十六州的丧失，使捍卫华北大平原北部的险塞尽失,契丹的骑兵经常南下,直抵黄河边上,虎视眈眈,并且沿途进行野蛮的掠夺，因此，北宋的统治者从宋太祖赵匡胤起,不止一次地企图北进,收复燕云十六州。
公元九七九年(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进兵河北，南京的形势十分紧张,在南京城外围的易州、涿州、顺州和蓟州均望风迎降,北上的宋军很快抵达南京城下,城中的人民闻讯纷纷响应。可是就在这胜败的关键时刻,由于宋军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加上经过长期战争,疲惫不堪,当辽将耶律斜轸从燕山关口南下增援时，两军在高梁河上遭遇，宋军终于全军溃败，北宋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图大略，终于化为泡影。这就是史书上所描写的高梁河之战。高梁河从今紫竹院的湖泊发源，流经当时南京城的东北郊外。这次战役的具体地点虽难确指,但总不出解放前的北京内城和西直门附近一带地方。
又过了七年,公元九八六年(雍熙三年),宋太宗分兵三路再度北进，又遭挫败。从此宋朝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打算，只在河北平原上与辽方对峙。宋军把河北中部原有一些河道水系加以疏浚，互相沟通起来，使西起今保定西北，东达今天津塘沽附近东西数百里的地带，遍开塘泺，筑堤蓄水,借以阻止辽军骑兵的任意驰骋和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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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辽朝统治者南侵中原的野心是无法遏止的。一零零四年九月,辽朝兵马直趋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县南)。当时宋朝君臣大敌当前,惊恐万状,纷纷商议迁都，只有以宰相寇准为首的主战派,坚决主张抗击辽军,并且要求宋真宗亲临前线,渡河迎敌。在举国一致的压力下,宋真宗勉强采纳了主战派的意见,同意亲自率兵出征,并渡河抵达澶州前线。但是宋朝的最高统治者一开始就畏惧敌人，对于宰相寇准所倚重的将领杨延昭等提出的乘辽朝大兵南下,后方空虚,直取南京城的计划不予采纳，把希望寄托在辽方自行撤军上。
正在这时，辽军由于孤军深入，沿途遭到各地人民的激烈抵抗,加上辽大将萧挞览中宋军伏弩身死，士气大挫,处境十分不利。于是辽宋双方开始议和，宋真宗答应每年向辽方输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作为辽军北撤的条件，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历史上把这次订约称为“澶渊之盟”。从此辽朝与北宋暂罢干戈,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来源：心如止水HJL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