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二婶那句“38万礼金，一分不能少”的话，像根钉子一样扎在我心里，但最后，我还是去了堂弟的婚礼，随的礼金不多不少，正好两千块。

那天，二婶那句“38万礼金，一分不能少”的话，像根钉子一样扎在我心里，但最后，我还是去了堂弟的婚礼，随的礼金不多不少，正好两千块。

从那天起，我跟二婶家像是隔了一道无形的墙。

整整三年，这道墙不倒，也不裂。我继续过着年薪八百万，却对所有人说月薪两千五的日子。我以为这道墙会永远立在那里，直到堂弟抱着他刚满月的孩子，带着一篮子土鸡蛋，站在了我家门口。

思绪拉回到三年前的那个夏天，一切，都源于二婶打来的那通电话。

第1章 月薪两千五的“穷亲戚”

“喂，是陈阳吧？”

电话那头，二婶刘桂花标志性的大嗓门，隔着听筒都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我正坐在陆家嘴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黄浦江上缓缓驶过的货轮，手里的咖啡还冒着热气。

“是我，二婶，有事吗？”我赶紧把姿态放低，声音调整到一种谦卑又略带疲惫的频道，这是我多年来应对亲戚盘问时练就的“标准模式”。

“有事！当然有事！天大的喜事！”二婶的语气里透着一股按捺不住的兴奋，“你堂弟，李伟，要结婚了！下个月十八号，日子都看好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还是挤出笑容，对着空气连声说：“好事啊，好事！恭喜恭喜！李伟也到年纪了，该成家了。”

“可不是嘛！”二婶的声调又高了八度，紧接着话锋一转，带着点试探的意味，“陈阳啊，你这几年在上海混得怎么样啊？上次听你爸说，你还在那个小公司干着？工资……涨了没？”

来了，这才是正题。

我揉了揉太阳穴，身体往舒适的人体工学椅里陷了陷，嘴上却开始熟练地“诉苦”：“嗨，二婶，别提了。上海这地方，看着风光，消费高得吓人。我们那种小破公司，半死不活的，老板不裁员就谢天谢地了，哪还敢想涨工资。就那样呗，一个月到手……两千五。”

这个数字，是我精心计算过的。它刚好能满足一个年轻人在上海“苟活”的最低标准，听起来真实可信，又能完美地打消所有亲戚向我借钱或索要好处的念头。

从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月薪八千开始，我就对我那些亲戚们报出了“两千五”这个数字。后来，我跳槽、创业、公司步入正轨，年薪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如今税后差不多八百万，但在亲戚们的认知里，我依旧是那个在上海拿着两千五月薪，勉强度日的“可怜娃”。

不是我天性凉薄，实在是小时候的经历让我心有余悸。

我们家在镇上，父亲是中学的物理老师，母亲是家庭主妇，家境普通。二叔家条件稍差些，二叔李建军在镇上的工厂当工人，二婶刘桂花没工作，嗓门大，爱攀比，尤其见不得我爸这个当老师的大伯哥比她家强。

小时候，我学习成绩好，是父亲的骄傲，也成了二婶眼里的“钉子”。每次家族聚会，她总要阴阳怪气地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哎哟，大哥就是厉害，养的儿子随你，会读书。不像我们家李伟，榆木疙瘩，就知道傻玩。以后陈阳出息了，可得拉扯你这不成器的弟弟一把啊！”

父亲总是憨厚地笑笑：“孩子们好就行，互相帮忙是应该的。”

这句话，在父亲看来是亲情间的客套，在二婶听来，却仿佛是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承诺。

我上了大学，她开始话里话外让我给李伟介绍“城里的门路”；我刚工作，她就暗示我应该把工资分点给“还在读书的弟弟”。我怕了，真的怕了。我怕我的努力，最后都变成了填不满的欲望黑洞。

于是，我给自己披上了一层“穷”的保护色。

“两千五？！”电话那头的二婶显然对这个答案很不满意，声音里透着一丝毫不掩饰的失望，“都这么多年了，还两千五？陈阳啊，你是不是不上进啊？你看看人家村东头老王家的儿子，跟你差不多大，在外面当包工头，去年都开宝马回来了！”

“是是是，二婶您说得对，我没出息。”我顺着她的话往下说，语气里满是“惭愧”。

“行了行了，不说你了，说正事。”二婶似乎也懒得再“教育”我，终于切入了核心，“你弟结婚，你这个当哥的，总得表示表示吧？”

“那肯定的，二婶，您放心，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一定包个大红包。”我心里盘算着，按我们老家的风俗，关系近的堂兄弟，随礼一两千块已经算是很体面了。

“红包？红包那才几个钱？”二婶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陈阳，我跟你说，这次不一样。你弟媳妇家是县城的，家里条件好，陪嫁都准备了一辆二十多万的车。我们家这要是太寒碜了，你弟以后在丈母娘家也抬不起头啊！”

我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二婶，您的意思是？”

“你弟看上了一套婚房，在县城，首付还差一点。你二叔和我这辈子没啥积蓄，都给他凑了。你爸妈那边，也表示会支持五万。我们想着，你这个当堂哥的，从小关系最好，现在又在大城市工作，见识广……”

二婶铺垫了半天，终于图穷匕见。

“陈阳啊，你弟结婚，你这个当哥的，别的我们也不多要，你就出个礼金，凑个吉利数，三十八万吧。”

“什么？”

我以为我听错了，下意识地从椅子上坐直了身体，窗外的江景瞬间失去了色彩。三十八万？她怎么敢开口的？一个自认为我月薪只有两千五的人，怎么能理直气壮地提出三十八万的礼金要求？

这已经不是狮子大开口了，这是把我当成印钞机了。

电话那头，二... Second Aunt Liu Guihua, seemingly oblivious to my shock, continued in a tone that suggested this was a completely reasonable request. "Thirtyeight thousand isn't much. It's for your brother's future, his happiness. When he's settled, he'll remember your kindness. We're family, after all. Helping each other is what we do."

Her voice droned on, but my mind was racing. A strange mix of anger and absurdity washed over me. For years, I had carefully constructed this persona of a struggling young man, precisely to avoid situations like this. I had endured their pitying glances, their unsolicited advice on how to be more "successful," and their constant comparisons to other people's children. I had accepted all of it as the price for peace.

And now, this.

It was as if my entire strategy had been a colossal joke. My "poverty" hadn't protected me; it had simply become an inconvenient detail they chose to ignore when they needed something.

“二婶，”我打断了她，声音有些干涩，“您是不是算错了？三十八万？不是三千八？”

“瞧你这孩子说的，三千八能干啥？买个床都不够！”二婶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不耐烦，“就是三十八万！一分不能少！你弟媳妇家那边看着呢，我们家不能丢这个脸。我知道你困难，一个月才两千五，但困难是暂时的嘛！你可以想办法啊，比如……问你那些同学借点？或者办个信用卡？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网上的贷款嘛，利息也不高……”

听到“网上贷款”这几个字，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冒了上来。

这已经不是在“请求”帮助了，这是在教我如何砸锅卖铁去满足她的虚荣心。为了她儿子的“面子”，她不惜让我背上几十万的债务。在她的逻辑里，我的未来、我的信用，都不及她儿子婚礼上的风光重要。

“二婶，我一个月工资两千五，不吃不喝也要存十几年才能存够三十八万。您让我去贷款？这钱以后谁来还？”我的声音冷了下来。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脑筋呢？以后你弟发达了，还能忘了你这个哥哥？再说了，我们是一家人，你的事不就是我们的事？我们还能看着你还不上钱不管你？”她话说得轻飘飘的，仿佛那三十八万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数字。

我深吸了一口气，强压下心头的怒火。跟二婶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她的世界里只有她自己的逻辑。

“二婶，这件事我办不到。三十八万，我拿不出来。李伟结婚，我会按照老家的规矩，包一个力所能及的红包，这是我的心意。但三十八万，您还是另想办法吧。”

我说完，准备挂断电话。

“陈阳！你敢！”电话那头的声音陡然尖利起来，“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是不是在上海待久了，心都变野了？忘了自己姓什么了？我告诉你，这件事没得商量！你爸当年可是亲口答应的，说等你出息了，一定要拉扯李伟！怎么，现在翅膀硬了，想不认账了？”

父亲当年那句客套话，竟然成了她手中的令箭。

我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这种亲情绑架，就像一张无形的网，让人窒息。

“我没忘，”我一字一顿地说，“但拉扯，不等于卖血。二婶，我还有会，先挂了。”

没等她再说什么，我果断地按下了挂断键。

办公室里瞬间恢复了安静，只有中央空调的送风声在低鸣。我看着手机屏幕，刘桂花的名字刺眼地亮着。我知道，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

这通电话，像一颗石子，投入了我平静的生活，激起的涟漪，远比我想象的要大。

第2章 父亲的沉默与那碗面

挂断电话后的一个小时里，我什么都没做。

我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窗外天色由明转暗，城市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汇成一片璀璨的星河。这片星河里，有我的一盏灯，明亮、温暖，却也脆弱，仿佛随时会被故乡吹来的一阵风给吹灭。

手机又响了两次，都是二婶打来的，我没接。

直到第三个电话响起，屏幕上跳动着“老爸”两个字时，我才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接听键。

“喂，爸。”

“陈阳啊，在忙吗？”父亲陈志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和，带着一丝小心翼翼。

“不忙，刚开完会。怎么了，爸？”我故作轻松地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传来父亲的一声轻叹：“你二婶……给你打电话了？”

“嗯，打了。”我的心沉了下去。看来，二婶已经把状告到我父母那里去了。

“她……都跟你说了？”

“说了，说李伟结婚，让我随礼三十八万。”我平静地陈述着事实。

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我能想象到，电话那头，父亲正坐在他那张用了二十多年的旧藤椅上，眉头紧锁，手里夹着一根燃了一半的烟，却忘了抽。

“这个刘桂花……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终于，母亲王淑芬抢过了电话，声音里满是压抑不住的怒气，“三十八万？她怎么不去抢！我们家什么条件她不知道吗？陈阳在上海一个月挣多少钱她不是天天挂在嘴边吗？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淑芬，你小点声。”父亲在旁边劝着。

“我小点声？我再不说话，你儿子都要被他们家给生吞活剥了！”母亲显然是气急了，“陈志明，我跟你说，这件事你别管！钱是我们家陈阳辛辛苦苦挣的，一分都不能给他们！什么亲戚，有这么当亲戚的吗？”

听着母亲的维护，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无条件站在我这边的，只有他们。

“妈，您别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当。我没答应她。”我安慰道。

“没答应就好！”母亲的语气缓和了一些，“陈阳，你别听你二婶胡说八道。什么你爸答应过，那都是客气话，她还好意思当真理来说！你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就行，别管他们。”

“我知道的，妈。”

“让你爸跟你说。”母亲把电话又递给了父亲。

“陈阳，”父亲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你……别往心里去。你二婶那个人，你也是知道的，爱面子，说话不过脑子。这件事，爸妈支持你。你的钱，你自己做主。”

“嗯。”我应了一声。

“不过……”父亲话锋一转，带着些许犹豫，“你二叔……唉，他人还是不错的。小时候，你发高烧，半夜里下大雨，没车，是你二叔背着你，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了五里路，才把你送到镇上的卫生院。这份情，我们家得记着。”

父亲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刚刚燃起的怒火上。

我当然记得。我记得二叔宽厚温热的脊背，记得他粗重的喘息声，记得他为了让我不被雨淋到，把唯一的雨衣都罩在了我身上。

二叔李建军，是个老实巴交的男人，一辈子被强势的二婶压着，话不多，但对我们家，尤其是对我，一直都很好。每次回老家，他都会默默地把家里好吃的东西往我包里塞。

人性的复杂就在于此。你无法用简单的“好”或“坏”去定义一个人，一个家庭。二婶的贪婪和二叔的质朴，交织在一起，成了我心里解不开的疙瘩。

“爸，二叔的情，我记着。但情分是情分，不能和三十八万划等号。”我冷静地说道。

“爸知道，爸知道。”父亲连声说，“爸的意思是，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别太生硬，给你二叔留点面子。毕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亲戚关系闹僵了，不好看。”

“我明白。”

挂了电话，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疲惫。这比我连续熬夜三天做一个项目方案还要累。金钱的纠纷背后，是亲情的拉扯，是人情的债，这些，远比商业谈判要复杂得多。

那个周末，我推掉了一切应酬，坐上了回老家的高铁。

我知道，这件事，电话里是解决不了的。我必须回去，当着所有人的面，做个了断。

回到家，母亲给我下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排骨面。她看我风尘仆仆的样子，心疼地直掉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瘦了，又瘦了。在外面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父亲坐在一旁，默默地抽着烟，眉头依旧没有舒展。

吃完面，父亲终于开口了：“你二婶昨天下午来家里了。”

我心里一紧：“她说什么了？”

“还能说什么，”母亲没好气地接过话头，“哭天抢地的，说我们家发达了，看不起他们穷亲戚。说你不念旧情，忘恩负义。街坊邻居都出来看了，你爸被她闹得头都抬不起来。”

父亲叹了口气，掐灭了烟头：“她说，你要是拿不出三十八万，也行。让你把上海那套房子，过户给你弟当婚房。”

我端着碗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让我把上海的房子过户给李伟？

我这套房子，地段优越，一百二十平，是我拼了命工作，抓住机遇，才在前年全款买下的。这件事，我只告诉了父母，并再三叮嘱他们不要外传。

二婶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向父亲，父亲的眼神有些躲闪。

我瞬间明白了。父亲老实了一辈子，心里藏不住事。肯定是二婶旁敲侧击，或者干脆就是诈他，他一不小心就说漏了嘴。

一套在上海价值上千万的房子，在二婶眼里，就成了一个可以用来交换的筹码。她的胃口，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我放下碗，看着父亲，一字一句地问：“爸，您是怎么回答她的？”

父亲的脸涨得通红，半晌才憋出一句话：“我说……我说那是你的房子，我们做不了主。”

“做不了主？”母亲冷笑一声，“她当时就说了，‘什么做不了主？儿子就是老子的，他的东西不就是你们的东西？你们点个头，他敢不听？’”

那一刻，我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瞬间传遍全身。

在二婶的世界里，没有边界，没有尊重，只有赤裸裸的掠夺。她不仅要我的钱，还要剥夺我父母作为长辈的尊严，逼着他们来压榨自己的儿子。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院子里那棵和我差不多同龄的桂花树。

“爸，妈，”我转过身，目光坚定，“明天，我去一趟二叔家。”

我必须亲自去，结束这场荒唐的闹剧。

第33章 摊牌与二叔的眼泪

第二天上午，我提着两瓶好酒和一些水果，走在去二叔家的路上。镇子不大，街坊邻里都互相认识。一路上，不少人跟我打招呼，眼神里却都带着点异样的探究。

我知道，二婶那番大闹，已经在镇上传开了。在他们眼里，我恐怕已经成了一个在外面发了财，就六亲不认的“白眼狼”。

我不在乎这些。嘴长在别人身上，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

二叔家门口，虚掩着门。我刚要敲门，就听见里面传来二婶尖利的声音。

“我不管！反正话我已经放出去了！他陈阳要是不给钱，不给房子，就是不把我们当亲戚！他爸妈也别想在镇上抬头做人！我天天去他家门口坐着，我看他们要不要脸！”

紧接着，是堂弟李伟有些为难的声音：“妈，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三十八万……哥在上海也不容易。”

“不容易？他再不容易有我们不容易吗？你知不知道你媳妇家说了，彩礼要是少于二十万，这婚就别结了！再加上办酒席，买三金，哪样不要钱？他那套房子，手指缝里漏一点出来，就够我们花了！他是你哥，帮你不是应该的吗？”

“可是……”

“别可是了！”二婶不耐烦地打断他，“你给我记住了，这件事你别插嘴，妈自有分寸。你那个堂哥，就是个吃硬不吃软的，不逼他一把，他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我站在门口，听着里面的对话，心中最后一点温情也消失殆尽。

原来，所谓的“首付差一点”，根本就是谎言。真实的原因，是女方家要二十万彩礼，而二婶，想借着这个机会，从我身上敲一笔，不仅把彩礼钱出了，还要给自己留下一大笔。甚至，她连我房子的主意都打上了。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屋里的三个人看到我，表情各异。二婶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一抹得意，仿佛在说“看吧，还是怕了，主动送上门来了”。李伟则是一脸尴尬，低下头不敢看我。二叔李建军坐在角落的板凳上，看到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还是化为一声叹息。

“二婶，二叔，李伟。”我平静地跟他们打了声招呼，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上。

“哟，陈阳来了，还带东西，太客气了。”二婶皮笑肉不笑地站起来，给我倒了杯水，“快坐快坐。怎么样，事情想通了？”

我没有坐下，而是环视了一下这个我从小玩到大的屋子。墙壁已经有些斑驳，家具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式，一切都显得那么陈旧。

“二婶，我今天来，就是想把话说清楚。”我开门见山。

“行啊，你说，我听着。”二婶抱起胳膊，一副洗耳恭听的架势。

“第一，三十八万，我没有。就算有，我也不会给。”

二婶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李伟结婚，作为堂哥，我会随一份我们当地风俗的礼金，两千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这是情分。”

“第二，”我没理会她要杀人的目光，继续说道，“上海的房子，是我的。是我个人奋斗的成果，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别说给李伟当婚房，就是借给他住一天，都不可能。这是原则。”

“陈阳！”二婶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二婶？还有没有你二叔？你小时候是谁背你去看病的？你上了大学，是谁家杀了鸡给你送去的？我们家对你这么好，现在让你帮点忙，你就推三阻四！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她开始翻旧账，那些点滴的恩情，此刻都变成了她用来攻击我的武器。

“二婶，一码归一码。”我的声音依旧平静，“二叔对我的好，我一辈子都记着。这份恩情，我会用别的方式报答。比如，以后二叔二婶老了，生病了，需要用钱，我义不容辞。但是，这不代表我要为你们的虚荣和贪婪买单。”

“你……”二婶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

“李伟，”我把目光转向一直沉默的堂弟，“你要结婚，我恭喜你。但婚姻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未来的生活要靠你们自己去奋斗。靠父母，靠亲戚，不是长久之计。如果你真的爱你的未婚妻，就应该坦诚地告诉她你家的实际情况，而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甚至不惜绑架亲情来满足对方的要求。这样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健康。”

李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头埋得更低了。

“还有，”我最后看向角落里的二叔，“二叔，我一直很尊敬您。您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但老实不代表没有底线。您是一家之主，有些事，您应该拿出您的态度来。溺爱和纵容，不是爱，是害。”

我说完，整个屋子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突然，“啪”的一声，一个响亮的耳光打破了沉默。

所有人都愣住了。

只见二叔李建军站了起来，通红着眼睛，给了自己一记重重的耳光。

“陈阳……说得对。”他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鼻音，两行浑浊的泪水，从他布满皱纹的脸颊上滑落下来，“是我……是我没用！是我没本事！让你二婶……把你弟……都惯成了这个样子！”

他看着刘桂花，眼神里第一次有了愤怒和决绝：“刘桂花！你要是再这么闹下去，这个家，就散了！这婚，也别结了！我李建军丢不起这个人！”

说完，他转过身，看着我，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摆手，然后捂着脸，蹲在了地上，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肩膀剧烈地抽动着。

二婶被二叔的举动彻底镇住了，她张着嘴，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伟也傻眼了，他看着痛哭的父亲，脸上满是慌乱和愧疚。

我知道，我的话说完了。接下来的，是他们自己的家事。

我对着二叔深深地鞠了一躬，轻声说：“二叔，您保重。”

然后，我转身走出了这个让我感到窒息的屋子，没有再回头。

第4章 婚礼与两千块的红包

那场摊牌之后，我在老家又待了两天。

二婶家那边，出奇地安静。没有电话，没有上门哭闹，镇子上关于我的流言蜚语也渐渐平息了。我妈说，那天我走后，邻居听到二叔家传来激烈的争吵声，最后是二叔拍着桌子吼了一句“你要是还想过，就给我消停点”，之后就再没动静了。

我不知道二叔用了什么方法，才压住了二婶。或许是那一个耳光，那一场痛哭，让他这个老实了一辈子的男人，终于找回了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和底线。

离开老家前，父亲把我叫到书房，递给我一个信封。

“这里面是五万块钱，是和我的一点积蓄。”父亲说，“你二叔家的情况，确实也困难。李伟结婚，我们当大伯大娘的，理应帮一把。但这钱，不能以我们的名义给。”

我有些不解。

父亲叹了口气：“你二婶那个人，你给她钱，她不会感激，只会觉得是应该的，下一次会要得更多。你把这钱，找个机会，私下给你堂弟。就说是你借给他的，让他以后手头宽裕了再还。不用他还也行，但必须让他有这个‘借’和‘还’的意识。”

我瞬间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良苦。

他在教我，如何有智慧地处理亲情。帮助可以，但不能是无底线的给予。要让对方明白，情分不能被随意透支，任何帮助都是有成本的。

“爸，我明白了。”我收下信封，心里沉甸甸的。

回到上海，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似乎想用忙碌来稀释掉那份因家庭纷争带来的疲惫。

半个月后，我接到了李伟的电话。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不好意思，甚至有些结巴：“哥……我……我下个月十八号结婚，你……你能来吗？”

“当然，”我笑了笑，“自己的弟弟结婚，我怎么能不来。”

“那……那太好了！”李伟的声音里透着一丝惊喜和如释重负，“我……我给我爸说了，我爸也特别高兴。”

电话里，他没有提钱的事，一个字都没提。

“彩礼的事，解决了吗？”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解决了。”李伟的声音低了下去，“我跟小雅（他未婚妻）坦白了我们家的情况。她人很好，跟她爸妈商量了，最后彩礼从二十万降到了八万八。我爸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又找亲戚朋友凑了点，够了。”

我心里有些感慨。看来，那天的摊牌，不仅点醒了二叔，也让李伟这个即将成家的男人，开始学着承担自己的责任。

“那就好。好好对人家姑娘。”

“嗯，我知道的，哥。谢谢你。”他最后这句“谢谢”，说得无比真诚。

我知道，他谢的不是钱，而是我那天点醒他的那番话。

婚礼那天，我专程请假回了老家。

婚礼在县城的一家酒店举行，办得不奢华，但很热闹，处处透着喜庆。

我见到了二叔和二婶。二叔看到我，脸上露出了由衷的笑容，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但眼神里满是感激。

二婶的变化最大。她没有了往日的张扬和盛气凌人，虽然脸上还是没什么笑容，但看到我，也只是点了点头，眼神复杂地避开了。她在招呼客人，忙前忙后，像一个普通的主人家。

我找到了新郎官李伟，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看起来精神了不少。

我把一个红包塞到他手里。

“哥，这……”他捏了捏厚度，有些迟疑。

“拿着，给你的新婚贺礼。”我笑道。

他没有再推辞，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哥，谢谢。”

那个红包里，不多不少，正好两千块。

仪式结束后，我找了个机会，把李伟拉到一旁，将父亲给我的那个信封交给了他。

“这是什么？”他愣住了。

“这里面是五万块钱，算我个人借给你的。刚结婚，用钱的地方多，先拿着应急。”我学着父亲的口吻说道，“不用急着还，什么时候手头宽裕了，再还给我就行。”

李伟看着信封，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被我按住了肩膀。

“别说谢。好好过日子，让你爸妈省点心，比什么都强。”

他用力地点了点头，把信封紧紧地攥在手里。

我没有在婚礼上待太久，敬完酒，跟长辈们打了招呼，就提前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我心里一片平静。

我守住了我的原则，也尽到了我的情分。那个三十八万的荒唐要求，就像一场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

我以为，这件事到此就彻底结束了。我跟二婶家的关系，大概就会维持在这种不远不近、客客气气的状态，直到时间的洪流将一切都冲淡。

但我没想到，三年后，李伟会抱着孩子，带着一篮子土鸡蛋，再次敲开我的家门。

第5章 三年后的土鸡蛋

李伟抱着孩子出现在我家门口时，我着实愣了一下。

这三年来，我们联系不多。逢年过节，会发个祝福微信，他生孩子的时候，给我报了喜，我转了一个八千八的红包过去。除此之外，再无交集。

他看起来成熟了不少，皮肤晒得有些黑，眉宇间褪去了昔日的稚气，多了一份为人父的稳重。他怀里的孩子睡得正香，粉嘟嘟的小脸让人心生柔软。

“哥。”他看到我，有些拘谨地笑了笑，把手里的一个大竹篮递了过来，“我……我来上海出差，顺便过来看看你。这是我妈让我给你带的，她自己家养的鸡下的蛋。”

我连忙把他让进屋，接过那个沉甸甸的篮子。里面铺着厚厚的稻草，一颗颗大小不一的土鸡蛋，还带着乡下的泥土气息和温度。

我妈……他口中的这个“我妈”，指的是二婶刘桂花。

我有些意外。我以为，经过三年前那件事，二婶这辈子都不会再想跟我有任何瓜葛。

“二婶……她还好吗？”我一边给他倒水，一边状似不经意地问道。

“挺好的。”李伟把孩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沙发上，用靠枕围起来，“我爸前年退休了，她现在天天在家带孙子，也不出去打麻将了，人……变了不少。”

他喝了口水，看着我这套装修简约但处处透着质感的房子，眼神里没有了当年的羡慕，而是多了一份坦然和敬佩。

“哥，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李伟放下水杯，很认真地看着我。

“都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我摆了摆手。

“不，必须提。”他固执地说，“三年前，是我不懂事，也是我妈……被虚荣心蒙了眼。那天你走后，我爸跟我谈了很久。他说，人穷不能志短，亲情更不能拿来算计。这些年，我一直记着这句话。”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结婚后，我跟小雅在县城开了个小餐馆，起早贪黑，生意还不错。去年，我们把欠亲戚朋友的钱都还清了。哥，这是你的那五万块钱。”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

我看着那个信封，心里五味杂陈。我当初借钱给他，确实没想过他会还。

“李伟，这钱……”

“哥，你必须收下。”他态度坚决，“我知道你不差这点钱，但这是我的一个心结。不还给你，我这辈子心里都不踏实。是你让我明白，男人要靠自己的肩膀扛起一个家。”

我没有再推辞，收下了信封。这五万块钱，对我来说，意义已经远超了它本身的价值。它代表着一个年轻人的成长，一个家庭的回归正轨。

“对了，”李伟像是想起了什么，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你看，这是我们餐馆，叫‘兄弟饭店’。”

照片上，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小饭店，门口挂着红色的招牌，旁边站着笑意盈盈的李伟和他的妻子小雅。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好奇地问。

李伟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当初开店的时候，我爸给起的。他说，这辈子，亲兄弟只有一个，堂兄弟也就你一个。让我永远记着，家里人给的，是情分，不是本分。做生意要像做人一样，讲良心，讲情义。”

听到“情分”和“本分”这两个词从李伟嘴里说出来，我知道，他是真的长大了。

我们聊了很久，从他的小餐馆，聊到我这些年的工作，再聊到他那个可爱的儿子。气氛轻松而愉快，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没有丝毫的隔阂。

临走时，我把他送到楼下。

“哥，我妈……她其实一直挺后悔的。”电梯里，李伟突然开口，“她总念叨，说自己当初是猪油蒙了心，差点把好好的亲戚给作没了。这篮子鸡蛋，她攒了小半年，不让卖，说一定要亲手交给你。”

电梯门开了，我看着他，笑了笑：“替我谢谢二婶。告诉她，鸡蛋很好吃。”

送走李伟，我提着那篮子土鸡蛋回到家。

我小心翼翼地把每一颗鸡蛋都拿出来，擦干净上面的泥土，整齐地码放在冰箱里。看着满满一格的鸡蛋，我忽然觉得，心里那道隔了三年的墙，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消失了。

它没有倒塌，也没有碎裂，而是像冰雪一样，在亲情的回暖中，悄然融化了。

第6章 年薪八百万的真相

春节，我带着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女儿回了老家。

这是我三年来，第一次在老家过年。

年夜饭是在我家吃的，二叔一家也都来了。饭桌上，气氛前所未有的融洽。二叔和我爸喝着酒，聊着陈年旧事。二婶和我妈，则围着两个孩子，一个劲地夸“真可爱”“真机灵”。

二婶像是变了个人，话少了，脸上的笑容却多了。她不再打听我的工作和收入，只是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嘴里念叨着：“多吃点，在外面吃不到家里的味道。”

饭后，男人们在客厅看春晚，女人们在厨房收拾。

我陪着女儿在院子里放仙女棒，李伟走了过来，递给我一根烟。

“哥，跟你说个事。”他帮我点上火，“我那饭店，去年年底盘出去了。”

“怎么了？生意不好？”我有些惊讶。

“不是，”他摇摇头，脸上带着笑意，“我跟小雅商量了，准备去市里发展。县城还是太小了。我们用这几年攒的钱，加上卖店的钱，准备在市里开一家规模大点的。前期可能有点难，但我们还年轻，想拼一把。”

我看着他眼里闪烁的光芒，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有志气！需要帮忙随时开口。”

“钱暂时够用。”他吸了口烟，缓缓吐出烟圈，“哥，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说。”

“你……在上海，真的一个月就挣两千五吗？”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探究和不信，“我这次去上海，看到你住的小区，查了一下房价……哥，你别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我知道，这个问题，迟早会来。

李伟已经不是三年前那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了。他自己创业，接触社会，见识和眼界都开阔了。我的那套说辞，已经骗不了他了。

我笑了笑，掐灭了烟头。

“走，去喝杯茶。”

我把他带到我的书房。父亲的书房里，至今还保留着我上学时的书桌。我给他泡了一壶普洱，茶香袅袅。

“李伟，既然你问了，我也不瞒你。”我看着他，平静地说道，“我的收入，确实不止两千五。”

我没有说出“八百万”这个具体的数字，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个数字，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太过刺眼，也毫无意义。

“我之所以这么说，不是想骗你们，更不是看不起谁。”我看着他的眼睛，真诚地说道，“我只是……害怕。我怕钱会成为衡量我们亲情的唯一标准。我怕我的努力，换来的不是尊重，而是无休止的索取。我怕有一天，我们坐在一起，聊的不是家常，而是谁家又买了什么，谁又挣了多少钱。”

李伟沉默了，他低头看着杯子里浮动的茶叶，若有所思。

“三年前，二婶要三十八万的时候，我不是拿不出来。”我继续说，“但如果我给了，会怎么样？也许，她会更高兴，李伟你的婚礼会更风光。但是，然后呢？会不会有下一次？会不会有更多的‘三十八万’？到那个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还剩下什么？”

“哥，我懂了。”李伟抬起头，眼神清澈，“是我以前太幼稚了。”

“不怪你。”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被金钱和面子裹挟的时代，有时候会迷失方向。重要的是，能找回来。”

我们又聊了很多，像是要把这三年缺失的交流都补回来。

从书房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二婶正站在门口，她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眼神有些躲闪，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久。

她显然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她把果盘放在桌上，没看我，也没看李伟，只是低声说了一句：“吃水果吧，都……都过去了。”

然后，她转身走进了厨房，我看到她抬起手，擦了擦眼角。

那一刻，我心中最后的一丝芥蒂，也烟消云散了。

或许，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坏人”，只有在特定环境下，被欲望、虚荣和无知所驱使的普通人。当他们从迷雾中走出来，我们需要的，不是指责，而是给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窗外，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远处的天空，被绚烂的烟花照亮。

我看着客厅里其乐融融的一家人，看着我爸和二叔碰杯时爽朗的笑声，看着我妈和二婶凑在一起逗弄孩子的温馨画面，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温暖。

年薪八百万，月薪两千五，这不再是一个谎言，一个伪装。它成了一个关于成长、边界和亲情回归的故事。

钱很重要，但它永远不应该凌驾于感情之上。真正的富有，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当你看向身边时，有家人温暖的笑脸，有可以坦诚相对的兄弟，有那份无论贫穷富贵，都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

我想，这才是生活最珍贵的馈赠。

来源：优雅精灵一点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