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函件由开国陆军中将王必成亲自转来，内容直指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志愿军英模黄振林在镇江汇报途中，发现其恩师、拳师陆春华已失踪数月，请求地方公安予以重视。局长皱着眉头

1951年12月3日，镇江市公安局的办公室里，一封来自苏南行政公署公安处的函件被摆在了局长案头。

函件由开国陆军中将王必成亲自转来，内容直指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志愿军英模黄振林在镇江汇报途中，发现其恩师、拳师陆春华已失踪数月，请求地方公安予以重视。局长皱着眉头

看完信件，沉吟片刻，随即下令城中分局立即展开调查。

这封信的背后，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陆春华，1907年出生于镇江一户贫苦渔民之家，自幼在江风浪涛中长大，练就了一身硬骨头。

他家祖上据传曾有先人追随朱元璋征战水域，留下一门独特的“船拳”。

这拳法以迅猛著称，讲究身法如电，出手如雷，尤其擅长夜战摸黑，平地上以一敌三五不在话下。

陆春华天赋异禀，成年后便将这门拳术练得炉火纯青，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拳师。

1938年夏，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在江苏茅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粟裕、陈毅等将领率部挺进，建立了茅山抗日根据地。

为培养侦察骨干，新四军在根据地内开设了七期训练班，内容涵盖实战擒拿格斗。

陆春华因武艺高强，被中共地下组织秘密聘请为武术教练，前往茅山授课。

他教出的数百名学员，在后来的抗战与解放战争中屡次化险为夷，立下汗马功劳。

黄振林便是其中一员，他是茅山训练班第二期的学员，对陆春华既敬且亲，视其为师亦为友。

陆春华在茅山教学结束后返回镇江，与黄振林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

黄振林在抗战期间曾多次奉命潜入镇江执行侦察、锄奸任务，其中三次得到了陆春华的倾力相助。

一次夜间行动中，黄振林被敌人围困，陆春华冒着生命危险引开追兵，才让他得以脱身。

两人因此结下深厚情谊，镇江解放后，黄振林随部队驻扎山东，仍不忘给陆春华写信问候。

直到一年前他赴朝作战，通信才被迫中断。

这次随志愿军英模事迹报告团回国汇报，途经镇江，黄振林特意请假，前往宝胜巷探望这位恩师。

然而，11月19日下午，当黄振林满怀期待地敲开陆家大门时，却只见到陆妻纪佩兰一人。

她面容憔悴，眼角挂着掩不住的忧虑，声音低哑地告诉黄振林，陆春华已经失踪了。

黄振林一愣，忙问详情。

纪佩兰叹了口气，缓缓道：“他七月中旬出门后，就再没回来过。我去派出所报了案，他们却说像他这样走江湖卖膏药的，几个月不归也常见，不算失踪。”

她的语气中透着无奈，双手不安地绞着衣角。 黄振林眉头紧锁，心中泛起不安。他了解陆春华的为人，虽以游医为生，常月余不归，但从不失信于人，更不会无故让家人担忧。

况且，纪佩兰的神色分明藏着更多的焦虑。

他沉声问：“嫂子，师傅临走前可有异常？说了要去哪里？”

纪佩兰摇了摇头，眼神躲闪，低声道：“没啥特别的，就是配了些膏药，说要跑远些地方卖。别的……我也不清楚。”

她的回答含糊，黄振林虽觉不对，却未多追问。 陆春华的失踪让黄振林心头沉甸甸的。

他本想亲自去派出所了解情况，但报告团行程紧迫，次日一早便要赶赴南京，无奈只得作罢。

然而，在前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始终无法释怀此事。车窗外田野飞逝，他却盯着手中一封未寄出的信纸，思绪万千。

陆春华不仅是他的恩师，更是多次救他于危难的恩人，若真出了事，他怎能袖手旁观？

思来想去，他决定拜访老上司王必成，将此事禀报，借助上级力量推动调查。 王必成是新四军茅山根据地的开创者之一，当年茅山训练班正是在他主持下创办的。

他对陆春华其人并不陌生，此刻已从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转任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

黄振林抵达南京当晚，便前往王必成住所拜访。两人寒暄几句后，黄振林直入正题，语气沉重：

首长，我在镇江探望恩师陆春华，却发现他已失踪数月。其妻报案，地方上却未重视。陆师傅当年为新四军立下大功，我担心他遭遇不测，想写封信给镇江方面，恳请彻查。

王必成听罢，微微点头，目光中透着关切，声音低沉而坚定：

振林，这事你写吧。写好后交给我，我转给苏南行署公安处处理。凡是为革命出过力的人，咱们不能忘。

黄振林闻言，心中一暖，立即应下。 与此同时，镇江市公安局接到函件后，迅速行动，将任务下达至城中分局。

一场围绕陆春华失踪的调查，就此悄然展开。

镇江市公安局接到苏南行署公安处的函件后，城中分局迅速行动，指派治安股民警姜明与千秋派出所民警周达明组成初步调查小组，负责查明陆春华的下落。

两人都是办案经验丰富的老手，姜明为人细致，善于从细节中抽丝剥茧；

周达明则性格沉稳，擅长与人沟通。接到任务的当天下午，他们便直奔宝胜巷陆春华的住所，准备从其妻子纪佩兰处了解情况。 陆家小院坐落在巷子深处，院门斑驳，透着一股陈旧的气息。

姜明敲了敲门，片刻后，纪佩兰开了门。她身形瘦弱，脸色苍白，眼下挂着淡淡的青黑，见是民警，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随即低头道：“两位同志，又有啥事？”

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

姜明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

我们是来了解陆春华的情况的，上级很重视这事。你把知道的都说说吧，尤其是他最后一次出门前的细节。

纪佩兰点了点头，语气迟疑：“我……我之前跟派出所都说了，他七月中旬走的，配了些膏药，说要去外地卖，之后就没消息了。”

她的回答与之前黄振林函件中所述一致，但姜明注意到她眼神游移，似乎有所保留。 周达明接过话头，语气温和：“嫂子，别紧张，我们就是想多了解些情况。陆师傅走之前，有没有提过要去哪里？或者跟谁有过争执？”

纪佩兰摇了摇头，声音更低：“没提过啥特别的。他常年在外跑，我也不问太多。”

两人见她不愿多说，便要了她丈夫生前交往密切的七位朋友的姓名和住址，决定逐一走访，寻找突破口。 接下来的两天，姜明与周达明马不停蹄地走访了这七人。

大多数人对陆春华的失踪表示惊讶，但提供的线索寥寥无几，直到找到中药店老板叶随，才得到一条有价值的信息。

叶随是个五十多岁的瘦高个，店内药香弥漫，他一边捣药一边回忆，语气中带着几分感慨：

七月间，陆师傅回来过一趟，来我这儿配了些草药。我们都懂点伤科，聊得最多的就是武术和治伤的事。他那次说，打算在外头多待些日子。

姜明敏锐地追问：“盛夏时节，别人都歇着，他为啥要多待？”

叶随压低了声音，眼神中闪过一丝顾虑：“他说回来那天，在街上撞见了个不好惹的人，叫薛一雷，打算避避风头。”

薛一雷这个名字让姜明和周达明心头一紧。

薛一雷是长江上臭名昭著的江盗，专劫过往船只，手段狠辣，江湖上人称“薛快枪”，出枪快，枪法准。

船工遇上他，多半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但像陆春华这样武艺高强的拳师，却是个例外。

据叶随透露，陆春华与薛一雷早有恩怨，最凶险的一次是在陆春华从汪伪警察手中脱逃后，流落长江当临时船工时。

薛一雷带人拦截陆春华所在的大船，企图抢掠，结果被陆春华联合几名船工拼死反击，薛一雷的弟弟当场身亡，他和另一个兄弟负伤落江，险些丧命。

此后，薛一雷放出狠话，非要取陆春华性命不可，但因陆春华隐身苏州，仇未能报。

抗战胜利后，薛一雷被国民党当局关押，判了五年刑，解放后经甄别继续服刑，今年七月似乎已刑满释放。

叶随皱着眉道：“陆师傅撞见他，估计是怕对方寻仇，才决定多在外头躲躲。” 这条线索至关重要，姜明与周达明当即返回陆家，再次询问纪佩兰关于薛一雷的情况。

纪佩兰听罢，脸色微变，却摇头否认：

我晓得这个人，解放前听他说过，可解放后从没提过。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见过。

她的语气虽平静，但眼神中那一抹不安并未逃过姜明的眼睛。

两人商议后，决定前往监狱核实薛一雷的情况。 次日，他们带着介绍信前往镇江监狱，准备查阅薛一雷的服刑记录。

然而，监狱的在押名单和释放名单中均无此人，甚至翻查国民党时期的判决记录，也找不到薛一雷的名字。

正当两人一筹莫展时，一名留用老警察开口道：“你们要找的人，兴许是用化名判的刑。既然知道案由和刑期，查查解放后甄别过的名单吧。”

这一提醒点醒了两人，果然在甄别后继续服刑的名单中找到一个名叫“薛家光”的抢劫犯，罪行记录为“在南京、镇江一带长江水域抢劫行船”，释放日期正是今年七月二日。 为确认薛家光是否就是薛一雷，专案组询问了与其同监服刑的犯人，很快证实薛家光正是薛一雷的本名。

随即，他们赶往薛家光户籍迁入地句容县白兔镇调查，却得知此人因风湿性关节炎卧床两个月，已无法行走。

侦查员登门核实，薛一雷躺在破旧的床铺上，脸色蜡黄，气息微弱，承认自己就是薛一雷，但矢口否认出狱后见过陆春华。

他咧嘴一笑，声音沙哑：“我这副模样，哪还有力气找人寻仇？早没那心思了。”

专案组又走访其家人、邻居及医生，综合分析后，排除了薛一雷的作案嫌疑。 正当调查陷入僵局时，纪佩兰突然哭哭啼啼地跑来报案。她双手颤抖，声音哽咽：“我男人肯定被人害了！今早开门，门口有个纸盒，里头装着他的东西！”

姜明打开盒子一看，里面赫然是一把匕首、一个钱包，钱包内有派出所开具的陆春华外出行医证明，还有一套干净的内衣裤。

这些，都是陆春华外出时的随身之物。姜明与周达明对视一眼，心头一沉，这分明暗示陆春华已遭遇不测。 城中分局当即向市局汇报，市局迅速决定立案，成立专案组，由市局刑警张银山担任组长，姜明、周达明及另外两名刑警加入，五人共同侦办此案。

专案组开会分析，认为薛一雷虽有动机，但身体状况不支持作案，需从陆春华的熟人圈中寻找新线索。

于是，他们再次找到纪佩兰，要求她提供更多丈夫生前的交往对象。纪佩兰低头扳着手指，语气迟缓：“除了之前说的那七个，没别人了。”

张银山听罢，目光锐利地扫过她，沉声道：“再想想，任何细节都别漏。”

纪佩兰却只是摇头，沉默不语。 专案组决定重新走访那七位朋友，同时对纪佩兰的态度保持警惕。

这桩失踪案，已然升级为命案，调查的方向也悄然发生了转变。

专案组在陆春华失踪案升级为命案后，调查力度进一步加大。

组长张银山是个四十出头的老刑警，眼神犀利，思维缜密，他召集姜明、周达明及另外两名队员开会，分析案情后一致认为，杀害像陆春华这样武艺高强的拳师，凶手必须采取出其不意的手段。

鉴于解放后苏南地区治安已大为好转，强盗土匪几近绝迹，陆春华又以卖膏药为生，不会去偏僻乡村，多在县城活动，陌生人想暗算他几乎没有机会。

唯一的可能，是熟人作案，利用信任关系下手，例如请其吃饭喝酒，在食物中下毒或将其灌醉后动手。于是，调查方向锁定在陆春华的熟人圈内。 姜明与周达明再次走访陆春华的七位好友。

这次，当他们听说陆春华很可能已遇害，气氛明显不同，每个人都神色凝重，主动提供信息。其中四位是武术爱好者，话题多围绕武术展开，提供了两条新线索。

一位名叫李方的人回忆道：“陆师傅有个师叔叫杨旭，住在江宁，两人年纪相仿，关系很铁，每年都要见上几面。”

另一人则提到一段旧事：“抗战刚爆发那年元宵，南京有个姓屠的拳师，家住夫子庙附近，专程跑来镇江找陆师傅比试。

那人态度嚣张，言语挑衅，陆师傅动了气，两人当着武林朋友的面立下生死状开打。

结果那拳师被打成重伤，听说回南京后没多久就死了，临终还嘱咐儿子苦练十年后报仇。”

这两条线索让专案组眼前一亮，张银山当即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前往江宁调查杨旭，另一路去南京核实屠拳师的情况，同时将纪佩兰提供的遗物送往南京市公安局鉴定指纹。 张银山亲自带队，与周达明及两名队员前往南京，通过秦淮分局夫子庙派出所协助，很快找到屠拳师的家。

调查结果却出乎意料，屠拳师比武受伤属实，但并未身亡，疗养三个月后便痊愈了。当时武林中比武受伤是常事，双方并无深仇，其女儿也未习武，已出嫁多年，根本不存在报仇一说。

屠拳师的嫌疑被排除。 与此同时，姜明与另一名队员前往江宁县城找到杨旭。

杨旭年近六十，面容和蔼，见到民警上门，热情地招呼坐下，语气中透着关切：“你们是为春华的事来的吧？我早担心他出事了。”

姜明开门见山地询问两人关系及陆春华最后一次来访的情况。

杨旭叹了口气，回忆道：

我跟春华感情深，当年他被汪伪警察追捕，就是我介绍他去苏州医院避风头的。每年冬天螃蟹肥美时，我都挑一篓送去镇江，他也常来看我。

卖膏药后，他路过江宁就住我这儿。最后一次是今年七月，那天我两个徒弟带了酒菜来，四人一起喝了不少。

春华醉得有些迷糊，叹了口气说，‘唉，我活得好窝囊啊！’我当时也喝高了，没细问，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

姜明追问：“他没说为啥窝囊？”

杨旭摇了摇头，语气遗憾：“没说，我也没多想。现在想想，兴许他心里真有啥难事。” 这条线索让专案组隐约感到，陆春华的“窝囊”可能指向某种长期的压抑或无奈。张银山等人返回镇江后，当晚召开会议，围绕“窝囊”一词展开讨论。

有人提出，是否在江湖上受了小人欺负？

但随即被否定，像陆春华这样的拳师，谁敢轻易招惹？

又有人猜测，是否在卖膏药时与地方干部起了冲突？

但这也不合逻辑，若只是偶尔受气，换个地方便是，怎会用“活得好窝囊”来形容？

最终，讨论焦点落在了家庭矛盾上。

张银山目光一沉，语气低沉：“会不会是家里的事？男人说窝囊，多半跟妻子有关。”

众人一愣，随即心头一紧，若是夫妻间有不可告人的矛盾，是否指向更深的隐情？ 更令人疑惑的是，纪佩兰在提供陆春华熟人名单时，为何从未提及杨旭？她与陆春华关系如此亲近的师叔，为何刻意隐瞒？

专案组决定，次日开始调查纪佩兰的生活作风，查明她是否与陆春华的失踪有关。然而，还未等调查展开，一个关键证据从南京传来。 留在南京等待指纹鉴定结果的队员小李返回镇江，带来了南京市公安局技术室的报告：遗物上只有陆春华和纪佩兰夫妇的指纹，陆春华的指纹陈旧模糊，而纪佩兰的指纹明显清晰。

这一结果让专案组大为震惊。

张银山盯着报告，声音冷硬：“这不正常。凶手既然翻过遗物，又送回纸盒，怎会不留痕迹？若有反侦查意识，擦掉自己指纹，陆春华的指纹也该受损，可现在却完整。唯一的解释，是遗物根本没经过第三人之手。”

姜明接话，语气中带着怀疑：“那就是说，纪佩兰自己摆放了这些东西？她跟这案子脱不了干系。”

张银山点头，目光如刀：“去找她问个清楚。”

专案组赶到陆家，却发现纪佩兰不在家。邻居说她两天前就出门了，去向不明。

顺便询问纪佩兰平时的交往情况，邻居透露她不爱与外人来往，家中客人多是陆春华的朋友，她这边只有一个姓郭的表哥，常来走动，最近似乎没见着。

姜明追问那人住址，邻居回忆道：“听他说过，好像住在甘露镇怡孝坊。”张银山听罢，当即决定前往甘露镇，找到这个姓郭的表哥郭家铭，了解情况。 三名侦查员赶到沿江分局甘露派出所，查到郭家铭住址，登门一看，纪佩兰赫然在屋内。

两人见民警上门，脸色骤变，纪佩兰眼神慌乱，手指微微发抖；郭家铭则额头冒汗，强作镇定地问：“同志，有啥事？”

张银山冷冷地盯着他们，不发一言，空气中弥漫着压迫感。片刻后，他猛地一喝：“陆春华是怎么死的？”

郭家铭双腿一软，当场跪下，声音发颤：“我……我说，我都说！” 纪佩兰与郭家铭被带回分局，面对铁证与心理压力，两人很快交代了合谋杀害陆春华的罪行。

原来，纪佩兰与郭家铭早年便有私情，虽是表兄妹，但当时社会未禁近亲婚姻，原本可结合，却因郭家铭父母嫌弃纪家贫穷而作罢。

两人情愫未断，始终以表兄妹关系为掩护，保持暧昧。

纪佩兰嫁给陆春华后，仍与郭家铭暗中往来，陆春华对此毫无察觉。解放后，陆春华辞去码头工作，以卖膏药为生，回家时间不定，终于在一次突返家中时，撞破两人丑事，暴怒之下将两人痛殴一顿。 陆春华以为此事就此了结，哪知两人反而心贴更紧，密谋除掉他。

郭家铭表示可随时离婚，与纪佩兰公开结合，但纪佩兰畏惧陆春华，不敢提离婚。

郭家铭阴冷地提议：“那就送他上路，死了人，谁也拦不住咱们。”

纪佩兰犹豫再三，最终同意。

今年七月，陆春华从外地返回，郭家铭弄来氰化钾，交给纪佩兰，教她如何下毒，并租下附近旅馆房间接应。

陆春华因奔波中暑，头痛发热，纪佩兰趁机以买药为名，将毒药混入“十滴水”中，哄他服下。

陆春华中毒身亡后，郭家铭深夜潜入，将尸体埋在院中土坑，上面压了两块大石。 两人作案后，纪佩兰因目睹丈夫死状，深受刺激，不敢再与郭家铭往来。

两个多月后，她按计划向派出所报案，企图待时机成熟申请“宣告死亡”，再与郭家铭结合。

黄振林的介入打破计划，警方调查薛一雷时，纪佩兰突发奇想，伪装遗物放在门口，企图嫁祸。郭家铭早已胆寒，但无奈同意。 专案组根据供词，在陆家院中挖出陆春华已腐烂的尸体，案件真相彻底揭开。

专案组在纪佩兰与郭家铭的供词指引下，于陆家小院中展开挖掘。

院子一角，两块大石被挪开后，露出一片新翻的泥土，散发着淡淡的腐臭气息。

姜明与周达明戴上手套，挥动铁锹，很快挖出一个浅坑，陆春华的遗体赫然在目。

虽已腐烂，但依稀能辨认出其身形，衣物残片与纪佩兰描述的相符。

张银山站在一旁，脸色阴沉，目光扫过纪佩兰，她低头不敢直视，身体微微发抖。证据确凿，这桩命案的真相已无任何疑点。 为完善证据链，专案组继续展开调查。他们从郭家铭下榻的那家小旅馆调取了七月间的入住登记记录，证实其确实租房三天，时间与作案吻合。

旅馆老板回忆道：“那人看着斯文，可总鬼鬼祟祟，半夜才回来，怪得很。”

同时，专案组远赴上海，找到郭家铭获取氰化钾的化工原料商，将其拘回镇江协助调查。

此人供认曾卖过少量氰化钾给郭家铭，但不知用途，一个月后被释放。郭家铭面对铁证，垂头丧气地承认：“是我买的毒，就是为了干掉陆春华。”

他的声音低哑，透着几分绝望。

纪佩兰在审讯室中，面对民警的目光，眼神空洞，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更多细节。

她低声说：“我那时候……也是被逼无奈。他打得我太狠，我怕他再发火，就听了郭家铭的话。可我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她的语气中夹杂着悔意，但更多的是对自身处境的恐惧。专案组并未被她的言辞打动，张银山冷冷地反问：“逼无奈？下毒的时候，你可曾想过陆春华对你的信任？”

纪佩兰无言以对，只是低头抽泣。

调查过程中，专案组还了解到纪佩兰为何刻意隐瞒杨旭的存在。

她坦白道：“杨叔每年都来送螃蟹，那天他来看春华没在，盯着我看了好久，我心里发慌，怕他说漏啥，就没敢告诉你们。”

她的隐瞒虽出于心虚，但也间接导致调查初期走了弯路。姜明听罢，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屑：“你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真相总会出来的。” 随着证据一一落实，案件的全部细节浮出水面。陆春华的死因确系氰化钾中毒，作案手法与纪佩兰、郭家铭的供词完全吻合。

专案组将所有材料整理成卷，上报市局及法院，等待最终审判。

1952年4月28日，镇江地方法院对纪佩兰与郭家铭作出判决，两人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

行刑当日，纪佩兰面无血色，嘴唇哆嗦着，似乎想说些什么，却终未开口；郭家铭则双目无神，瘫坐在地，早已没了当初的阴狠。 陆春华的遗体被妥善安葬，其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被记录在案。

黄振林得知案件结果后，专程赶回镇江，在恩师墓前静立良久。

他轻声自语：“师傅，您安心走吧，害您的人已伏法，您的恩情，我永不忘。”

他的声音低沉，带着无尽的哀伤与缅怀。

来源：史飞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