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6年上映的《窃听风暴》是继《铁皮鼓》之后再一次问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德国电影，而无独有偶的是，两部德国影片都是政治题材的电影。

2006年上映的《窃听风暴》是继《铁皮鼓》之后再一次问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德国电影，而无独有偶的是，两部德国影片都是政治题材的电影。

无论是作为一个具有思辨传统的德意志民族，还是一个经历与承受了或者说主导了近代历史风云变幻的民族，它所走过的历史毕竟值得回望与反思。

同时，这两部电影的大获成功，所带给时下我们心灵的震撼，是跨越时空、跨民族的感悟，是整个时代的共时轴所应当值得反思所追问的一个重要话题———人性。

影片的叙述开始于1984年的东德，1984这显然是一个包含深刻寓意的年份。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作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描述的高压极权政治就在此时出现在东德，国家安全局的窃听的无形之手像《1984》小说中的电幕系统一般掌控和监视着人民的思想。

正如《1984》中描写到的:“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而此时的东德，出现了这样触目惊心的数据:一个人口1800万的国家，受控于100万秘密监察者，此外，还有200万名告密者，先后有600多万人被秘密建立了监控档案。

代号为HGWXX/7的监听者维斯勒负责对剧作家德莱曼进行全天候秘密监听。

维斯勒作为一名窃听与审讯的专家，通过对德莱曼的公寓里安装的监听设备，记录德莱曼全部活动，并呈报给上级。

当德莱曼的一位右派作家朋友因无法忍受高压极权统治自杀后，德莱曼痛苦挣扎后开始秘密为西德名为《明镜》的杂志秘密撰写揭露东德极权统治的文章。

一开始维斯勒就像一个国家机器一般冷酷无情，一丝不苟地记录德莱曼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然而，当他听到德莱曼为亡友所弹奏的钢琴曲，当他看到身为演员的德莱曼的妻子被部长威胁并奸污，当他读到从德莱曼书桌上找到的诗集，触发了其内心深处对美和善的渴望，并成为影片中对于人性复归的重要转折点。

他开始暗暗帮助德莱曼躲避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监控，使得德莱曼与友人有机会将揭露东德自杀者现状的文章在西德的杂志发表。

当德莱曼得知真相时，已是柏林墙倒塌的两年之后，德莱曼好奇地走进纪念馆，惊人地发现当年对自己的窃听记录竟堆积如山，在回忆与记录的交织中，他明白了有这样一个编号为HGWXX/7的监听者为他秘密做出的一切。

德莱曼创作的《一个好人的奏鸣曲》出版，维斯勒走入书店，打开书的扉页，上面印着:“仅以此书，献给HGWXX/7”。

影片中对人性的反映，主要集中在三位主人公的塑造上，他们分别代表了人性的苏醒与复归、人性的张扬与感染力、人性在选择上的困惑与背离。

（一）人性的苏醒与复归

作为主人公的维斯勒是一位天赋很高并具有专业的职业操守的人。

他是时代与社会的产物，就像一部精良的能够操控高难度作业的冰冷的政治机器，一贯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没有这样的高压极权制度，便不会成就这样的人格，而且这种典型环境一定程度还制约了任务的行动与性格发展的走向。

影片开始便是通过交叉剪辑展示维斯勒高超的审讯以及课程教学技能，展现了他精湛的专业技能、冷静而克制近乎于冷酷的思维以及对自身职业所具有的崇高的荣誉感与使命感。

维斯勒这种严谨的职业态度来自于他所处的环境，自身所接受到的有关这种环境所影响形成的职业精神近乎形成一种信仰。

这种信仰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特定时代的信仰，这种信仰形成了一种驱动力，驱使着他听命于此，不去分析反而执著于服从与完成使命。

然而任何典型人物也并非永远在环境面前无能为力，往往环境的改变，另外一种具有感染性的环境的介入，使其形成了选择的可能，思辨能力被激活。

他也具有一定的自我选择能力，并且也会在两种差异的冲突对立下形成张力，继而展现出这种选择的力量。

在对德莱曼生活监听的过程中，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新的环境的介入，才使得维斯勒的人性得以苏醒与复归。

（二）人性的张扬与感染力

影片中在高压与极权政治下的东德社会，可谓是风雨如晦，鸡鸣不止，以德莱曼为代表的有良知有社会正义感与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群体，不畏强敌伸张正义为了追求自由与解放而秘密斗争着。

影片里的德莱曼是一位剧作家兼诗人。

他追求无拘无束、自由洒脱、天马行空般的生活与创作，而这些在影片中展现在他不会系领带，买菜返家的途中会放下菜篮同小朋友们踢一会儿球，毫不掩饰地表现对所爱之人的爱及依赖。

人物性格所体现出的张力往往是通过冲突性的事件与场景进行展现。

德莱曼立体化的性格展现形成于在他发现妻子背着他与部长来往一事后，他并没有恼羞成怒，反而是用温暖的怀抱来表达他的包容与理解，并也极力规劝妻子不要屈服和依附于权势，要做自己，相信自己。

对于好友之死，无奈、痛惜、悲愤之情只能用默默弹奏一首钢琴曲来表达，他的哀伤与怀念在钢琴中缓缓流淌倾泻而出。

这两件事情通过电影特有的光影语言进行描述，我们看到了德莱曼平凡琐碎生活下的一颗温润鲜活的诗人之心。

对于体制，德莱曼在强权面前像所有沉默的大多数人一样，开始是回避的态度，不主张用激进的方式去抵抗，直到好朋友的绝望离世让他清醒，决心像斗士一般开始揭露当局的丑闻与不公。

虽然无法判断这样的人物其真实存在性，但是我们不难从影片中体会到真实的情感，德莱曼的性格和灵魂，特别是人性的闪光是合乎理想，是合乎观众对于乱世英雄的心理情感渴望的期待。

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出德莱曼性格过于天真和善良，易于轻信他人，这样的性格与缺陷在那个黑暗时代注定是需要受到保护的。

然而，正是这种人性的张扬形成的感召力打动了窃听者维斯勒。

维斯勒是这部影片中最大的矛盾集合体，一方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维护自己所效忠的党和国家的利益，并且身为一名监听专员，他有着自己的职业道德与操守。

然而另一方面，人性的苏醒、良知的感召，使他开始察觉到了异样的端倪，继而怀疑自己的职业，包括自己的信仰，甚至是自己的国家。

《窃听风暴》这部影片播出后盛赞如潮，在德国俨然形成一种社会风潮，许多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坚称这部影片使整个民族第一次集体面对与反思这段历史。

而从世界范围来看，除了这段历史的反思，所引起的影片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人性问题。

在人性道德与商品经济矛盾演化愈发激烈的今天，这样一部影片的横空出世，不仅仅代表了德国这一民族对历史、对痛苦的承担与面对的勇士精神，同时，也值得整个世界为之进行对人性觉醒与复归的体会。

来源：瑶湖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