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姨妈端着一盘清蒸鲈鱼，小心翼翼地放在老旧的八仙桌中央，热气带着鱼的鲜味和葱姜的香气，一下就钻进了我的鼻子里。

“小默，这鱼，你姨爹一大早去市场挑的，你看多新鲜。”

姨妈端着一盘清蒸鲈鱼，小心翼翼地放在老旧的八仙桌中央，热气带着鱼的鲜味和葱姜的香气，一下就钻进了我的鼻子里。

我点点头，看着坐在对面的姨爹。他叫林建国，是个不爱说话的男人，一辈子都在和零件打交道，先是修自行车，后来进了工厂，手上总有一股淡淡的机油味。他只是朝我抬了抬下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就自顾自地倒了一小杯白酒，酒是那种最普通的二锅头，装在透明的玻璃瓶里，标签都有些褪色了。

我们住的这个老房子，是工厂分的家属楼，两室一厅，墙皮有些地方已经泛黄，沙发是姨妈结婚时的嫁妆，扶手的地方被磨得发亮，露出了里面的棉絮。

但就是这个地方，是我从八岁起，就认定的家。

那一年，爸妈在一场车祸里都没了。我记得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白得晃眼的墙壁，还有亲戚们围在一起，压低声音的讨论声。

我成了那个“包袱”。

大伯陈建军，当时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他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抽着烟说：“我这儿俩孩子，正是要花钱的时候，实在没地方，也没精力。”

小叔陈建民，那时候还没结婚，低着头，一个劲儿地搓着手，“哥，我……我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哪能带个孩子。”

他们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小石头，砸在我心里。

最后站出来的是姨妈，她是我妈唯一的妹妹。她一把将我搂在怀里，对她丈夫，也就是我姨爹说：“建国，我们带小默走。”

姨爹当时什么都没说，他掐灭了手里的烟，走到我面前，用他那双粗糙的大手摸了摸我的头，然后牵起我的手。他的手掌很硬，但是很暖。

从那天起，我就姓陈，但我的家，姓林。

今年我三十岁了，做建筑设计，工作还算顺利，攒了些钱。姨爹前年退休了，身体不太好，尤其是腿脚，这栋没有电梯的六楼，他每天上下都有些吃力。

我给他们二老，在离公园不远的一个新小区，买了一套两居室，带电梯，有暖气，阳台能晒到一整天的太阳。

“姨爹，姨妈，下周末，我们就搬家。”我夹了一筷子鱼肉，放到姨爹碗里。

姨妈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她转过身去，假装在擦桌子。

姨爹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眶里，有东西在闪。

我知道，他懂。我们之间，很多话，从来都不需要说出口。

这本该是我们一家人，最安稳，最幸福的时刻。我以为过去那二十二年的时光，已经把那些不愉快的人和事，都冲刷得干干净净。

我以为的，只是我以为。

给姨妈他们办完新房手续的第三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一个有些沙哑，又带着点刻意熟络的声音响了起来。

“是……是小默吧？”

我的手僵了一下。这个声音，像是从一个被尘封了二十多年的旧箱子里钻出来的，带着一股子霉味和时光的锈迹。

“我是你大伯。”

我没说话，听着电话里传来的电流声，脑子里一片空白。大伯，陈建军。这个称呼，我已经二十二年没有叫出口了。

“小默啊，听说你出息了，在城里买了新房子，给你姨妈他们住。”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我分辨不清的情绪，像是感慨，又像是试探。

消息传得真快。我心里掠过一丝不快。

“你这孩子，真是懂事，有孝心。你爸在天有灵，也该欣慰了。”他自顾自地说着，好像我们之间那二十多年的空白，从来不存在一样。

我捏着手机，走到阳台上，外面的风有些凉，吹得我稍微清醒了一点。

“有事吗？”我的声音很平静，甚至有些冷。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是一声叹息，“小默，你别怪大伯。当年……当年家里也确实困难。你小叔那时候也没个正经工作，我那小卖部，也就挣个嚼谷。我们也是有心无力啊。”

他开始解释，用“困难”和“有心无力”这两个词，轻飘飘地就想把那段沉重的过去给揭过去。

我没有接话，静静地听着。我知道，这通电话，绝不是为了叙旧和道歉。

果然，他话锋一转，“这个周末，你小叔也从外地回来了，我们想着，一家人，总该聚一聚。血浓于水嘛，打断骨头还连着筋。我们去看看你姨妈他们，也……也看看你。”

“一家人”，这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我觉得格外刺耳。

我的伦理困境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来了。一边，是二十二年不闻不问的血缘至亲；另一边，是给了我一个家的养育恩情。现在，前者打着“血浓于水”的旗号，要来分享我感恩的果实。

我该怎么做？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许久没有动。姨妈从厨房出来，看到我的脸色，关切地问：“小默，怎么了？谁的电话？”

“我大伯。”我说。

姨妈的表情瞬间凝固了，手里的抹布掉在了地上。她比我更清楚，那段过去意味着什么。

“他们……他们要干什么？”

“说要来看看你们，聚一聚。”

姨妈的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她是个心软的女人，当年我爸妈还在的时候，跟两个小叔子的关系也还过得去。她心里，或许还存留着一丝对“亲戚”这个词的念旧。

“小默，要不……就见见吧？”她犹豫着说，“毕竟是你爸的亲兄弟。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看着姨妈为难的样子，心里一阵烦躁。我知道她不是为了他们，她是为了我，怕我被人戳脊梁骨，说我“忘了本”。

这个“本”，我真的还认吗？

最终，我还是答应了。不是因为“血浓于水”，也不是因为原谅，只是不想让姨妈为难。

我选了一家不大不小的饭店，订了个包间。

周末那天，我先去接了姨妈和姨爹。姨爹一路上都板着脸，一言不发。我知道他心里不痛快，但他从不干涉我的决定，只是用沉默表达他的立场。

我们到的时候，大伯和小叔已经在了。

二十二年，足以改变很多东西。大伯陈建军的头发白了大半，肚子也凸了出来，有了生意人常见的油滑气。小叔陈建民则显得有些落魄，眼角的皱纹很深，看人的时候眼神有些躲闪。

他们看到我们进来，立刻站了起来，脸上堆着笑。

“大妹子，妹夫，快坐，快坐。”大伯热情地招呼着，好像我们是多年未见的至交。

姨妈勉强笑了笑。姨爹只是点了点头，就拉开椅子坐下了，自顾自地开始烫洗碗筷。

“小默，真是长大了，一表人才。”小叔搓着手，对我笑着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能点点头。

饭桌上的气氛很尴尬。大伯一直在找话题，说他儿子多有出息，说他这几年生意做得多不容易。小叔则在一旁附和，时不时地给我夹菜。

他们绝口不提当年。

那段被他们刻意遗忘的过去，就像房间里的一头大象，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见，却都假装它不存在。

酒过三巡，大伯的脸喝得通红，话也多了起来。

“小默啊，说真的，大伯心里有愧。”他突然话锋一转，声音也带上了几分哽咽，“当年我要是但凡有点办法，都不会让你去麻烦你姨妈家。你看你姨爹姨妈，把你养这么大，多不容易。我们做伯伯的，心里都记着呢。”

他说着，端起酒杯，“妹夫，我敬你一杯。你不是亲爹，胜似亲爹。我们陈家，欠你的。”

姨爹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端起面前的茶杯，跟他碰了一下，抿了一口。

放下酒杯，大伯的戏肉终于来了。

“不过话说回来，你姨爹姨妈年纪也大了，你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也辛苦。我们做长辈的，也该替你分担分担。”

他顿了顿，看着我，“你小叔家的你堂弟，叫陈浩的，你还记得吧？今年二十五了，谈了个对象，准备结婚，可这城里的房价……唉，首付还差那么一截。你小叔两口子，愁得头发都白了。”

小叔在一旁，适时地低下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心里“咯噔”一下，瞬间明白了。

原来铺垫了这么久，是为了这个。他们不是来道歉的，不是来叙旧的，他们是来“化缘”的。

我给姨爹姨妈买房子的事，在他们眼里，成了一个信号。一个我“有钱了”，并且“愿意为家人花钱”的信号。

现在，他们要来重新定义“家人”这个词的范围了。

我看着他们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配合得天衣无缝，心里一阵发冷。

“大伯，”我开口，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我给姨爹姨妈买房子，是因为他们养了我二十二年。我欠他们的。”

我的言下之意很明显：我不欠你们。

大伯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小叔的头埋得更低了。

包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姨妈见状，赶紧打圆场：“建军，建民，孩子刚工作没几年，压力也大。陈浩的事，我们再慢慢想办法。”

“大妹子，你这话说的。”大伯的脸色沉了下来，带着一丝被冒犯的愠怒，“我们不是来要钱的。我就是觉得，小默现在有能力了，帮衬一下自家的弟弟，不是应该的吗？这叫亲情，叫本分！”

“本分？”我几乎要笑出声来。

“我八岁那年，你们的本分在哪里？”我终于还是没忍住，问了出来。

这句话像一把锥子，瞬间刺破了那层虚伪的温情。

大伯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啪”地一下把筷子拍在桌上，“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我们那是没办法！你以为我们心里就好受吗？我们那是穷！你现在有钱了，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开始记恨我们了？”

他把当年的遗弃，归结于“穷”。把我的质问，定义为“记恨”。

他甚至开始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指责我，“陈默，我告诉你，做人不能忘本！你身上流着的是我们陈家的血！你给你姨爹买房子，我们没话说，那是报恩。但你堂弟是你的亲弟弟，你拉他一把，天经地义！”

我看着他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的嘴唇，突然觉得很没意思。

这场鸿门宴，从头到尾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道德绑架。他们用“血缘”做绳索，用“本分”做枷锁，想把我牢牢套住。

我第一次具体地感受到了这个伦理难题的沉重压力。它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不是见与不见，帮与不帮。它是一张巨大的网，牵扯着过去、现在、人情、道德，还有我自己内心深处那道从未愈合的伤疤。

那顿饭，不欢而散。

回去的路上，车里一片死寂。姨妈不停地叹气，姨爹则一直看着窗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那次见面之后，我的生活彻底被打乱了。

大伯和小叔的电话开始轮番轰炸。起初还是旁敲侧击，说陈浩的对象家里催得紧，说小叔两口子为此吃不下睡不着。

我一概用“我手头也紧”来搪塞。

他们见软的不行，就开始来硬的。

大伯在电话里，声音严厉了许多，“陈默，你别不识好歹。我们好声好气跟你商量，是看在你爸的面子上。你要是真这么绝情，就别怪我们把这事儿拿到外面去说。我们倒要让街坊邻居，让你们单位的领导同事都评评理，看看一个飞黄腾达的侄子，是怎么对待自己穷苦的叔伯和弟弟的！”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他们要毁掉我的名声，毁掉我辛苦建立起来的体面生活。

我感到一阵窒息。原来所谓的亲情，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可以用来交换利益的筹码。

小叔则换了一种方式，他开始打悲情牌。

他会给我发很长的短信，细数他这些年的不容易，说自己没本事，对不起儿子，对不起陈家的列祖列宗。字里行间，都在暗示，我这个有本事的侄子，是他唯一的希望。

更让我难受的是，他们开始去骚扰姨妈。

姨妈心软，耳根子也软。他们不去新房子，就守在老房子的楼下。姨妈买个菜回来，都能被他们堵住。

他们不对姨妈恶语相向，反而客客气气，一口一个“大妹子”，说自己不是来为难她的，只是想让她帮忙劝劝我，“孩子年轻，不懂事，容易钻牛角尖，还是长辈的话能听进去。”

姨妈被他们搅得心神不宁，跟我说话时，总是欲言又止。

“小默，要不……就稍微帮衬一点？”她终于还是开了口，话说得小心翼翼，“不是大钱，就……就当是为你爸，全了这份情面。不然他们总这么闹，也不是个事。”

我理解姨妈，她一辈子与人为善，最怕的就是这种撕破脸的纠纷。她想息事宁人。

可我心里的那道坎，过不去。

那不是钱的问题。如果他们当年哪怕只是来看过我一次，哪怕只是打过一个电话问我过得好不好，今天他们开口，我或许都不会这么抗拒。

可他们没有。他们在我最需要亲情的时候，选择了消失。现在，他们却要我为这份从未存在过的亲情买单。

凭什么？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变得很焦躁。白天在公司，对着电脑屏幕上的图纸，脑子里却全是他们那些或威胁或哀求的话。晚上回到家，面对空荡荡的房间，那种被撕扯的感觉就愈发强烈。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我不再是被动地承受痛苦和纠结，我开始反复地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要平静的生活，想要守护好姨妈和姨爹，想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可这三者，似乎变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

满足了叔伯，姨爹姨妈会怎么想？他们嘴上不说，心里会舒服吗？我自己的委屈又该如何安放？

可若是不满足他们，他们就会像附骨之疽，不停地骚扰我们，让所有人都不得安宁。

我感觉自己被困在了一个死胡同里。

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努力工作，孝顺长辈，我做错了什么？

脑海里反复回想着大伯的那句话：“你身上流着的是我们陈家的血。”

血缘，真的就那么重要吗？重要到可以抹杀二十二年的养育之恩，可以无视二十二年的冷漠与遗弃？

我感到迷茫。我一直以来坚信的“恩情大于血缘”的准则，在现实的拉扯下，似乎变得不堪一击。

我需要一个答案。一个能说服我自己的答案。

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请了几天假，没有告诉任何人，一个人开车回了老家。那个我出生、成长，然后又仓皇逃离的小镇。

二十多年过去，小镇的变化很大，但那条通往我旧家的路，还依稀是记忆中的样子。路两旁的白杨树，长得更高更粗了。

我的老房子，已经没人住了。院子里的杂草长得有一人高，红色的木门油漆剥落，露出里面腐朽的木头。我隔着生锈的铁锁，往里望了望，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

我没有进去，只是在门口站了很久。

然后，我去了镇子后面的公墓，爸妈就葬在那里。

他们的墓碑很干净，我知道，这些年姨妈和姨爹每年都会回来清扫。我跪在墓前，把带来的白菊花放下，看着墓碑上他们年轻的黑白照片，心里五味杂陈。

“爸，妈，我该怎么办？”我在心里问。

没有人能回答我。只有风吹过松树林，发出呜呜的声响。

我在镇上找了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了镇上最老的那片居民区。我想去找一个人，王奶奶。她是我家以前的邻居，一个看着我长大的老人。

我凭着记忆，找到了那栋熟悉的二层小楼。

很幸运，王奶奶还在。她已经快八十岁了，头发全白了，但精神还很好。她看到我，愣了半天，才试探着叫出我的小名：“是……默娃子？”

我点点头，眼眶有些发热。

王奶奶拉着我进屋，给我倒水，拿出水果，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长大了，长这么大了，跟你爸年轻时候一个样。”

我们聊了很久，聊我的工作，聊姨妈和姨爹的身体。

最后，我还是忍不住，问起了当年的事。我问她，我大伯和小叔，当年是不是真的那么困难。

王奶奶听完我的问题，沉默了。她浑浊的眼睛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怜悯。

她叹了口气，说：“默娃子，有些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你现在过得好，就行了。”

她越是这么说，我心里就越是觉得不对劲。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王奶奶才犹豫着，说出了一段我从未知道的往事。

“你爸妈出事那会儿，那辆车的单位，是赔了一笔钱的。”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钱不多，在当年，也就万把块钱。但对普通人家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了。”王奶奶的声音很低，“那笔钱，是你大伯和你小叔去领的。他们说，你是小孩，不懂事，他们是你的监护人，先替你保管着。”

“领了钱，他们兄弟俩就合计。你大伯说，他家孩子多，正是用钱的时候。你小叔说，他要攒钱娶媳妇。他们说，这钱，就当是你爸妈留给他们兄弟的，至于你……他们说你姨妈家条件好一些，肯定会管你的。”

王奶奶看着我，眼神里满是心疼，“后来，那笔钱，他们俩给分了。然后，他们就再也没提过这事，也再也没管过你了。”

轰的一声，我的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不只是“有心无力”，不只是因为“穷”。

他们不是单纯地遗弃了我，他们是在拿走了我父母用生命换来的最后一笔钱之后，才心安理得地遗弃了我。

那笔钱，在九十年代初，一万块钱，足够在一个小镇上，为一个孤儿的生活，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可他们，我的亲叔伯，却用那笔钱，一个扩建了他的小卖部，一个娶上了媳妇。

他们的人生，是踩在我父母的骨血上，才往前走了一步。

我一直以为，他们只是自私和懦弱。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他们的骨子里，是彻头彻尾的贪婪和冷血。

我之前所有的纠结、迷茫、甚至那一丝丝残存的，想要为姨妈息事宁人的念头，在这一刻，都显得那么可笑。

我坐在王奶奶家的小板凳上，全身冰冷，手脚都在发麻。我感觉自己像个傻子，一个被蒙在鼓里二十多年的傻子。

我所珍视的“血缘”，那个他们用来绑架我的最后一道枷锁，原来从一开始，就是用谎言和背叛铸就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王奶奶家的。

我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小镇的街上转。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路灯一盏盏亮起，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把车停在河边，走下车，点了一支烟。

河水在夜色中静静地流淌，映着对岸零星的灯火。我的心，却像被扔进了一台绞肉机，疼得血肉模糊。

二十二年来，我刻意不去想那段过去，我告诉自己，要向前看，要感恩现在拥有的一切。我以为我已经放下了。

可这个残酷的真相，像一把生了锈的刀，狠狠地捅进了我旧时的伤口，然后用尽全力地搅动。

我恨吗？

我不知道。那一刻，我感觉不到恨，也感觉不到愤怒。我只感到一种巨大的，无边无际的荒谬和悲凉。

原来我纠结了那么久的问题，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算问题。他们从一开始就算计得清清楚楚。

我掏出手机，翻出大伯和小叔的号码，我想打电话过去，把一切都撕开，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可我的手指悬在屏幕上，却怎么也按不下去。

质问了，又能怎么样呢？

他们会承认吗？他们只会说王奶奶是胡说八道，是挑拨离间。他们会把一切都推得干干净净。

就算他们承认了，又能怎么样呢？能换回我父母的命吗？能弥补我这二十二年缺失的父爱母爱吗？

不能。

什么都不能。

我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泥潭，和他们进行一场歇斯底里的，毫无意义的争吵。

夜越来越深，风也越来越冷。我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孤独得像一个漂浮在宇宙里的尘埃。

我所坚守的一切，似乎都崩塌了。

就在我被这种绝望的情绪吞没时，手机突然响了。

是姨爹。

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姨爹”两个字，犹豫了很久，才接通。

“喂。”我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小默，在哪儿呢？”姨爹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沉稳，听不出什么情绪。

“……在外面，有点事。”

“嗯。”他应了一声，电话那头沉默了。我能听到他那边有电视的声音，是新闻联播的片尾曲。

我以为他就要挂了。

可他却突然又开口了，他说：“小默，天黑了就回家。饭在锅里，给你温着。”

就是这么一句，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话。

像一道暖流，瞬间击穿了我心里那层厚厚的冰壳。

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汹涌而出。

我蹲在河边，像个孩子一样，泣不成声。

回家。

饭在锅里。

这两个词，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咒语。它瞬间就驱散了我所有的孤独、迷茫和绝望。

是啊，我纠结什么呢？我痛苦什么呢？

那些人，那些事，重要吗？

他们拿走了钱，他们抛弃了我，可他们也把我推向了真正爱我的人身边。

是姨爹和姨妈，给了我一个家。是他们，在我发烧的夜里，用酒精一遍遍擦我的额头；是他们，在我第一次考砸了数学，笨拙地安慰我“没事，下次努力”；是他们，在我上大学的第一个月，省吃俭用，给我寄来了厚厚的生活费。

他们给我的，是那区区一万块钱，永远也买不来的东西。

是爱，是陪伴，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缺席的守护。

家是什么？

家不是一个姓氏，不是一本户口簿，也不是那点可笑的血缘关系。

家是那个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多晚，都永远为你亮着一盏灯，温着一锅饭的地方。

我的家，在林建国和林秀英那里。

我的根，早就从陈家的那片烂泥地里拔了出来，深深地扎进了林家的土壤里，并且开出了花。

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那块压了二十多年的巨石，终于被彻底搬开了。

我擦干眼泪，对着电话说：“姨爹，我马上回来。”

那一刻，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平静和清明。

我不再恨了。因为恨，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他们不配。

我也不再纠结了。因为我的世界里，谁是家人，谁是路人，我已经分得清清楚楚。

我开着车，连夜从老家回到了城里。

第二天，我主动给大伯打了个电话，约他和二叔见面，就我们三个人。

地点还是上次那家饭店，还是那个包间。

他们来的时候，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得意。他们大概以为，是我终于想通了，要妥协了。

我没有点菜，只是给他们俩各倒了一杯茶。

“小默，想通了就好。”大伯呷了口茶，一副长辈的口吻，“一家人，没什么说不开的。你帮了陈浩，就是帮了我们陈家。”

我看着他，平静地说：“大伯，我回了趟老家。”

他的手，端着茶杯，在半空中停顿了一下。小叔的眼神也开始闪烁。

“我见了王奶奶。”

我话音刚落，大伯的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

我没有给他们辩解的机会，继续说：“我都知道了。关于那笔钱的事。”

包间里死一般的寂静。

大伯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小叔则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

他们的反应，已经证实了一切。

我从包里，拿出了一张银行卡，推到桌子中央。

“这里面有十万块钱。”

他们俩的眼睛，同时亮了一下，闪过一丝贪婪。

“但这钱，不是给你们的。”我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这钱，是替我爸妈，还给你们的。就当是……买断我们之间这层关系的费用吧。”

大伯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从今天起，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之间，除了那个姓氏，再无任何关系。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更不要去打扰我姨妈和姨爹的生活。”

“卡里的钱，你们拿去，是给陈浩结婚也好，是你们自己分了也好，都随你们。密码是六个零。”

“这算是我，作为陈家的子孙，为我爸妈，为我自己，做的最后一件事。从此以后，我们两清了。”

说完，我没有再看他们一眼，转身就走。

身后传来大伯气急败坏的声音：“陈默！你这个……你这个不孝子！你……”

后面的话，我没听清，也不想听了。

我走出了饭店，外面的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胸口从未有过的轻松。

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开车去了姨妈他们的新家。

房子已经基本收拾好了，姨妈正在阳台上，给几盆新买的绿萝浇水。姨爹则拿着个工具箱，在检查厨房里一个柜子的门合页，嘴里还叼着根没点燃的烟。

看到我来，姨妈笑着说：“小默，快来看，这太阳多好，晒得人骨头都舒坦了。”

我走过去，看着姨爹专注地拧着螺丝。他的手还是那么稳，手指上布满了老茧，指甲缝里还有些洗不掉的黑渍。

就是这双手，在我小时候，为我做过木头枪，修过无数次掉链子的自行车，在我发烧的时候，贴在我额头上试探温度。

我走过去，从工具箱里，拿出了一把更合适的十字螺丝刀，递给他。

他愣了一下，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我笑了笑。

他接过螺丝刀，没说话，低头继续干活。

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窗洒进来，在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有阳光的味道，有泥土和绿植的清新，还有这个家里，独有的，让我心安的味道。

我知道，我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血缘或许决定了我们的起点，但爱与责任，才决定了我们最终的家人是谁。

我的人生，从这一天起，才算真正地，重新开始了。

来源：咏儿情感一点号