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有一天，一封从大陆寄来的信，还是把他拉回了那个充满血与火的年代。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一开始，陈恭澍并没打算再碰那些旧日往事。

那会儿他已经在台湾安度晚年，战时的记忆早被时间磨淡了。

可有一天，一封从大陆寄来的信，还是把他拉回了那个充满血与火的年代。

信不长，夹着一本小本子，纸张已经发黄。

看起来像是随手记的日记，用钢笔写的，字迹还算清楚。

陈恭澍翻开第一页，手突然一抖。

他认出了那个名字——朱承我。

那是当年在上海失踪的一位同志。

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名字仿佛从记忆深处一下子冒出来，带着一股说不出的痛。

那本日记，是朱承我在狱中写给哥哥的。

临刑前，他拜托狱友带出牢房。

谁也没想到，这本小册子最后会落到陈恭澍手里。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得从1939年冬天说起。

那年圣诞节前后，上海滩表面风平浪静，但地下却暗流涌动。

军统和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正斗得厉害。

谁也不肯让步，针尖对麦芒。

“七十六号”这个名字，是从办公地点来的。

它的总部就在极司菲尔路76号，一栋原本属于北洋军阀的老宅子。

后来被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丁默邨用作特务总部。

门口贴着黑漆，里面改成了审讯室、刑讯房，还有一整排牢房。

抓进去的人，大多数都出不来了。

那会儿，陈恭澍是军统上海区的区长，任务就是清除日伪势力。

他手下干过不少大事，像赤木亲之、张啸林、傅筱庵这些人，都是他一手安排人干掉的。

可最让他挂念的，是两个人：何天风和陈明楚。

这两人原本是军统内部的情报干部，后来因为派系斗争失势，转头投靠了日军，加入了“七十六号”。

他们的叛变影响极大，不少军统的秘密据点和情报人员因此暴露，有人被捕，有人失联，有人永远没能回来。

陈恭澍咽不下这口气。

他派了线人王天木，跟这两人套近乎，等机会下手。

机会来了是在1939年12月24日，平安夜。

那天晚上，何天风和陈明楚约了几个朋友去兆丰总会赌博。

一直玩到快天亮，四个人鱼贯而出，走在法租界的小路上。

走在最后的是王天木。

他突然从大衣里掏出一把驳壳枪，对着何和陈连开数枪。

两人当场倒地毙命。

另一人冯国桢反应快，装死才逃过一劫。

这事很快传开了，军统上下都很振奋。

戴笠当时还亲自打来电话，说：“上海这口气，总算出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场刺杀，很快引发了另一场更残酷的报复。

那几天，“七十六号”内部乱作一团。

李士群暴跳如雷，命令必须查出凶手。

但线索断得干干净净，毫无头绪。

找不到刺客，就拿现成的人下手。

当时黑牢里关着三名军统特工：余延智、朱承我、周锡良。

三人都被捕了几个月，一直没开口。“七十六号”的人盯上了他们。

“这三个人，拿来祭刀。”有人在会议上说。

审讯室里那几天没关灯。

皮鞭、老虎凳、电击、灌辣椒水，全都用上了。

有时候，连厨子都跑来看热闹。

有人说，那几个看守已经对犯人的哀嚎声习以为常，反而哪天不听着，就觉得不对劲。

朱承我后来在日记里写：“他们不问问题，只打。

我们没话说，也没东西说。”

据押送过他们的守卫回忆，朱承我被绑在老虎凳上时还咬着牙说：“你们不怕天理，我也不怕死。”

最后一天，三人被拖进行刑室，直接枪决。

没有通知家属，没有留下记录。

尸体扔进乱葬坑，随土掩埋。

这件事，陈恭澍当时并不知道。

直到那本日记寄到他手里，所有的线索才拼接起来。

余延智、周锡良、朱承我——是他们的化名。

真正的名字，是徐寿新、陈道和、周锡良。

三人都是他当年亲自招进军统的情报员。

徐寿新的哥哥徐寿炎，是解放后一直在地方档案馆工作的干部。

那本日记，是他几十年追查弟弟下落的唯一线索。

一直等到两岸通信相对宽松，才设法把日记寄了过去。

日记里没有慷慨陈词，只有一段话格外扎心：

“我怕痛，但我更怕什么都不说就死了。”

陈恭澍看完后，沉默了很久。

他在回忆录里写了这样一句话：“我以为手里的枪是对准敌人的，没想到，最后却打在了自己人身上。”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提过“干净利落”这几个字。

参考资料：

吴基民，《大特务陈恭澍与小人物胡永荃》，《世纪》，2020年第4期，第32-36页。

孙永祺，《军统上海抗日锄奸活动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田小艳，《“七十六号”特务总部始末》，《才智》，2011年第16期，第191页。

《“七十六号”血洗上海新闻界》，《中华读书报》，2000年5月10日第6版。

来源：招财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