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还记得那天下午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愣住了，脑海里不自觉浮现出《还珠格格》里小燕子和紫薇的画面。

12月4日，琼瑶去世了，享年86岁。

还记得那天下午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愣住了，脑海里不自觉浮现出《还珠格格》里小燕子和紫薇的画面。

小时候，家里的电视机永远停留在琼瑶剧的频道上，哪怕台词挺肉麻的，但每一场爱恨都写得那么热烈又浪漫。

在生命的最后，她的离去也充满了一种“琼瑶式”唯美。

随后，她的遗书火上了各大平台的头条。

在遗书中，她说：“这是我的愿望，死亡是每个人必经之路，也是最后一件大事。我不想听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我想为这最后的大事作主。”

这封遗书并非哀怨或沉重，而是如她平日的文字一样细腻真挚，饱含生命与死亡的哲思，读来让人惋惜。

在惋惜的背后，我也想到了一些其他事情。

2003年4月1日，张国荣自杀了。短短9小时内，香港发生了6起跳楼事件，其中5人不幸身亡。

这些人轻生的原因涵盖了感情问题、失业压力、经济困境以及健康问题等多方面。

据心理学家分析，张国荣的自杀对那些原本已经处于心理崩溃边缘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进一步诱发了他们的轻生念头。

整个4月份，香港共记录了131起自杀个案，比3月份增加了32%。其中，部分轻生者在遗书中提到，其自杀与张国荣轻生有关。

这让我想起心理学里一个词，叫“维特效应”，说的是自杀的模仿效应。它的名字来源于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

故事里，维特因为失恋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小说出版后，无数年轻人模仿维特，用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甚至穿着和他一样的衣服。

后来，这本书在一些国家被直接列为禁书。

情绪是会“传染”的，尤其是负面情绪。

张国荣的自杀就是一个例子，他的离开就像一个巨大的信号灯，点亮了那些本就被情绪困住的人们的“最后出口”。

讲到情绪传染，我忽然想起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自杀专卖店》。

电影的设定很夸张：一座被自杀情绪笼罩的城市，每40分钟就有人结束自己的生命。

政府甚至出台了一些奇葩政策，比如自杀不能死在大街上，不然家属要被罚款。

于是，城市里唯一的繁华地标，是一家“自杀专卖店”，只卖结束生命的道具：毒药、绳子、甚至是设计精美的安乐死设备。

听起来很荒诞吧？

可细想，这种“自杀常态化”的场景离我们的现实其实并不遥远。

当越来越多的负面情绪在社交媒体上蔓延，当遗书、名人自杀等内容被无限放大时，我们也许真的离“自杀专卖店”不远了。

科学研究表明，自杀模仿效应的威力惊人。尤其是当新闻报道详细描述名人的自杀方式、地点、甚至遗书内容时，这些信息会成为某些人选择效仿的直接诱因。

研究显示，名人自杀新闻的广泛传播会导致该地区自杀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上升 0.26/10万人。

当报道对象是娱乐明星或其他广受关注的公众人物时，自杀率上升的幅度更大，可达 0.64/10万人。

当新闻详细描述遗书内容时，易诱发情绪脆弱者对死亡的浪漫化联想。

对15-40岁的年轻人而言，这种诱导效应更加明显，因为他们更容易将名人的自杀视为解决个人问题的“榜样”。

如果媒体详细描述自杀的方法或地点，模仿自杀的比例会增加 55%。例如，某些标志性地点（如桥梁、高楼）的自杀事件报道后，该地段的自杀事件数量明显增加。

相关研究发现，自杀新闻的影响通常在报道后3天达到峰值，并可能持续数周，甚至几个月。

这些数据无一不在提醒我们，公开自杀的细节或遗书内容，不仅不能起到预防作用，反而可能成为“示范性效应”的触发点。

那些字句里隐藏的“安慰”或“解脱”，可能会成为某些人内心最危险的暗示。

在学术界，这也不是一个罕见的话题。

近年来，我们时常在新闻中看到博士生或硕士生因学术压力或心理问题选择轻生的新闻。

前几年北大一位博士生在答辩前夜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在遗书中写道：“对不起。我全搞砸了。我违背了所有人的期待，是个没有用的废人。”

她的父母起诉学校，认为学校没有履行维护研究生合法权益的义务，未能有效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

这一案例让人们看到，学术成就的压力和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如何摧毁了一位年轻生命。

中国裁判文书网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案例。

数据显示，40%的中国博士生曾因读博导致的抑郁或焦虑寻求过帮助。相比世界其他地区，这一比例略高。

而在那些寻求帮助的学生中，只有10%在母校得到过有效支持。这表明我们的高校在心理干预资源上的严重匮乏。

博士教育的压力不仅来源于学术成果的要求，还伴随着个人与社会期待的双重挤压。

退学看似是一个选择，但对许多直博或家庭期待高的学生而言，退学意味着巨大的心理、社会和经济成本。

正如一位博士生所言：“要么死撑，要么死，这两个念头每天在脑海里打架。”

社会内卷化、学术高产要求以及对个人问题的孤立处理，使许多学术群体成员无法找到有效的支持。正因如此，类似的轻生事件频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自杀的背后，是复杂的社会性问题。

每一个自杀案例，都值得我们反思如何去改善社会支持系统，帮助那些深陷心理困境的人找到希望的出口。

媒体在报道自杀事件时，需要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报道不应该停留在对细节的渲染，而是聚焦于背后的社会问题和心理健康干预。

世卫组织（WHO）早在2000年就给媒体定下了六个“不要”：

不要详细描述自杀方式和过程。

不要公开自杀者的遗书。

不要将自杀行为浪漫化或美化。

不要简化自杀原因。

不要展示自杀现场或工具的照片。

不要过度报道或以头条方式呈现。

此外还强调了媒体应提供正面的引导，例如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和专业机构的联系方式，以鼓励更多人在困难时寻求帮助。

来自《预防自杀：供媒体工作者参考（2017版）》

比如，可以更多地探讨如何建立健全的心理援助体系，帮助公众理解抑郁症等精神健康问题，提供科学的指导和支持。

与此同时，社会也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心理干预网络。据《我国自杀状况及其对策》统计，中国每年有28.7万人因自杀失去生命，另有200万人自杀未遂，但心理干预资源却严重不足。

我们需要增加心理热线的覆盖面，确保每一个求助者都能及时获得帮助；还要将心理健康教育推广到家庭、学校和社区，逐步建立起全方位的支持系统，让更多人学会在困境中寻求支持，而不是选择沉默。

作为普通人，我们也可以在生活中珍惜自己的生命，同时善待他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一句关心或一个温暖的举动，是否会成为他人坚持下去的理由，或是扭转命运的契机。

同样，你的一句冷漠或无意间的伤害，也可能成为压垮对方的最后稻草。

每一封遗书背后，藏着的都是沉重到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我们不能美化死亡，但我们可以努力让更多人学会如何好好活下去。

最后，送给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你一句话：

“生活有时确实很难，但请相信，一切总会过去。一切都值得再等等。”

来源：盐启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