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稳：用铁路搭一座“青云梯”，照见民族的来路与前程

摘要：近日，作家范稳的新作《青云梯》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以云南高原一百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展现云南人民立志改变交通状况的历史风云和为此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近日，作家范稳的新作《青云梯》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以云南高原一百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展现云南人民立志改变交通状况的历史风云和为此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人民文学》杂志在2025年第2、3期隆重连载《青云梯》，并在卷首语中高度评价：“（作品）从个体、细节和日常入手，自始至终贯穿着的却是浓烈坚决的家国情怀。与人物同行的，是历史的演进和民族的变革，是以云南大地从寸轨到高铁为样本的中国铁路自力更生的历史。由此，《青云梯》也获得了史诗般的正大品格。”

1、您提到《青云梯》的创作念头源于十多年前与“个碧石铁路”的一次偶遇。能否具体谈谈，是哪一个瞬间或哪一个场景，让您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部小说”，并决心为之投入数年时光？

2010年前后，我为创作长篇小说《碧色寨》开始在滇南一带行走。那时关注的重点是建成于1910年的滇越铁路。这条铁路是第二次中法战争（1883——1885）的产物。当时清政府在局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还是在之后的谈判中和法国政府签订了被史家认为的“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不平等条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其中规定“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于是法国人从1904年开始修筑滇越铁路云南段，完工于1910年。这条铁路我们是没用任何主权的，完全由法国人经营管理，沿线从站长、调度、技术工程师等重要岗位都是法国人。碧色寨车站那时就像一块“殖民飞地”。法国人的洋房、花园、网球场、酒吧、舞厅、医院，一应俱全。这在当年普遍凋敝落后的云南乡村显得非常不协调。

我正是在碧色寨车站采访时，第一次和“个碧石铁路”相遇，它就在法国人建的老车站西端，从站房、铁轨到机车，都是小一号的，轨距只有六十厘米宽，俗称“寸轨”，火车车头像大地上的玩具。这条铁路起于锡都个旧，终于碧色寨，后来又延伸到建水县和石屏县，全长不过一百七十七公里。两条不同轨距的铁路在这里交汇，却不接轨。人们告诉我说，这是在滇越铁路通车仅仅三年后，由我们自己的民族资本修建、并自主经营的铁路。把路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既杜绝了法国人的觊觎，更阻止了他们挑起“铁路战争”的任何借口。当时我站在铁轨上，回望黄墙红瓦的碧色寨车站，再西望同样是法式建筑风格的“个碧石铁路”的车站，感到自己就像站在两个历史的节点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这里迎头相撞，这段精彩的历史必然蕴含着动人的故事。我隐约感到法国人的滇越铁路和我们自己的“个碧石铁路”有因果关系和历史逻辑。我当时就想，“个碧石铁路”是另一部长篇小说的题材，就像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是两条不同性质的铁路一样。我得先弄清它的第一段历史，再来面对它由此带来的某种转变。不过，写一条民族铁路的建设史，以及修铁路的人们，我那时还没有准备好。

2、您之前创作过同样以滇越铁路为背景的《碧色寨》。相较于前作，《青云梯》在视角、主题或情感上，有哪些新的突破与延伸？

《碧色寨》是写法国人在二十世纪初用火车头撞开了南中国的大门，是西方蒸汽机时代猝然闯到尚属蛮荒之地的云南带来的震撼和冲击，是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多民族地区的冲突和演变。是中国人被迫接受一种带有强权色彩的外来文明。它在带来了蒸汽机文明的同时，又傲慢地刺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由法国人投资修建并管理的滇越铁路是一把双刃剑。可以想见，在二十世纪初，当一列蒸汽机车头如一头怪兽般闯入到这片古老蛮荒的高原时，还在牛车马帮时代的云南人是多么地惊讶、惶恐、迷惘、乃至愤恨。即将被列强瓜剖豆分的国运让云南人的民族自尊心变得既强大又敏感，既脆弱又无畏。不是要拒绝一种现代文明，而是要反抗帝国主义的欺凌和霸权。实际上，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一直想通过铁路来扩大自己的殖民版图，他们还试图通过铁路权的争夺，挑起 “铁路战争”。所幸的是，历史再没有给法国人机会。《青云梯》写的是中国人被法国人的铁路震感醒了以后，自主修建自己的铁路。这是一次被打痛之后的奋起一跃，是被蒸汽机醍醐灌顶的观念转变，尤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民族的觉醒，观念的飞跃。是从人背马驮的马帮时代一步跃进到火车时代。这正如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一样。云南在上个世纪初的这条铁路就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个印征。它虽然并不长，也不在交通干线上，但它具有历史意义、文化意义，社会意义，甚至还无声地改变了历史。在那个年代铁路也像我们现在的互联网，谁最先拥有了铁路，谁就占得的历史的先机因此，《青云梯》是着眼于民族的觉醒和对现代文明的追求，来呈现的是一个民族的进步。尤其是经过一百年的沧桑巨变，高铁已在云南高原四通八达，甚至还通到了境外老挝。我想通过一条百年铁路的变迁史来印证这个大时代的风貌。

3、小说时间线一直延伸到“一带一路”的国际大通道。您如何看待从百年前的“寸轨”到今天的“国际大通道”之间，历史与当下的呼应？文学在记录这种国家战略变迁时，承载着怎样的特殊使命？

从一百年前的“寸轨“铁路到现在的高铁，时间刚好走过一百年。我希望在作品中通过几代铁路人的命运来生动再现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我在处理历史题材的小说时，总是力图用历史来观照现实，让现实之光照进历史的纵深处。不仅仅要以史为鉴，还有重新去审视和评判历史。回望来路，一条铁路的历史变迁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过去西方殖民者依恃强权到我们的国家修铁路，现在我们将铁路修到了国外，并且我们的铁路建造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这个巨大的转变中作家应该作为一个记录者和书写者，文学应该“在场”。我在做田野调查时，既实地踏勘过早已荒废了的一百年前的“寸轨”铁路路基和隧道，也采访过当今高铁工地，目睹建设者们用先进的工艺开挖幽深的隧道。历史与现实的对比让我感觉到一条老铁路上的小火车，正从久远的年代开来，它经历了百年沧桑，铁路越来越宽，火车越开越快，而我们都是这列时代列车上的乘客。作家的职责就是将它一路的风雨形象生动地再现出来。

4、评论家们盛赞您将百年铁路史、家族兴衰史、地方文化史和红色革命史四条线索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在创作中，您是如何平衡这四条线索，让它们水乳交融而非彼此割裂的？

应该承认，是云南这片大地的多姿多彩滋养了这部作品，是云南的社会发展、民族进步、文化多元催生了我的创作灵感。云南是一个文化资源大省，拥有2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文化生态，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一个作家想象力以远的民族、文化、历史、现实，以及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命运，都构成了小说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关键是我们要走出书斋，深入到生活中去。我在写这部作品时，除了走访铁路沿线，还走遍了滇南的每一个县。我在写作之初就给自己定下一条准则，不能就铁路而写铁路，关键要写人，写人的命运，写不同时代的风貌。要写出冷冰冰的铁轨上的温度和传奇。一个百年家族的兴衰史和一条百年铁路的修筑史，正可构建起这部作品的两根骨架。而故事发生地的云南南部这片地域，地方文化特别丰厚灿烂——实际上云南每一片土地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红色文化也令人感动，云南地下党的第一次党代会就在这里召开，由地下党领导的第一次铁路工人大罢工也发生在这条铁路上。长篇小说的独特形式让作家有充足的空间来将一个大时代的风貌都容纳进去。关键是你如何去提炼、加工、萃取，并形象生动的呈现出来。什么样的历史造就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人生。我们只要遵循历史的逻辑，就不难发现人物命运的逻辑。《青云梯》一书中呈现出来的四条线索，在写作时并非我刻意为之，我只是在尊重历史逻辑的基础上来创作。当然，要将各条线索有机的融合在一起，还涉及到作家本人对小说结构的掌控。结构是一门技术功课，需要不断地磨练创作技艺。我的每一部作品在结构上都力求创新，在创新中我也找到很多写作的快乐。

5、书名“青云梯”是一个意蕴深长的隐喻。它既指物理上通往云端的铁路，也象征精神上的攀登之路。在您心中，这部小说为读者架起的，主要是通向哪些层面的“青云梯”？是历史认知、文化认同，还是个人成长？

应该是都有吧，也许还更多。就像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一样。作家在为作品立意时，总希望思想深度和价值指向更为深刻恢弘，更加多义辽阔。我还是希望我的读者在阅读《青云梯》时，既能了解到云南的过去与现在，也能读到一些励志的东西。比如坚韧、刻苦、奉献、牺牲、纯善、执着、勇气、爱和尊严等等。我是一个崇尚远大志向的人，这大约跟我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关。志向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走向，对此我坚信不疑。

6、小说通过吴、陈两大家族数代人的命运展现家国巨变。在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细腻情感之间，您是如何进行抉择与描摹，让那些乱世中的人物（如吴廉膺）既承载时代印记，又充满鲜活个性的？

任何宏大叙事都需要人物来支撑。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写好人物命运。在命运面前，每个人物都有他的时代烙印。有些是人物命运自身可以选择，有些是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的；有的很平凡普通，有的则大起大落，充满传奇色彩。我特别关注后者。正如我在书中借助一个人物的口说的那样，“人把自己活成一段传奇，不容易”。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传奇的人生似乎太少了点，但作家可以给你提供传奇的样本。作品中两个主要人物吴廉膺和陈云鹤，他们是民营企业家，更是读书人，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中华文化传统融化在他们的血脉里，支撑他们将铁路坚持修下去的是家国情怀。读者读一本书，他总需要读到一点他生活中没有经历过的人生，超出他想象力的东西，丰富他人生经验和知识积累的东西。这是小说有意思的地方。

7、您为本书投入三年多时间，其中一年专门用于田野调查。在深入红河州的过程中，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细节或人物故事，最终被写进了小说，并成为您颇为得意的神来之笔？

有一次我在建水古城和朋友们喝酒，被一个朋友拉去一个土陶艺人家。他家里收藏有许多久远年代的瓷器和陶器。其中一块咸丰年间的缠枝莲青花残片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主人说在过去兵荒马乱的年代，家人容易失散，家中的长者会摔碎一只碗，将残片分与离家远行的后代，让他们以后凭借这些碎片回来认祖归宗。我在醉意朦胧中记下了这个故事，后来将它用在《青云梯》的一条情节中，从老挝来寻祖的华侨陈怀北老先生，就是用自己珍藏的半只青花缠枝莲瓷碗找到了自己的根在哪里。缠枝莲是个很中国化的意象，它象征着枝叶缠绕、根脉相连。我在《青云梯》中，通过缠枝莲这个传统中华文化符号来代表家族血缘密码，设计出一段海外华人认祖归宗的情节。这是我感觉非常巧妙又独特的一条情节。我们中国人是最崇敬祖先的，可是三代以远的祖先，我估计大多数人都不清楚。包括我自己，过去连自己爷爷的姓名都不知道。家族里的血缘密码，我们如果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有很多搞不懂的东西。我们都会面临一个一时难以说清的哲学命题：我从哪里来？我试图通过书中人物的命运，去作一番形象的诠释。

8、您曾强调，田野调查不是为了复刻现实，而是为了获得“虚构的底气”。能否结合“朱家花园”家族故事的创作，谈谈您如何将真实的历史碎片，转化为合乎情感与文化逻辑的文学虚构？

作家的虚构是一种能力，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进行虚构。建水县朱家花园的历史本身就极具传奇色彩。但凡豪门大户，大多要经历发家、鼎盛，再到衰落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在作品中的吴家花园里的人物已是第十一代，正经历着由盛到衰的历史演变。我在采风中还见到过朱氏家族的后代，他们已经跟我们一样是普通人，从事着机关干部、小学教师、小生意等职业，生活得宁静淡泊，祖先的荣华富贵与他们的现在没有多少关系了。要钩沉出他们的祖先面貌只能通过相关史料和朱氏家谱里的谱系传承。面对一本家谱，作家要有一双慧眼，既要看出家族传承的血缘密码，也要悟透人生命运中的传奇和衍变。写此书时我对谱牒学入迷，感觉它就是弄清我们从哪里来的“解码器”。这就是我虚构家族人物命运的文化逻辑和历史逻辑。

9、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您如何筛选和甄别？在写作历史题材时，您推崇的“大历史观”是如何具体指导《青云梯》的创作的，如何避免让小说成为枯燥的史实罗列？

我认为“大历史观”首先要抓住历史的本质，认清时代的特征，然后再去筛选和甄别。不仅要读正史，还要尽其所能读地方史、民族史、民间史，在宏观史中作微观史的发现。一个作家读史和史学家读史，眼光应该是有区别的。作家的历史感或许就在于他在读史中能看到人物形象，看到故事，看到情节线索，看到从史学到文学之间的那条通道。唯有打通了这条道路，小说才不会成为史料的罗列。用文学的真实性、形象性来还原历史，让文学成为历史的延伸和注释。比如在读跟建水朱氏家族相关的史料包括“朱氏家谱”时，我看到的是朱家几代人的命运，在读个碧石铁路修筑史时，我看到的是先行者们的坚韧和家国责任感。

10、您提到从《水乳大地》到《青云梯》，自己写得“更慢”但也“更自信”了。这份“慢”主要耗费在哪些环节？而“自信”又源于何处？

越写越慢是因为越写越敬畏，或许这跟年龄有关。一个作家写了几十年后，总是激情在衰减，理性在增加。创作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年轻时我可以一天写五六千字，最多可达一万字以上；现在我能做到平均写一千字就不错了。我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和思考，甚至看一些跟当下的创作不相关的闲书。写慢一点没关系，关键在于要坚持，保持状态，不要中断了感觉。我经常把写长篇当成跑一场马拉松，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停步。至于自信心，应该是来自于你对历史与生活的掌握程度，对素材的熟悉程度，对小说技术的经验积累，对长篇小说这种文体的驾驭能力。比如动笔之初，我对结尾该是个什么样的还没有完全想明白，但我相信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命运的走向等，作品自然就会走到最终的结局。

11、有评论认为，《青云梯》相较于您早期的《水乳大地》，从“异域风情”的描绘更深地走入了“民族精神的秘史”。您是否认同这一观察？您认为一位作家应如何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秘史”，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水乳大地》更多地写各民族的精神融合，“异域风情”只是大家对藏民族的一种浅层认知。就像你第一次去到藏区，你的感受可能还停留在自然风光和民风民俗上一样。多去了几次后，你便会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去理解认识这个民族。作家对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地域的书写也都有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所以深入到生活中去学习、体验、感悟必不可少，它应该成为作家的一种自觉。从来都是生活在召唤你，而不是你被动地响应。如果你是爱脚下那片土地的，如果你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充满学习并书写的激情，你就应该自觉地将自己融入到其中。唯如此，你才能得到生活丰厚的回报。

12、您曾坦言自己内心有“英雄情结”。在《青云梯》中，这种情结是否有所体现？您认为在当下的时代，文学应当如何塑造和诠释属于这个时代的英雄？

我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英雄，不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实生活中。这就是我的“英雄情节”吧？在《青云梯》里，我写了当年的地下党，他们是为了信仰而勇于奉献生命的人。这就是一个普通人成为英雄的最高标准。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恪尽职守、砥砺前行的人，那些敢爱敢恨的人，那些坚守良知和纯良的人，虽然他们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们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不过在文学作品中，英雄总会带有某些传奇色彩，总会有些超越常人的言行。他可能是那个面对危险勇敢地向前迈出一步的人，是那个唤醒民众的人，是大胆地第一个发出呐喊的人。我始终相信文学作品中需要这些人物形象，它才会有感染力。

范稳，云南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云南省作家支社主委，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首批“云岭文艺名家”获得者。代表作为反映西藏百年历史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其中《水乳大地》被翻译成法文出版，《悲悯大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另一部反映滇越铁路修筑史的长篇小说《碧色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吾血吾土》和《重庆之眼》是其反映抗战历史的两部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届、八届、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届、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长篇小说《太阳转身》获2021年度中国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