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委员会先是发邮件，石沉大海；又打私人电话，响到自动挂断；连学术圈常用的社交软件都翻遍了，弗雷德的头像就没亮过。

2025年10月6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公布，评委们就有点慌了。

不是奖项颁错了，是三位得主里的弗雷德・拉姆斯代尔，彻底找不着人了。

委员会先是发邮件，石沉大海；又打私人电话，响到自动挂断；连学术圈常用的社交软件都翻遍了，弗雷德的头像就没亮过。

换谁都会急这可是诺贝尔奖啊，得主本人要是一直不露面，后续流程都没法走。

最后还是弗雷德实验室的同事看不下去，偷偷透了口风：这人三周前就“跑路”了，说是要给自己搞“数位排毒”。

啥是数位排毒？简单说就是跟电子设备彻底划清界限。

弗雷德带着几篇论文钻进了海拔2500米的落基山，白天满山转悠，晚上就住自己搭的帐篷里。

本来想他会不会忍不住偷偷刷手机，后来发现是我想多了他连电脑都没带，偶尔进小镇找家酒吧，也就点杯鸡尾酒，跟陌生人凑一起看场球赛转播，完全不碰任何能联网的东西。

直到他跟妻子路过一个小县城，妻子实在忍不住打开手机，好家伙，200多条未读短信跳出来，有委员会的通知，还有亲友的祝贺。

弗雷德这才知道，自己居然拿了诺奖。

你别说，这事儿听着挺离谱，但细想又觉得合理现在人哪离得开手机？可偏偏是能拿诺奖的人，敢主动把自己从数字世界里摘出来。

可能有人会觉得，弗雷德这是运气好，刚好排毒的时候撞上获奖。

但翻历年诺奖名单你会发现，“失联”这事儿，在大佬圈里算常规操作。

2013年拿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彼得・希格斯，就是个出了名的“隐居科学家”。

这人不光不玩社交网络，连学术会议都很少去，别人邀他演讲，他常说“我的工作都在论文里，见面聊不出新东西”。

儿子怕他没人联系，给他寄了部智能手机，结果他从没主动打过一次电话，号码除了家人谁都不给。

更绝的是，连跟合作方确认事情，他都坚持写纸质信，说是“看字比看屏幕踏实”。

就这么个人，颁奖当天委员会照样找不到他。

后来才知道，希格斯那会儿正坐在爱丁堡一家海鲜酒吧里，慢悠悠吃着午餐，完全不知道自己成了焦点。

换我肯定会提前盯着新闻，可希格斯好像一点不关心对他来说，研究本身比获奖后的热闹重要多了。

还有2012年拿化学奖的罗伯特・莱夫科维茨，也是个“反数字”达人。

除了查必要的文献，他平时根本不碰电脑，所有邮件、电话都让助理先过滤，只把关键信息传给自己。

获奖后采访请求快把他的电话打爆了，无奈之下，他干脆给助理放了长假，就为了躲清净。

他后来在《自然》杂志上写过一段话，我特别认同：“长时间不被打扰的深度工作，是搞复杂科学研究的前提。一分钟收几十封邮件，看着忙，其实效率早被拆得稀碎了。”

本来想，搞顶尖科研不就得天天盯着前沿消息吗？结果这些大佬用行动打了我的脸真正能搞出突破性成果的，不是那些手机不离手的人，是能沉下心跟自己脑子“死磕”的人。

现在咱们总说“要跟紧信息时代”，可仔细想想，我们每天刷的那些消息，有多少是真有用的？大多是些可有可无的八卦、重复的热点，看着热闹，其实把注意力都拆成了碎片。

而诺奖得主们的“失联”，恰恰是在提醒我们：想做成点事，得学会给大脑“减负”。

说完成就斐然的诺奖大佬，再说说咱们普通人的情况。

去年国庆我回了趟老家，刚好撞见亲戚家的孩子写作业。

那孩子挺聪明，可一碰到难一点的题，皱着眉想了没几秒，就掏出手机对着题目一扫答案立马出来了，接着就乐呵呵地往下写。

我在旁边看着，嘴上夸“现在的工具真方便”，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

我小时候遇到不会的题，只能跑去找住在附近的同学，俩人凑在一起琢磨一下午，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才把题想明白。

现在的孩子可能没法理解，为啥要为一道题耗那么久？但正是那种琢磨的过程，才能把知识点吃透，后来再遇到类似的题，才能举一反三。

有句话说得特别对：“靠着百度和谷歌，永远拿不到诺贝尔奖。”

搜题软件确实省时间，但也悄悄偷走了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遇到问题先想着“搜答案”，时间长了，就再也没耐心自己琢磨了这种涣散的注意力，其实比不会做题更可怕。

湖南师范大学的陈传淼教授，就经历过这样的变化。

他年轻时没什么互联网，想查资料只能去学校图书馆，能借到的行业专著就那么几本。

他只好把每本书翻来覆去地读，遇到不懂的地方，要么自己闷头想，要么找同行辩论。

那段日子看着效率低，可他却发表了几十篇论文，还出了好几本著作，成了当时圈子里最高产的学者之一。

后来互联网普及了，输入一个关键词就能下载上千篇文献，陈教授反而慌了，他总忍不住翻几页论文就点开新链接，到最后连一篇完整的论文都读不完。

时间久了，他不光注意力不集中，连睡觉都老失眠，研究也彻底停了下来，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变高效了，是被信息“喂”出了毛病。

直到后来开始控制用手机、电脑的时间，他的状态才慢慢好起来。

《数字病人》里有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我们每个人都在数字化的道路上病入膏肓，却还不自知。”

其实大脑跟胃一样，也会“消化不良”，每天接收那么多没用的信息，就像吃了一堆垃圾食品，看着饱，其实没营养，还容易“积食”。

可能有人会说：“我要上班、要联系家人，总不能像弗雷德那样去山里断网吧？”其实数位排毒不用那么极端，关键是主动给自己创造“不被打扰”的时间。

我之前去泸沽湖旅游，那地方当时基础设施还不太完善，一进大山就没信号。

刚开始我特别焦躁，坐一会儿就忍不住东张西望，手还下意识地摸口袋想掏手机，却发现掏出来也没用。

但过了两天，我慢慢平静下来，才注意到那里的湖水有多清，小船飘在上面像悬在空中一样；水面上的杨花晶莹剔透，风一吹就跟着飘；天空蓝得没有一点杂质，看着就让人心里舒服。

那次旅行我才发现，之前的旅行根本不算“体验”，顶多是“打卡”走一路拍一路，手机不离手，风景没看进去多少，倒是存了满相册的照片。

而那次没信号的日子，我才真正沉浸到了风景里。

后来离开景区，手机一下子收到200多条消息，可翻来翻去，没有一条是耽误了工作和生活的。

作家路内也有个特别好的习惯，每次要写东西，他都会把手机交给家人保管，还会提前跟朋友说“这段时间别来找我”。

这样一来，他既收不到消息，也没人打扰，很快就能进入写作状态。

林清玄说过：“在这喧嚣的尘世，每个人都需要一片净土，能让自己静下心来。”数位排毒不是跟科技作对，是给自己的注意力找个“净土”。

现在顶级的学术圈，其实一直有“闭关文化”，比如中科院的一些研究所，就设有专门的“闭关实验室”，研究员进去之前要把电子设备交了，一次闭关一到三个月，期间就专注搞自己的课题。

很多重大的研究突破，都是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里诞生的。

说到底，数位排毒不是要我们彻底放弃电子设备，而是要学会掌控它们，而不是被它们掌控。

不用像弗雷德那样去落基山搭帐篷，也不用像希格斯那样只用纸质信你可以每天固定一个小时，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专心读本书；也可以在工作的时候，把手机锁进抽屉，避免被消息打断。

一个人最好的状态，不是“时刻在线”，而是“张弛有度”。别让自己变成信息的奴隶，也别让碎片化的消息把生活拆得七零八落。

屏蔽掉那些多余的噪音，专注于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才能感受到更踏实的快乐，也才能慢慢靠近自己想要的生活。

点个赞吧，跟朋友们一起试试“数位排毒”不用多复杂，从每天少刷半小时手机开始，说不定你会发现，原来不被信息轰炸的日子，这么舒服。

来源：念寒尘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