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瓦台魔咒：韩国14位总统的权力与命运系列（四）

摘要：1979年10月26日深夜，青瓦台的紧急电话惊醒了国务总理崔圭夏。电话那头，中央情报部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总理阁下，总统阁下……朴正熙总统遇刺身亡了。”这位浸淫外交与行政体系近三十年的文官，握着听筒的手瞬间冰凉。彼时的他不会想到，自己将接过的不是权力的

“沉默总统”崔圭夏：威权落幕时的短暂掌舵人

1979年10月26日深夜，青瓦台的紧急电话惊醒了国务总理崔圭夏。电话那头，中央情报部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总理阁下，总统阁下……朴正熙总统遇刺身亡了。”这位浸淫外交与行政体系近三十年的文官，握着听筒的手瞬间冰凉。彼时的他不会想到，自己将接过的不是权力的权杖，而是一个在威权崩塌与军权觊觎间风雨飘摇的烂摊子，成为韩国第四位总统，也是威权时代落幕前的最后一位“过渡者”。

崔圭夏的执政起点，从一开始就写满了“被动”。作为朴正熙时期的国务总理，他是“维新体制”的参与者，却从未进入权力核心——多年来深耕外交领域，从驻日总领事到外务部长官，他习惯了在规则内行事，从未培养过自己的政治势力，更无军方背景。1979年12月，他在总统选举中以“唯一候选人”身份当选，看似合法的程序背后，是军方势力默许的结果——以全斗焕为首的少壮派军官需要一个“温和的文官”暂时稳定局面，而崔圭夏则天真地以为，自己能凭行政经验维系国家运转。就职当天，他穿着笔挺的西装站在宣誓台前，声音平稳却缺乏力量，台下的全斗焕身着军装鼓掌，眼神里藏着不容置疑的掌控欲。

他试图以“稳定”破局，却在权力真空里寸步难行。上任后，崔圭夏提出“恢复宪政秩序”，一方面保留朴正熙时期的核心行政架构以安抚保守派，另一方面悄悄释放部分政治犯以缓和民主派情绪。他多次在国务会议上强调“经济优先”，要求延续“出口导向型”发展策略，却发现财政部早已被全斗焕安插的亲信把控，预算审批、政策执行全受掣肘。更致命的是，他对军方的异动毫无应对之力：1979年12月12日，全斗焕发动“12·12肃军政变”，以“调查朴正熙遇刺案”为名逮捕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彻底掌控军权。消息传到青瓦台时，崔圭夏正在批阅经济报告，他愣了半晌，最终只对秘书说了句“知道了”——没有军队支持，没有政党后盾，他连抗议的底气都没有。

1980年的“汉城之春”，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年春天，压抑多年的民主运动席卷韩国，学生与民众走上街头，要求废除戒严、实现直选。崔圭夏陷入两难：顺应民意则会得罪军方，镇压抗议又违背自己的政治初心。他曾秘密召见民主人士商议妥协方案，却被全斗焕的情报系统截获信息。5月17日，全斗焕绕开总统，直接在全国颁布戒严令，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坦克再次开进汉城街头。崔圭夏得知后，冲进国防部办公室质问全斗焕，得到的却是冰冷的回应：“总统阁下只需负责礼仪性事务，维持秩序是军方的责任。”

光州事件的爆发，彻底暴露了他的“傀儡”本质。1980年5月18日，光州民众因反对戒严与军队发生冲突，全斗焕下令戒严军武力镇压，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当消息传到青瓦台，崔圭夏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试图推动停火，却发现内阁成员要么沉默不语，要么直接起身离席——所有人都明白，真正的权力早已不在青瓦台。5月25日，全斗焕甚至逼迫他前往光州“安抚民众”，让他以总统之名劝说抗议者“放下武器”。站在光州道厅前，面对民众愤怒的目光，崔圭夏张了张嘴，最终只说出一句“请相信政府”，话音未落便被嘘声淹没。那一刻，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早已沦为军方的“政治道具”。

1980年8月27日，崔圭夏的执政生涯走到了尽头。全斗焕通过“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施压，要求他“为国家稳定辞职”。当天下午，青瓦台的广播里传出他的辞职声明，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份公文：“为实现国民和解，我决定辞去总统职务。”没有仪式，没有送别，他收拾好自己的书籍和文件，独自走出青瓦台——从代行总统到正式卸任，不过短短10个月。卸任后不久，他便被全斗焕政权软禁，直到多年后才恢复自由，晚年闭门谢客，潜心整理外交文献，对那段执政经历绝口不提。

后世评价崔圭夏，总离不开“沉默”二字。有人说他是“懦弱的傀儡”，在威权与民主的较量中选择了妥协；也有人说他是“清醒的旁观者”，深知自己无力对抗军方，只能以退让避免更大的流血冲突。他的执政生涯没有留下传世政策，没有创造历史功绩，却成了韩国政治转型的重要注脚——他见证了朴正熙威权体制的崩塌，亲历了军方干政的蛮横，也目睹了民主运动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