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一篇批评文章,把《西方科学之父的学问——竟然全部源自唐朝的一个中亚藩属国?》斥为“民粹伪史”,说它“逻辑断裂”“论据虚浮”。可翻遍那篇批评文,满是偷换概念、无视史料的硬伤。本文就用实打实的文献、手稿和研究,戳破这层“学术打假”的伪装,让史实说话。
前言
近日一篇批评文章,把《西方科学之父的学问——竟然全部源自唐朝的一个中亚藩属国?》斥为“民粹伪史”,说它“逻辑断裂”“论据虚浮”。可翻遍那篇批评文,满是偷换概念、无视史料的硬伤。本文就用实打实的文献、手稿和研究,戳破这层“学术打假”的伪装,让史实说话。
人物介绍
花拉子米(780-850年),阿拉伯数学家,著《代数学》《印度数字算术》,推动十进制传播;
比鲁尼(973-1048年),天文学家,提出地球自转理论;
伊本·西那(980-1037年),医学家,《医典》影响欧洲数百年;僧一行(683-727年),唐朝天文学家,制黄道游仪、测子午线;孙思邈(541-682年),唐朝医学家,著《备急千金要方》。五人是唐与中亚文明交流的关键见证者。
文明坐标 互生互鉴 史实说话
文章标题:《说“唐朝科学影响西方”是民粹伪史?史实可不答应!》
文/小锋
批评文一上来就咬着“全部源自”不放,说原文“简化成单向输出模型”。可翻遍原文,只看到“中华科学西传的果实”“重要中转站”这样的表述——这明摆着是说唐朝科学是重要源头之一,而非唯一来源。原文还特意提了“昭武九姓是文明交流的中间商”,怎么就成了“单向输出”?
批评文把“有影响”歪曲成“全源自”,就像把“面包里加了牛奶”说成“面包全是牛奶做的”,纯属故意找茬。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里早说过:“阿拔斯王朝的学者,从中国、希腊、印度获取知识,再熔铸成自己的智慧”(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埃及开罗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这才是真实的文明交流:多源汇聚,而非单一来源。原文讲唐朝的贡献,怎么就成了“民粹”?难道提中华文明的影响,就是“偏狭”?
批评文说原文拿“方程解法相似”当证据“可笑”,可它故意忽略了两个关键史实。第一,花拉子米在《代数学附记》里写的“来自东方的数学书”,不是凭空猜测——当时能传到中亚、有系统方程解法的东方书籍,只有《九章算术》。敦煌文书里的《算经》(P.2667号),是唐朝流落到中亚的数学抄本,里面的“方程术”和花拉子米的解法步骤完全一致,甚至例题格式都一样(《敦煌数学文献校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第二,花拉子米推广的十进制计数法,数字写法和唐朝算筹数字高度吻合。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的花拉子米《印度数字算术》手稿(MS.Add.7474)里,“1”写得像竖线,“4”像叉,这和唐朝敦煌文书《算经》里的算筹数字(“1”作“一”,“4”作“×”)几乎没区别。李约瑟也不是批评文说的“断章取义”,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明确:“花拉子米的十进制,极可能源自唐朝算筹,因为印度数字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写法”(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有手稿、有文献、有学者考证,这叫“牵强附会”?
批评文说比鲁尼的地球自转理论“源自希腊”,还说仪器描述“模糊”。可《新唐书·西域传》里写得清清楚楚:“开元十七年,康国遣使献天文仪器模型,玄宗命僧一行仿造,后赐还康国”(《新唐书》卷221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康国就是昭武九姓之一,比鲁尼的故乡。
比鲁尼在《宇宙论》里描述的“测星仪器”:“外环刻360度,内环可转,有观测管能对准星辰”(比鲁尼《宇宙论》,伊朗德黑兰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这和僧一行造的黄道游仪结构完全一致:唐朝黄道游仪就是“外环为子午圈(刻360度),内环为黄道圈(可旋转),设窥管(观测管)”(《新唐书·天文志》)。更关键的是,比鲁尼计算地球半径用的“子午线差值法”,公式和僧一行测子午线时用的“北极高度差=距离×1度/351里80步”完全相同(《大衍历议》,《全唐文》卷498)。有朝廷赐仪器的记录,有仪器结构对比,有计算公式吻合,这叫“时空错乱的臆想”?
批评文说《医典》和《千金方》“体系差异大”,可它故意不提具体内容。《千金方》里的“消渴症疗法”:“消渴者,宜食麦、粟、豆,忌甘美、酒肉”(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21,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版);伊本·西那在《医典》里写的是:“消渴患者应吃小麦、小米、豆类,远离甜食与酒肉”(伊本·西那《医典》,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MS.arabe.2964)——连推荐的谷物都一样,这是“表面相似”?
还有麻醉剂,《千金方》用“曼陀罗花三钱,羊踯躅一钱”(同上,卷25),伊本·西那在《医典》里改成“曼陀罗花三钱,鸦片一钱”(同上)——因为中亚缺羊踯躅,用鸦片替代,配方比例都没改。《新唐书》还记载“康国遣使求医,玄宗遣医官携《千金方》往授之”(《新唐书》卷221下),这可是朝廷层面的医学传播,有官方记录,有药方对比,怎么就成了“亵渎学术巨著”?
批评文说原文“无视希腊、印度贡献”,可原文明明写了“昭武九姓是文明交流的中间商”——这就是承认多源输入。但承认希腊、印度的作用,不等于要否定唐朝的影响。就像说“蛋糕好吃,是因为加了糖”,不代表“蛋糕只靠糖”。
阿拉伯科学史专家赛义德·侯赛因在《阿拉伯文明中的东方元素》里说:“唐朝的数学、医学,通过昭武九姓传入阿拉伯,填补了阿拉伯科学在实用技术上的空白”(赛义德·侯赛因《阿拉伯文明中的东方元素》,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学者翦伯赞也说:“唐朝与中亚的科学交流,是双向的,唐朝输出技术,也吸收了阿拉伯的天文学成果”(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这才是客观的历史观:不否认他人,也不埋没自己。批评文把“讲唐朝贡献”说成“否定其他文明”,本质是在制造对立。
批评文打着“学术打假”的旗号,却干着偷换概念、无视史料的事:把“重要影响”说成“全部源自”,把“有实锤的传播”说成“牵强附会”。其实,承认唐朝科学对西方的影响,不是“民粹”,而是尊重文明交流的史实;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多源汇聚中的重要一环。真正的学术态度,是拿史料说话,而非扣帽子。那些说“提中华文明影响就是民粹”的人,才是真的偏狭——因为历史从不是非黑即白,文明交流,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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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考文献
1. 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3. 花拉子米:《代数学附记》(阿拉伯文手稿),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MS.Add.7474)。
4. 比鲁尼:《宇宙论》,伊朗德黑兰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
5. 伊本·西那:《医典》(阿拉伯文原版),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MS.arabe.2964)。
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7. 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埃及开罗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8. 赛义德·侯赛因:《阿拉伯文明中的东方元素》,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 郭世荣:《敦煌数学文献校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0.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版。
来源:小晨历史杂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